李安的電影,談生命在最底層面臨的難體、談每個最難開口的脆弱。他在世界影壇獲獎無數,我們總說李安是台灣人的驕傲,而李安又是怎麼看台灣人呢?聽聽李安說,當我們身處這樣外界會不斷給你東西的時代,該怎麼拿、比捨更重要。(推薦閱讀:

李安

從容深邃,寧靜致遠,部部作品跨越文化,直達人心。唯一兩度榮獲奧斯卡金像獎之華人導演。


(圖片提供.電影委員會/汪德範攝影)——出自陳文茜時報出版《我害怕‧成功》

「與其說我的成功是從脆弱開始,不如說我很勇敢面對我的脆弱!我不在乎把它拿出來,也因為從事藝術的我有這種真誠,所以才會動人!」─李安

陳文茜: 中國男人通常不談自己的脆弱,但李安認為很多脆弱時刻,讓他找到了力量,看見了某些溫暖。他把自己放得非常低,有一種中國文明裡特殊的謙虛,以及任何文明裡都欠缺的包容、忍耐和脆弱。在脆和弱的不同概念裡,他提示了每個不同生命所面臨的難題,變成了最會說別人故事的人,某種程度也將自己的人生故事處理的極好。為什麼你覺得脆弱對你那麼重要?

李 安: 大家看到我都是風光的一面,當然我也想表現風光的一面,尤其是在台上時,因為我發覺不僅能給大家很多鼓勵,也能給社會正面能量,不光是我自己好面子。事實上,我經過很多失敗,脆弱是我的本質,但不曉得為什麼我用戲劇的方式反而表現了我的強項,成為一個成功的示範。

與其說我的成功是從脆弱開始,不如說我很勇敢面對我的脆弱!我不在乎把它拿出來,也因為從事藝術的我有這種真誠,所以才會動人!我因為自己脆弱,所以很能同情別人的脆弱。而戲劇是檢驗人性、哪壺不開提哪壺的藝術,強的東西不太容易動人,你脆弱時,大家就會替你著急,幫你演戲,而這時是最動人的。我常跟演員說:「如果你表現這麼多,根本就不需要同情,你的作用是讓別人幫你著急,幫你演戲,因為你再怎麼演,也沒有觀眾的腦筋演得好。」同樣的道理,我想我很受大家喜歡,可能跟我的樣子不是很強硬有很大的關係。

我小時候是個非常瘦弱、容易害怕、容易哭的人,從小碰到什麼事都要哭,一年級時,我每天至少要哭一次,很容易被東西嚇哭,是很沒有用的一個人。看電影如果是哭戲,我會哭到整個戲院都在笑說:「你看,那個小朋友哭得好好玩!」而我還是停不住抽泣。小時候,我就對很多事很有同情心,但也因為我很瘦小,所以常常很害怕。我在花蓮師範附小時,有我怕的事情;到了台南也因為我不會講台灣話,而且台南公園國小又是大學校,在這樣一個本省的陌生環境,我常常很害怕。(延伸閱讀:

初中成長期,我個子特別小,初一大概是一百三十幾公分,高中才過了一百六十公分。到了高中更糟糕,我父親是校長,但我還是很害怕,不曉得在怕什麼,書也念得不是很好,本心是個很脆弱、很乖的小孩,從來不敢反抗。不過,也不知道為什麼到了四十多歲以後,我竟拍一些別人不敢拍的東西,就是很喜歡!上手一個片子以後,才發覺很可怕,而我就是每天把該做的工作做好。

電影有兩件事對我來說很奇怪,第一,電影對我很簡單,不知道為什麼別人做得那麼吃力,像我在電影學校時,不太會講英文,但不曉得為什麼我一做電影,大家都會聽我的話。學校畢業以後,有一部台視電視劇願意讓我去打燈,不管我是打燈、打雜,或是在紐約拍片,從早上開始到下午,我就變成導演,每個人都聽我的。

而且我的脾氣很好,很少發脾氣,很認真做我的事,不太能夠罵人,因為大家都拚命給我想要的東西!我遇到很多感人的故事,甚至有五代、二十年不講話的家庭聚合起來一起幫我,這種事情一再的發生。台中市、台北市也很幫我,我在台中時,每個人都在看我要什麼。我的職業很奇怪,大家每天都會來問:「你要什麼?」無形中,我做出一些大家覺得很不可思議的成績。

其實在拍「理性與感性」那部電影時,我一個英文句子都還講不全,但手上卻有英國最好的文學作品、卡司,包括皇家莎士比亞劇團、劍橋、牛津畢業最頂尖的人,平常都不可能講上話,可是我也因此更注意他們的表情,也把它拍出來,還提名七項奧斯卡,事情就這樣一直發生。我常常拍完以後,有一種不可承受之重的感覺,所以,我的人生其實很矛盾,但後來我也認命了,覺得你們喜歡就喜歡吧!

