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是華人電影的驕傲,更是世界的驕傲。每一步,都踏得不容易,他真誠地說,世界上只有一件他能做的事,就是拍電影。從《喜宴》到《斷背山》,一步步逐出自己的電影路,也踏出了這個時代的故事。一起看看李安最深刻的內心告白,所有故事的精彩,都來自他的誠實。(推薦你看:

二○○五年,李安的新作《斷背山》剛剛得了威尼斯影展金獅獎,我們飛到紐約採訪他,那年他五十二歲,四大國際影展已得了三大,人生在最高峰上。他是少見的坦然的人,願意把內心深層的東西打開來給人看,談到自己拍《臥虎藏龍》時發生了中年危機,又說到年輕時對自己性向的不確定…,也許唯有如此,才能創作出好的作品。採訪結束,我們在飯店門口送他上車看他離去。負責幫人開車門的非裔大哥,很興奮地過來問我:「那是電影導演李安嗎?」我說是啊,他很開心自己剛剛幫他開了車門。我感到一陣莫名的虛榮。

得到的和失落的  李安

李安看來有些疲憊,黑髮裡摻雜著許多白髮,一個在人生頂峰的人,此時坐在紐約市中心一家飯店高樓上的咖啡廳,背景是大片透明玻璃窗,窗外是繁華的時代廣場,各色霓虹廣告在白日的天空中閃爍著,更映照出他那種好像是骨頭裡滲出來的疲憊。雖然說話間也時常呵呵笑著,但連那笑也有淡淡的滄桑。

所以,他最近得了威尼斯影展金獅獎的《斷背山》(Brokeback Mountain),是一部小品,一個簡單的愛情故事,因為他想休息。他說:「拍完《綠巨人浩克》,這部就拍小的,大的不敢拍了。」 

他的個性太緊繃、力求完美,每拍一部,身體就出現一些毛病,二○○○年做《臥虎藏龍》後製剪接時,已經是躺著剪了。但他又拍了工程浩大的《綠巨人浩克》,那次做完,他幾乎想放棄電影。(同場加映:

「就是累了,覺得身體跟精神都到頭了,還有好多東西想拍,就是力不從心。片子和我的想像力,都比我大得多。拍片時,自然會比較堅強,可是拍完一放鬆,就會做惡夢,身體系統感覺不對勁,好像不能再做了。休息一下好像也過不來,愈休息愈沮喪,不知要幹嘛,好像麥克泰森(Mike Tyson)沒拳打時不知要幹嘛,只有去犯罪,」 他笑。

所以他選了著名的西部文學作家安妮普露(Annie Proulx)的三十頁短篇小說〈斷背山〉。「我這次真的也不敢堅持什麼,時間不夠,就不堅持那個複雜鏡頭,拍簡單一點。剪接時,也不像以前整天到城裡去,現在就在家附近租剪接室,還可以管管小孩、煮飯、游泳、看球賽,這是以前沒有過的。可能因為這樣,大家覺得這個片子特別好,不用力,反而感覺自然,效果比我想像的好得多。」 

之前他耗費心神拍的《綠巨人浩克》,票房和評論都不如預期,那時,總覺得拍電影並非正途的父親,卻鼓勵他繼續拍下去,後來才有了《斷背山》。只是他剛籌拍時,父親卻突然心肌梗塞去世了。

李安戴了一支假名牌錶,原先朋友送給他的是真錶,後來壞了,他就買支假的, 又因喜歡這樣式,便買支真的送給父親。他伸手給我們看:「八塊錢。」其實真假很難辨認,真的送給父親,假的留給自己,憑的是良心,還不只是孝心。李安受父親影響很深,每部電影都有父親的影子。

「我跟他說我不想拍片了,他說這樣你會很沮喪,那時我還不到五十歲。知子莫若父,人生他也經歷過,他知道我不拍片,日子會很難過。」 李安的父親李升從大陸來台,一九五四年生下長子李安,李安遂成了李家希望的寄託。李升後來當台南一中校長,李安也念同校,但成績普通,大學二次落榜,後來念國立藝專,做父親的很沒面子。

「我高中時想當導演,但一直不敢當真,我的成長環境讓我覺得,一進影劇圈就會變壞。但我很喜歡演戲,排戲都不敢跟我爸講,只說我去補英文準備出國念書,我在補習班繳錢繳了很多年,可是沒去幾堂,哈哈,我爸都不曉得。」 

