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張鐵志,他有許多身份,他的第一本書《聲音與憤怒》已是中文搖滾書寫的經典;他曾任香港《號外》總編輯,重磅地增添雜誌厚度與高度;他是社運現場的熟悉面孔,抗爭的同時不忘參與文化實驗,從閱樂書店再到政問的影視革新,他一直是時代的默默推手,而他這樣說,想用思想改變世界,要在時代現場書寫與見證著這個時代。

吉他大力刷下,鼓敲下重拍,貝斯節奏躁動,主唱拋出清亮嗓音,搖滾樂用力高舉更顛覆的年代想像,你閉起眼睛,感覺體內火焰,你問自己,能不能做個更自由的人?

張鐵志一身白襯衫牛仔褲踏進女人迷樂園,我耳邊響起搖滾樂。

二十年,他血脈熱騰,秉持搖滾精神,推動時代與文化的交互對話,不當時代的旁觀者,不是象牙塔的學者,不做書房的評論家,走入群眾,他在時代現場書寫時代,以行動實驗奔放可能。

04 年,他出版第一本書《聲音與憤怒:搖滾樂可以改變世界嗎? 》,是問句也是行動;07 年《反叛的凝視》,召喚六零年代的反叛份子與抗爭典範;10 年《時代的噪音》來得是時候,顛覆與獨立精神暗潮洶湧;16 年末,他梳理文化評論集《燃燒的年代:獨立文化、青年世代與公共精神》,他說這本書早該寫,一直欠著,這可是我們活著的這時代。

他一路寫,從西方的反叛作用力望向東方的獨立現在式,孵育出實驗性強的行動代號。他說,文化打造這路固然很長,但我不寂寞,我是很幸運,一路做獨立寫作者,寫到今天。

聽他說話,我明白他頑固卻自由的精神核心,他行經之處,中國、香港、台灣,正百花盛放。

燃燒的年代,燃燒的人群

從新書《燃燒的年代》聊起,他笑說名字輾轉換過幾次,原先定名《重新想像時代的文化》,後來是太太起了《燃燒的年代》名字,切合書中精神。

書中拆出三個時代子題:獨立文化、青年世代、公共精神,從台灣、中國到香港,都貫徹這樣的時代關鍵字。張鐵志懷有情目光,說起台灣,「台灣這幾年,最大的變化是新舊典範轉移。從太陽花世代到新的政黨版圖出現,再到獨立文化工作者出現,有越來越多返鄉青年。音樂上也是,15 到 16 年,從滅火器到舒米恩,連續兩年獨立音樂拿下年度最佳歌曲。」

他目光敏銳,對台灣用情至深,接著說,「獨立文化跟青年世代關係密切,年輕人渴望自我實踐,與其賣命給大企業,人們更渴望釋放內在價值,體現在想做的事情上。」

「確實回到一點馬克思主義吧。馬克思批評為他人賣命是異化,頌揚更傳統的手作實踐。與其做生產線的一個環節,不如體現個人生命的精神。許多人批判小確幸,我倒覺得年輕人是走一條新的自我實踐道路。」他笑著說,手作的獨立精神,催生新的商業模式。政治、商業、文化,都可見獨立精神的萌芽。獨立現象結合公共精神,強調開放與共享,帶給時代新的養分。(推薦閱讀:

獨立文化、青年世代、公共精神三個關鍵字,互生互構,牽繫時代走往更豐沛可能,張鐵志之所以寫,是為了批評與拆解現在的文化現象,更是為了提出活潑的可能性。「台灣這幾年變化很快,現在正是高潮,也適合停下來反思與回顧這幾年的進程。」

聊起寫作,鐵志的目光很熱,字句用力,我替他再倒一杯水,他說,還有一個獨立,是自己獨立寫作者的身份,他喝了一口水,說起故事,我聽得入神。

敲打社會,我要像搖滾那樣寫下去

獨立精神,一路追溯,鐵志確實反骨。大學沒選最保障出路的台大法律,選了政治系,他說不為什麼,我想有更多自由。

「18 歲以前,我是外省眷村小孩,家裡很藍,我是典型黨國教育的孩子,直到上大學,遇上大陸社,給了我許多自由養分。」走進大陸社,學長姐是范雲、藍佩嘉、鄭文燦,台獨當時是禁忌,他就花許多時間思考、鑽研歷史、參與學運。