陳文茜: 很多跟你有類似機遇的人,雖然也有謙虛的一面,可是久了,往往會覺得時代對不起他、政府對不起他,認為自己懷才不遇,只有憤世嫉俗的面向,為什麼你沒有?當然你現在不需要,可是你四十歲之前,很需要,也有可能有這樣的想法,為什麼你沒有?

李 安: 我不曉得那是我的優點,還是缺點,以前我也曾被女朋友甩過,在當兵的最後一個月收到分手信,也就是被兵變。有兩個月我真的很生氣,因為在高雄海邊當兵沒有別的事,但過了兩個月,我就覺得她很可憐,一個人在外面發生了變化,不曉得怎麼辦,所以我後來一點也沒有恨她,因為我大概也不太有能力去恨別人,或真的生氣超過兩個月。(推薦閱讀:


圖片提供.電影委員會/汪德範攝影)——出自陳文茜時報出版《我害怕‧成功》

「當我很忘我時,會有很大的力量,而那是上天、公眾給我的力量以及我的天分,所以,我必須相信自己。」 ─李安 

 

 

我在生氣的逆境裡有時會找到同情,覺得如果不愛或不原諒別人,都不是誰對誰錯的問題,生氣只是別人要做的事跟我們相撞,所以不應該有恨意。恨一件事情時,受最大傷害的其實是自己,不是所恨的人,所以生氣就可以了,不必做很激烈的舉動!而正好我可以做的事情也是「君子報仇,三年不晚」,很多仇我都報到了,但不是我自己去報的,是後來事實證明我正好有這個命。

陳文茜: 我很好奇,你一直在西方、東方間來來回回,在不同的題材裡,不停的轉換自己,但東方或家鄉,為什麼使你那麼脆弱?

李 安: 就像小孩和父母的關係四、五歲就決定了,因為你生出時是脆弱的,完全需要父母,力量的交流只有單方向,包括小孩對父母的需求、父母對小孩的管教,父母不給你喝奶,你就不行了。你那麼小,父母那麼大,他照顧你、管教你,所以,很多事情就會變得根深柢固,好像電腦晶片插在你的後腦,或者像機器人,放了一樣東西,你就知道「不能傷害主人」。

我覺得我們已經被程式化,就是滋潤你、成長你的環境,不管是好的經驗、壞的經驗,都會深深影響你,逐漸變成我們心裡因素的一部分,你沒辦法選擇,也沒辦法抗衡,這也是我們最脆弱的一點。家鄉對我就是這樣,我沒辦法解釋我為什麼怕爸爸,等到我比他還要強壯、還有名時,我不但怕他,還怕傷到他的感情。也很難解釋我跟母親為什麼會有那些感覺,現在我對孩子也有那種感覺,對家鄉我就是會有這種情緒在裡面。

在我們十幾歲、茁壯以前, 也就是我還是學生時, 看伯格曼(Ernst Ingmar Bergman)的電影,到後來見到他時,有種感覺說不出來,他叫我做什麼,就去做,對不對都沒辦法說清楚,好像自己就該如此。對家鄉也是有這種感情,當你成長了,開始拍片,可能不會服氣那些人,但當你還很純真、很弱時,吸引進來的東西是沒辦法改變的,那是你先天的一部分,我想我對台灣、對家鄉的感覺就是這樣子。把那些拿出來去破解、戲劇化,對我來講很難。你要衡量,做為藝術呈現,面對觀眾,你是否必須公平、真誠,但那時就很難受,內傷比較重,而美國或英國的東西就沒有這種感覺。(推薦閱讀:

陳文茜: 你這麼愛故鄉、愛台灣,在奧斯卡金像獎得獎時刻,謝謝台灣、謝謝台中,對故鄉的感情那麼深,既複雜又糾結、脆弱,但是,你選擇在美國,而且也知道如果你要在世界的電影占有一席之地,要把基礎放在紐約、好萊塢。對很多人來說,這是兩個不同的結論,你會不會告訴年輕人,愈愛故鄉,不見得要留在故鄉,可以大膽走出去,不管走出來的答案、地點,只需要勇敢的去闖蕩,故鄉永遠都會等待你回來,給你很好的擁抱,就像媽媽一樣?因為台灣現在有很多年輕人很懼怕走出去,你可不可以談談這個部分?


(圖片提供.電影委員會/汪德範攝影)——出自陳文茜時報出版《我害怕‧成功》

「李安把自己放得非常低。在脆和弱的不同概念裡,他提示了每個不同生命所面臨的難題,變成了最會說別人故事的人,某種程度也將自己的人生故事處理的極好。」

李 安: 我很害怕大家說「我很愛台灣」,其實壓力好重。不管是愛國、愛鄉,嘴巴講已經讓我覺得很不自然,因為愛家鄉是很自然的事,不需要講,你本來就會。拿出來講時,很可能是家鄉有問題,或是你有問題!這是真心話,不是謙虛,每次聽到「李安愛台灣」、「台灣愛李安」,就會覺得好緊張。像美國開始講「愛國主義」時,就是國家開始出現問題,會考慮是不是還要住在這邊。所以,每次大家講「愛國」或「愛鄉」時,我都會有點緊張,感覺有什麼不對勁。

當初留在美國並不是計劃中的事,說來話長,我的書裡都有寫,是一步一步走到美國,後來我出名了,回到台灣,短期間感受到很多愛,時間一長,也受不了,真的很難在這邊生活,因為我可能一條街都走不過去,大家都要找我照相,而我真的想做的事就是拍電影。我應該做的事在紐約反倒比較自由,可以創作,也有我的工作班底,而且紐約是世界的瞳孔,各地資訊都看得到。我既然在那邊建立了我的家、工作關係以及工作室,在那邊生活就會比較正常。

父親小時候曾告訴我一個故事,他說有一個很有錢的員外,每天吃一隻蹄膀,有一天有個工人走過,說:「要是每天都能吃個蹄膀多好?」因為講的太大聲了,被員外聽到,員外就說:「你過來,你說每天吃蹄膀很好嗎?好,我現在每天做蹄膀給你吃,你吃看看!」結果吃了一個月,工人也說受不了。有時,我就有這種感覺,在台灣接受很多的愛,多到我自己也承受不了,所以我在外面生活,短期回來,像做主,又像做客,非常甜美,台灣人真的對我很好,通常到好萊塢或到奧斯卡都會受到很多本國人的敵意。(延伸閱讀:

陳文茜: 你有非常大量的閱讀嗎?

李 安: 沒有,我讀書很慢,這個部分我要澄清一下,大家說我什麼都能拍,好像我是學者一樣,電影就是皮毛,我這個人很奇怪,如果跟拍片沒有關係的,就會很懶,下部片和中東有關係,就突然對中東很有興趣,我的研讀也不是靠槍手,但有人會幫我做書摘,讓我知道怎麼進入那個世界,進入以後,大概就能分辨好壞,這點我是滿厲害的。

陳文茜: 你告訴我你的下一部片是連續劇,內容跟中東有關,你怎麼去準備一個完全不同題材的片子?

李 安: 我會需要簡單看一下中東歷史的摘錄,然後再看看怎麼深入,再將和我劇情有關的部分找出來。現在我們光知道那邊殺戮不斷,背景如何都不清楚,研究後,我就能分辨好壞真假,當然這裡面有一些規則,就是拍一個東西要講什麼,這個原則我知道,做一些片子後,我抓得還滿快。例如,今天若要拍一部和「市長」有關的片子,經過兩個月的研究思索,我做出來的可能比別人還像,我就是有這個本事。電影其實是一個皮毛,不需要深入到像學者那樣,而我能分辨其中的好壞,也就是戲劇上需要的部分,讓大家看電影時能夠投入,對我來講也就夠了,只要大家問問題時,問不倒我就可以了,一旦拍完後,我就一點興趣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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