李安讀高中時,有一事困擾很深,他覺得自己缺乏男子氣概。他念男校,直到去台北讀藝專才真正與女孩子相處,他的陰柔氣質,很吸引女孩們找他傾訴感情故事, 「我真的很不耐煩,我幹嘛要聽這些?她要交男朋友,跟我又沒關係。」 

「那時我爸到台北出差住教師會館,都會多要一個床位,我們晚上會聊天。我就在那種時機問他,因為他很有男子氣概。可是他也沒答案,就要我好好讀書,呵呵, 講了跟沒講一樣。因為對他來講這不是困擾,那一代的父母也不會花心思,他覺得你書讀好,將來事業有成,就會有太太嘛,急什麼?但對我來講,我活在那個節骨眼上, 很需要答案,可是他沒有給我滿足。他也不曉得,其實真正會吸引我的女孩子,可能是那種比較強的。」 

「我後來花了很長時間才發現這點。我那時覺得我人這麼 nice,應該是更 nice 的人我才會喜歡,可是不是,所以很困擾。」 

後來他去美國伊利諾大學念戲劇系,之後念紐約大學電影研究所,然後結婚生子。李安曾說,他喜歡強悍聰明獨立堅貞的女性,那就是他太太林惠嘉的性格,後來李安失業六年,是靠太太撐了下來。

「我念書時沒想到會留在美國做電影,但畢業作得了獎,反應很好,經紀人跟我說誰誰找我,或有人看了說:『我們來拍片。』就很有希望,這個不成那個又起來, 希望跟失望交互運作。所以我那時決定留在美國,並不是空的,而是有很多承諾。」 

希望與失望交替的六年中,他不肯找工作,怕如果做了就是一輩子,再無拍片機會。這期間,他也偶爾去幫忙拍片、看器材、當劇務,但都不靈光。有次他去做兩天的劇務打雜,做得很笨拙,大家看他去擋圍觀的人群,就開始笑。人群裡一個非裔女人還凶他:「敢擋?我找人揍你!」他連忙走開,後來只能去搬東西。「我真的只會當導演,做其他事都不靈光。」 (推薦閱讀:

低潮時,他開始胡思亂想:「要不然就是老天爺在開我玩笑,我只是來傳宗接代的,說不定我兒子是個天才。」太太從沒要他去找賺錢的工作,這一點,他十分感激。「我身上有一種懶筋,如果我在想一個東西時,我沒辦法去工作,講起來很沒出息,因為我大部分時間都在發呆,也沒想到多好的idea,六年就這樣過去,整個人像垮了一樣。可是想到一個東西跟人家很不一樣時,也會有自信心。若沒有這股自信,我就去找比較務實的事情做了。我對我的天分是有一些自信的,可是人家會不會看到、我會不會有作為,我沒自信。」 

就在最谷底時,機會來了。他的劇本《推手》和《喜宴》在台灣得了新聞局優良劇本獎,中影先拍《推手》,一九九一年得金馬獎,九三年《喜宴》又得了柏林影展金熊獎,李安的國際導演新人生就此展開,之後的作品一路得獎不斷。

回頭再看那低潮的六年,李安說:「經過那六年,大家比較尊敬我,因為我是苦出來的。也因為年紀增長,對電影的瞭解也比較成形。如果我三十歲前拍電影,一定是有天分,但對世界、對人生的瞭解非常有限。如果畢業第二年就有片子拍,成績可能不會比現在好。」 

李安連拍三部國片,之後拍《理性與感性》,是他首部西片。他赤手空拳到英國, 跟大明星艾瑪湯普森、休葛蘭等人合作。李安是片商洽談的第十四位導演,最後,他們選了一個可以帶來不同觀點的人。

這些演員都有很強的學經歷和自主性,時時挑戰這個華人導演。「我就是硬著頭皮做,怕也沒用。人家問你怎麼辦時,你還是要跟人家講。我確實是有想法的,只看他信不信我那一套。那時我的權威還是會非常被挑戰的,上從製片,中到明星,下到工人,都有挑戰,有時真有過不去的感覺,所以很難受,自尊心受打擊,拍到一半之後才慢慢好了。」 