回想起來,那大概是起點,體內有某個東西慢慢被勾引出來,定睛一看,是一把燃燒的火。他確定,自己想用知識思想改變世界。

02 年,他赴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政治所博士,04 年,《聲音與憤怒》出版,主流媒體邀他寫專欄,他覺得有意思,用寫作介入台灣當時貧乏的公共領域,想把知識性的東西,一路帶進公共領域的重建,那時評論還少,他就埋頭寫,沒人敢談中國與香港的人權問題,他偏要寫,照亮暗處議題。

到 08 年,他的評論散見各處,用知識核心衝撞社會,他在台灣寫評論也參與社運現場,經常問自己,博士還是不是他要走的路?「我念博士,是為了對知識的追求,積累知識是為了改變世界。那些年,我發現,自己對敲打社會更有興趣,透過寫作,像啄木鳥一樣,直接地給社會提醒。」

離開哥大博班是賭,賭不同可能,放棄太理所當然的路。他說當時在美國看到些例子,就想試試用獨立寫作者的身份,追尋更多自我實踐。

他笑說,回想自己離開名校博士安穩的路,也挺搖滾的,透過實踐,反叛某種主流價值觀。他不知道工作去哪找,但他深信自己會實驗出人生可能。

我想起鮑伯狄倫說,「人們很少做他們相信對的事。人們選擇方便行事,接著後悔。」鐵志的人生,沒有貪圖秩序的方便,安穩的路固然好走,但是顛覆是為了活得更自由,像搖滾那樣。write like a rock 他說,只差沒比出搖滾手勢。

回到歷史現場,社運現場寫社運

我看到鐵志體內那把火一路燒下去,路上始見火光,「我的行動要跟寫作結合,我不做旁觀者,我要成為運動歷史的一部分。」他要做個在現場評論的人,在社運現場寫社運。

他一直跟歷史現場在一起。12 年,《號外》老闆找上他,邀他當總編,《號外》是八零年代香港特別標竿的雜誌,前衛體現香港式的美學品味,後來商業化多了,個性少了,希望鐵志以文化專長協助《號外》重回先鋒位置。

他想了想,17 年香港普選,這幾年香港政治定有重大變局,他一句廣東話都不識就到香港,身邊朋友笑說你可別漏氣。他一到就大刀闊斧,替時尚出名的《號外》增添文化底氣。

他花時間想,香港高度政治化的社會需要什麼?紮實把社會與文化議題引進《號外》,第二期就做同志議題,落標 Gay and proud.他沒想太多,只說香港值得一本有思想重量的雜誌,讓雜誌成為改變香港的一環。

「《號外》是本時尚文化雜誌,接觸的是最頂尖的品牌客戶,fashion shooting 我什麼也不懂,對我是很奇異的旅程。能做傳奇雜誌的總編輯,進而影響香港社會,我學習很多,也見證雨傘運動現場,眼見我們相信的一切正在發生。」(推薦閱讀:

在《號外》待了兩年半,15 年台灣即將大選,他想回台灣了,回到歷史現場。「《號外》成績不錯,但畢竟是別人的刊物,是別人的土地。我自己知道台灣媒體有些問題,於是想回來試試。」他要離開那時,港媒傷感報導,藝文界替他辦了餞別宴。

回頭看,這兩年半也是文化實驗吧,挑戰「香港容不下深文化雜誌」的偏見,接下來他要在台灣感受與實驗。「成形的大體制沒意思,我更希望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從零到一的做點事。」

那時,他遇上何榮幸,兩人對新媒體的理念和堅持相近,花了幾個月籌備,共同孵育《報導者》,用數位內容,滿足公民知的權利,與新世代對話,深化公共精神。(同場加映:

他也接下《政問》主持棒,開創政論節目的新可能。「台灣最差的就是影音媒體,很可惜,最多人看的東西居然最弱。」他言談犀利,行動溫柔,政問第三季,從出版到音樂七個面向,精談台灣文化的未來,提出重要的問題,找到重要的答案。

張鐵志回來台灣這一年,參與項目眾多,報導者與政問外,也任閱樂書店與數位時代顧問,以文化思維介入時代的精神,從未撼搖。他像奔騰巨浪,既是理想派也是行動派,他不等待,偏要投身。

彷彿這個島嶼不需要文化

我接著問,他怎麼看台灣現行文化?解構與重建有沒有什麼可行方向?

