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教育熱誠的老師,卻往往可以因為制度的關係,而坐領較高的薪水與職位?我們不能要求具有熱情的老師,要無限制地付出,卻沒有辦法得到實質的回饋,這樣把老師當聖人的期待,是不切實際的「齊頭式平等」。(同場加映:

每次世界盃足球賽開打,總能在全國引起一陣觀賞球賽的風潮,賽事高潮迭起,結局經常跌破眾人的眼鏡,冠軍賽更是嗨到最高點,能拿到冠軍的隊伍,必然會有一、兩位閃耀的球星為眾人所關注,而失敗隊伍雖然輸了球,但是大家對於其中幾位閃亮明星高超的球技依然讚賞有加。

這時心中突然閃過一個念頭,如果把各隊最亮眼的球員組成一隊,是不是就能拿下世界盃冠軍呢?其實未必如此!冠軍隊伍並非僅靠一、兩位閃亮球星的驚人球技就能贏球,還必須仰賴全體隊員團隊合作才行,即使如此也未必能贏球,球隊的向心力才是發揮戰力的核心關鍵;向心力來自球隊長期營造,以及球隊領導者的經營思維,球隊總教練則掌控著人員的調度。該用誰?何時用?球員像是棋子,總教練得下盤好棋才能幫助大家得到榮耀。

那麼,如果將全國優秀的老師集中在一所學校,這間學校的發展又會如何呢?

自由與公平

自由與公平是個普世價值, 不過誤用自由與公平卻也是普世現象。黃老師在美國奧勒岡州(State of Oregon)念博士班,一念就念了七年,他相當熱愛釣魚,週末沒事就去河邊釣魚,他發現在美國釣魚竟然要買釣魚證,而且一條河需要一張釣魚證,買了甲河的釣魚證,不能到乙河釣魚;更讓黃老師驚奇的是,買了甲河A魚的釣魚證,竟然就只能釣A魚,不能釣其他種類的魚,如果釣上了B魚,很抱歉,請放回去。臺灣的朋友聽到這件事都哈哈大笑,並且表示在臺灣誰會理你啊!確實,這種規定在臺灣像是個笑話,臺灣的朋友愛去哪兒釣就去哪兒釣,就算這條河旁邊的告示牌寫著「禁止垂釣」,還是會有人視而不見。若問抓魚者此處不是不可以釣魚嗎?他會回答自己是用「網」的,可沒有釣魚!

美國朋友這麼「笨」地遵守規定得到了什麼好處?奧勒岡州政府收了釣魚證的錢之後,專款專用,全部用作維護溪流的生態環境,在適當地點建設釣魚平臺、廁所、停車場等公共設施,並且會養殖特定魚種至一定大小再野放,因此美國朋友不但可以舒舒服服且安全地釣魚,還能釣得很過癮,因為釣起大魚總是讓人心情爽快。

臺灣的朋友想要溪釣,必須自己研究釣點,還要披荊斬棘想辦法抵達溪邊,溪邊不但環境髒亂,溪水品質堪慮,釣起來的魚經常連巴掌大小都不到。表面上看來,美國朋友真不自由,釣個魚還得買張釣魚證,但是他們得到了品質和真正的方便;臺灣則看似自由,愛去哪裡釣都可以,想用各種工具都行,但每個人為了自我的方便,最後卻造成大家都不方便。(推薦閱讀:

齊頭式平等的謬誤

安傑過去是一位極富正義感的學生,看到同學被欺負,經常會不畏流言主動仗義執言,不過他自己也有一些狀況,那就是對讀書感到意興闌珊,對運動也未必積極,很多分內的事總是一拖再拖,上課也總是在夢周公。多年以後,安傑踏入社會工作三年了,月薪只有二萬六千元,對比同學安東在私立高中當老師,月薪六萬多,安傑總感到心有不平。只是安傑忘了一些事,當他在恍神、睡覺、玩手機遊戲時,安東總是聚精會神地聽課、認真學習,拚死拚活度過各種挑戰,並積極參與各種校外活動,不斷提升自己的競爭力,最後皇天不負苦心人,終於考上正式教師。接著再拚命教書,一週二十五節課,下班後繼續上課輔班,課輔結束,還接著晚自習,才拿到六萬多的薪水,這......不公平嗎?如何才算公平?

教育界很強調公平,卻是一種表面上齊頭式的公平。志光是一位很認真的老師,不但教學認真,對於教材研發更是用心,因此還得過教學卓越金質獎、師鐸獎等榮耀與獎項。教得好又用心,將班級交給志光老師負責幾乎不會有負面批評,於是,志光老師的課愈上愈多。

學校裡另一位孟非老師則是經常被學生和家長投訴,校長接二連三地接到教育局公文要求處理,使得學校行政人員非常頭疼,為了減少麻煩,只好盡量讓孟非老師少上一點課,甚至乾脆讓他去負責行政職,只是行政人員也沒人想與他共事,最後只好調動孟非老師到一個閒到不能再閒的處室。

與孟非老師相同年資的志光老師,每天勞心勞力地為教育打拚,薪水卻比閒到不行的孟非老師還少,因為「按照制度」,孟非老師比志光老師多了「行政加給」;根據現有制度,這種狀況等於是變相鼓勵大家:「擺爛」可以讓自己比較輕鬆,努力只會讓自己累死,而且更好笑的是,擺爛的人薪水還多一些。