他是這樣一點一點為自己掙來導演的尊嚴,他後來想,「執導西片時,反而讓我第一次自覺到自己是東方導演。雖然在細節和血肉上,我要儘量模仿學習西方,做到標準,但在眼光與情感表達時,我開始比較自覺,如果又和西方一樣,不但拚不過, 也無新意,要能夠取勝,就得發揮我們的長處。」 

這層體會,使得他後來不斷進步。雖然他覺得自己在美國社會裡,過得跟紐約Flushing(法拉盛,華人聚集地)的台灣人沒什麼不同:去那兒吃中國館子、在中國超市買菜、在家說國語、往來的親友以老中居多、看《世界日報》(聯合報美洲版) 的頻率也遠比《紐約時報》高得多……。(延伸閱讀:

李安的助理李良山說,其實現在已不是李安融不融入美國社會,而是美國社會想跟他合作、想知道他的觀點,因為有太多影劇界重量級人士帶劇本來找他合作。幫李安做事的人,常常必須幫他委婉擋下這些索求。

有空時,李安很願意自己看看那些劇本,譬如《斷背山》,劇本多年前就寫好, 但一直沒人要拍。李安看了覺得有意思:「它最吸引我的是裡面講:『我們現在剩下的只有 Brokeback Mountain(斷背山)了。』看到這裡我就很想做。我覺得人總要抓住一個事情,感情才能夠寄託,斷背山對我來講,就是這個。我沒正面拍過愛情片, 斷背山是個奇怪題材的愛情片,可是它在西部片裡本來就該存在,卻從來沒人拍過。大概就是需要一個不識相的外國人去拍出來。」 

說起李安似乎常常做這樣的事,他笑:「有個影評說我很善於拆穿美國神話。我不願這樣想,因為這樣好像很冒犯人家。不過有時人家講,我是拿一個題材然後把它 twist(扭轉),我覺得我不是 twist,而是還原。因為現實生活裡它本來就是非常真實的故事,只是在西部片裡卻變成一個相反的素材,相反它又相成,大家會想看,我也很想拍,因為它既新奇,又有很根本的東西。」 

「還有一點是我幾乎拍完才意識到,它也是整個故事裡最有力的一件事,跟 missing(失落)有關。它不是一場你可以去強調、把它拍出來的戲,而是你拍所有的東西去強調那個不存在的一場戲。就是他們的愛情戲。他們的愛情是 missing 的, 你經過人生,然後發覺這是愛情時,其實你已經miss 掉了,那是一種很悵然的感覺。不管用愛情或別的講,人生到了某種年紀,都會被那種感覺印證。」 

李安的九部作品中,有兩部是同性戀題材(《喜宴》和《斷背山》),他說:「《喜宴》對同性戀碰得不那麼多,我真正檢驗的是那五個角色對事情的反應。這次我比較進入同性戀的核心,因為它講愛情、講性。同性戀我覺得有意思的,除了它阻礙很大、剝除阻礙後,你見到的是很純的愛情。還有,就是做為一個(異性戀)男性,同性戀對我們來說,是既害怕又想瞭解,又不願去面對的東西,它的私密感、微妙性、扭曲性,讓它很有意思,我會對男同性戀比女同性戀更有興趣,因為它更有感覺,你去探討它會不舒服,會更有吸引力。」 (你會喜歡:

其實每一部電影的主角都是他自己。好比他拍《臥虎藏龍》時,就把男主角李慕白當作他中年危機的代言人。只是他那時已經很成功,危機是什麼?「典型的危機是你身體走下坡,知道人生不是一直往前衝的,你會想還有什麼沒做?對人生有很多檢討、需求,對很多東西的貪欲,也會浮現出來。年輕時一心想拍片,心情不複雜,精力用不完,但拍到《臥虎藏龍》時,開始嘗到中年危機的滋味。」 

後來怎麼解決?他苦笑:「主角都死掉了,悲劇結局,所以無所謂解決,只有抒發。就像颱風一樣,過去了,收拾一下,天又晴了,一直到《斷背山》拍到上路以後,才慢慢悄悄地走了。」他笑。

李安站在時代廣場讓我們拍照,他背的書包,是類似台灣書包大王的那種五十年代高中生背的。他說,他念紐約大學時開始用,壞了再買一樣的。拍《斷背山》時, 書包已經起了鬚鬚,助理到唐人街找了好久才找到,一只十八美元。愈來愈難買,因為沒人要用了。問他為何不換別的,他說:「還是這種最好用啊。」 

200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