他搖搖頭,自嘲作為落選的文化局長,他清楚台灣文化政策的預算一向很低,社會並不成熟,幾次總統辯論裡,沒人提到文化政策,他既震驚也不震驚。

「許多人說,文化得要人們吃飽才來欣賞,兩黨都是拼經濟思維,我說那是對文化非常錯誤的理解,太理所當然的覺得其他事情更重要。但文化,是生活的創造力,左右城市的命脈,更是國家的靈魂。」

文化並非站在經濟的對立面,反倒是產業轉型的革新力度。張鐵志提出論述,台灣要走向經濟轉型,不再只是過往的硬體製造與代工思維,文化絕對是關鍵,否則只改了表面,仍欠底蘊。

不僅國家,城市尤是。亞洲萌生創意城市的火花,香港、日本、首爾、曼谷都有活潑風氣,台北更該重視。「城市要有競爭力,得有特色,舊的與新的兼有。一方面,城市不可能是單一的,要回到傳統歷史脈絡,所以文字保育、社區生活都很重要,必須保存與挖掘。另一方面,也要鼓勵新的東西出來,讓年輕的創意發生。」

他說台灣經常口號很會喊,說是文化立國,具體怎麼做,要帶到什麼方向,滋長什麼文化也不清楚,沒有方向感。面對中國崛起,整個文化創意產業也都焦慮。

徐徐望向中國,鐵志對台灣的文化發展,自有見解,無需焦慮。「我們要處理跟中國的關係,也要問自己有什麼。台灣適合生活,我們小,我們慢,我們靜,都是優勢。中國相較之下,錢多,市場浮躁,難以靜下心。台灣要珍惜自己的小與沈靜,這個優勢我們還有,能有多久不知道。」(同場加映:

《燃燒的年代》頭幾篇,他就替台灣為人詬病的小確幸翻案。無需欣羨誰的狼性,小確幸世代,其實是新時代價值的創造者,追求自我實踐的獨立精神,把事物做好做精,是已發展國家的趨勢。

信手捻來,底氣很足,文化養成,速成不來,鐵志願做多方嘗試,砸下時間的人。

時代的倖存者,成功不必在我

是對時代懷有使命感嗎?評論、出書、顧問、社運、主持、策劃、參與新媒體實踐,我見鐵志以文化運動為圓心,長出日常生活,揭竿起義,以文化奪權。

他笑說,「我沒什麼使命感,不過就是一個四十幾歲的大叔,體內有東西在燒,不做我就不爽快。我想更接近內在直覺吧,開創事情我才覺得有趣。」

劉克襄替《燃燒的年代》作序時寫,張鐵志像文化小太保,鐵志笑談有沒有這麼誇張,但確實很多大企業不敢用他,他都覺得困惑,自己不是特別叛逆,只是真有無法妥協的顛覆精神。

他持續理解時代,並試圖對困局提出解法,拋出行動,實驗把文化公共議題談得更深的機會,用貼近年輕人的表現美學,乘載嚴肅內容,做公共性的表達與傳遞。

他說,這一路走來,心情挺複雜。「有時覺得自己像時代的倖存者,我還年輕的 80 90 年代,台灣文化評論剛盛行;我開始執筆之時,正值平台崩壞,跟我同世代的人,很少人繼續以寫評論為志業,我覺得自己很幸運。」

鐵志對時代的憤怒多,感動也多,社會運動的經驗給了他堅定信念,他知道文化急躁不來,總有懷疑與挫折,但若一直做下去,便是開創可能,眼見春暖花開。

他很坦然,求的不是成功,走在路上已經重要,「你開出一些東西,就算沒有成功,別人能踩在你的肩膀,繼續往前走,走得更遠,開出更多。那是我想看見的。」

他說成功不必在我,我所能做的,是一直走在路上。我見他這些年,帶著直言的筆,挽起袖子,上街、行動、實驗,以肉身衝撞僵局,顛覆時代的氣度,為著很溫柔的理由:這時代的我們,值得一場文化革命。(同場加映:

我始終慶幸,這時代的我們,能跟張鐵志走在一起,把自己唱成一首搖滾樂,自由的重量,始終都是這樣一步一步走出來的。

採訪後記

採訪完,鐵志問我,「你急著走嗎?我得再回幾封信。」我搖搖頭,他打開電腦,飛快的敲敲打打,目光好專注。

我靜靜側拍,想到每次在其他場合遇見鐵志,他總熱情招呼,每次別人大聲喊他「資深媒體人」他都特別自謙,搖搖頭說不是專家。我記得他在訪談時,眼神懇切的說,「別人看我做的事情很多,其實我的核心認同很簡單,就是做一名寫作者,我要持續寫下去。」(同場加映:

我起雞皮疙瘩,寫作真能把一個人帶到好遠好遠的地方,寫作者的埋頭耕作,可以見證與成就一個偉大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