關心教育的各界人士喜歡讚美把薪水捐出來的老師,頌揚不拿錢幫孩子免費上課的老師,推崇沒日沒夜沒休假地照顧學生,卻拋妻棄子的老師。如果要當個好老師必須把薪水捐出來、提供免費演講、當義工課後輔導,假日還要帶著孩子上山或環島,我想不會有太多優秀的年輕人願意加入這個行業。如果教育要靠一群「寂寞的傻瓜」自我犧牲(或說自我實現),真的是相當扭曲和殘忍。

與我同期的師鐸獎得主陳清圳校長,每天從雲林大埤的家裡,開車三十公里到華南國小,再開十七公里到樟湖國中小學,每個月光是油錢就要花掉二萬元。為了讓學生能有更好的生態學習機會,還自掏腰包租下學校前面的田地,這麼想為教育做點事的人,資源卻少得可憐,各界除了拍手之外,也必須體認這種現況的不正常,更需要有系統地解決教育資源齊頭式平等的謬誤。

像這樣的偏鄉學校,若是能打破現有制度所謂的公平,多提供人力與經費,即使一個老師只帶一個學生的狀況也願意支持,那麼不用多久,就會有不少老師爭取到偏鄉教學,也會有不少家長願意花費較長的通勤時間把孩子送到偏鄉學校,因為可以預期自己的孩子肯定會受到較多的關注。當然這時必定會有人批評是浪費教育資源,而且只教一、兩個小孩,工作量這麼少,太「不公平」了。

教育不是一門生意,不能用成本效益來衡量,拉偏鄉的孩子一把,是讓社會階層流動的必要舉措。偏鄉的孩子及其父母為什麼會待在偏鄉?因為他們多是弱勢的一群。經常看到有人在 Facebook 上分享佝僂的老婆婆擺攤子養活家人的故事,希望藉由分享吸引人們去消費,因為老婆婆屬於弱勢族群,所以激發了大家想幫忙的慈善心,但為何碰到給予偏鄉地區的弱勢族群多一點教育資源之議題,就一再強調表面上的公平呢?(推薦閱讀:【獨家】劉安婷成大畢業致詞全文:「找個值得耕耘的地方,種下你的幸運」

長遠的教育發展

另一位同期的師鐸獎老師楊志朗,每個月將六分之一的薪水捐出來給學生買書,大家都相當感動(李濤拍攝的《善耕台灣》系列,光是楊志朗的特輯,就有五百多萬的點閱率),然而他卻犧牲了經營自己的家庭,四十多歲仍然孤身一人。我曾問志朗:「你寂寞嗎?」

「非常寂寞!」志朗坦白地回答。

將值得尊敬的教育界人士塑造成「完美」英雄形象,不但會傷害他們,也會傷害其他教育者。志朗捐錢捐了十七年,捐得毫無壓力,因為那是他自己想幫孩子,出名之後,總有些閒言閒語,原本出於熱心的捐款,現在卻變得如同欠誰錢似的,好像不捐不行,令志朗感覺變得有負擔了。每月花費二萬元油錢、捐六分之一薪水......全國有幾個老師能做到?然而,我們真的期待全國老師都這樣做嗎?長遠教育發展是這樣運作的嗎?

如果把芬蘭最優秀的數位教師集中在臺灣的一間學校,是否這所學校就會變得非常優質呢?那就得看這個學校的校長是否一樣很優秀,這個地區的教育局長是否有前瞻的理念,這個國家的教育部長是否有引領未來的眼光和勇氣。

現在的教育現場是如何選出一位教育部長呢? 教育局長是如何指派的呢?各校校長又是怎麼遴選出來的?教育部長和教育局長何等重要,實在需要成立一個超越黨派的遴選與推薦委員會,來幫國家的未來找到適當的領導者。教育部長與教育局長選對了,那麼各校校長的遴選也就對了一半,另外一半就必須修改現有教師升任行政人員的辦法。

現在各個學校的行政人員,當然不乏擁有教育熱忱又熱心服務的教師,但也有很高比例是被強迫負責行政的菜鳥教師;不可諱言,還有一些教學狀況不佳,或是說不清為何要聘用導致無課可上的老師,以及參與學校行政比例極高的體育老師。這些行政人員都有機會成為主任,在高中裡只需校長任命,就可以成為主任,不需要任何考試,也不需要任何遴選,成為主任之後,只要用心經營人脈,不出數年大多可以順利當上校長。

如果新科校長是由擁有教育熱忱又熱心服務的教師升任,這不但是學校的運氣,更是國家的福氣;如果新科校長是當年教學狀況不佳轉而負責行政職的老師,因為多年的人脈經營,如今順利轉任校長,那真的只能請大家自求多福吧!

中學校長還有一個特色,那就是體育老師轉任校長的比例特別高(有一說高達二分之一),這種現象當然是現有制度所造成。或許有人會提出,上述是否對高中校長由體育老師升任有偏見?這麼說吧,高中校長有一半是數學老師、地理老師或是音樂老師等,大家會不會覺得很奇怪?造成這種現象的制度不需要討論一下嗎?這才是本文期望引起教育界思考的重點所在。(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