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拉迪的《英雄:大屠殺、自殺與現代人精神困境》指出現代人所面臨的困境,資本主義加速人類生活的步調以及制定非勝即敗的成功定義。人類活在這樣的社會裡變得不快樂,追求成就似乎變成便個人必須要得到的目標。無形的壓力也將人們壓得喘不過氣來,應之而生的自殺,隨機殺人的現象也被媒體快速歸咎到簡化的原因,逐漸隱蔽藏在這個失控社會背後的真相!(同場加映:

資本主義給我們造成了什麼損失?損失是潛抑的,因為它對「全力開發拚經濟」的輿論主旋律構成雜音干擾。就連因過度開發而瀕危的動物,精靈可愛的幼小石虎才引人同情,一幅萌照就足以廣傳,紛設粉專聲援;至於鱟就無此待遇。若說到山林公路車輛大量輾斃龜殼花、雨傘節、眼鏡蛇,人們絕不會看作是損失。

你可以在這點上看出貝拉迪的英勇無畏與熱愛人類,他的《英雄:大屠殺、自殺與現代人精神困境》一書,在人們痛恨而非痛惜的犯罪者身上,具現資本主義社會的損失:恐怖分子以屠殺增強政治抗議曝光,在校隨機殺人,與自殺潮。這些都是廣義的自殺,暴力來自受體制壓迫孤立,壓抑為伏流,在意想不到的噴口爆發。

作者在自殺者與犯罪者身上,看到社會每個人所蒙受的苦難,原本渴求親密信任與社交歸屬感,卻被施壓投入全副精力追求成就,又受過度競爭控制、打壓,陷於絕望,或扭曲為追求高曝光帶來的權力感。(推薦閱讀:
 
這是我虧欠社會沒寫的書。閱讀書中美國對犯罪者與自殺者的調查報導時,我觸及了擋在台灣記者面前的隱形高牆:隨機殺人和自殺都是政治禁忌,所以媒體八卦有餘,卻無深度報導。香港報導遠為平實:二○一五年九月至二○一六年三月,逾二十四樁學生自殺,港報統計原因,主要為學業壓力、情緒困擾。

 BBC 中文網訪問的學生,講述讀中學時晚上會無故哭泣,懷疑:「為什麼十五、十六歲就要決定我的人生?」父母工作壓力大,她怕家人擔心,瞞著大人就診,「我不知道整件事意義在哪裡,上好中學,考上好大學,然後呢?」另一位名校港大學生擅長舞蹈,原本考上了演藝學院,但家人不讓讀。放榜後沮喪到一個多月不見人、也沒食欲。故事描繪了自殺者的困境。(同場加映:

受訪心理學家說:「媒體聚焦的學業壓力是導火線,不是原因。如有社會支援網路,感到快樂,即使壓力大也不會自殺。自殺不是單一問題導致,是找不到出路。如有別條路能解決問題,就不會自殺。」指出這些自殺者近半數社會支援網路薄弱,例如與家人不睦或單親。顯然,病的並不是學生,而是生存壓力撕裂了社會連帶,迫使人們投身向上流動的虛謊迷夢而耗竭。(推薦閱讀:
 
台灣電視、報紙封殺了這些真相。就如報導少年強姦幼妹,記者劈頭已歸因「疑似 A 片看太多」,於是不問少年日常有無親友陪伴、親密支持,是否受虐。面對自殺潮,政府先歸罪「自殺報導渲染細節」,於是自殺報導總厭煩而簡短,不長於落井下石的警語「自殺不能解決問題,勇敢求救並非弱者,社會處處有溫暖,一定能度過難關」與防治專線。
 
二○一五年,女星楊又穎、楊可涵自殺。十五至二十四歲,自殺為第三大死因。在新聞焦點之外,其實原住民每年每十萬人有五十人以上自殺死亡,是台灣的四倍。而六十五歲退休年齡以上老人自殺,是台灣的五倍。自殺死亡者 98 %罹患一至多種精神疾病,重鬱症 87 %,酒癮藥癮四四%,情緒不穩性人格障礙 41 %。貧病失落的困境,足以戳破「台灣有社會安全網」的假象。

自殺從一九九七年起連續十三年為十大死因,二○一四年有三千五百四十六人自殺死亡,二○一一年自殺死亡率最高的基隆市、花蓮縣、南投縣,每十萬人口的自殺率都高於二十。
 
作者描述社群解體下的生存高壓:公司為提升生產力,挑撥員工互鬥。老闆要你負責不可能的任務,使命必達,你得應付所有公司丟過來的工作,沒有二話。因為員工間的連帶感已經破壞,所以每個人都得孤單面對被能力勒索、沒做好的恥辱、被裁員的威脅,陷於罪惡感、焦慮、互相怨懟。

朋友向我形容那種感受:「哭也沒有用,你知道沒有人會來幫你。」
 
作者形容資本主義視勞工自殺為偷竊老闆財產,台灣禁忌探索自殺,原因就在這。由於文化視子女為父母的財產,人民為政府的財產,於是統治者視自殺者為人民公敵,輿論鬥爭自殺者不理性、自私不顧父母、懦弱、想不開;此舉反而斷絕了憂鬱者免於自殺所需的關鍵支持。(推薦閱讀:

教育、衛生當局相信青少年自殺、吸毒是因為有人美化自殺,被帶壞、學壞了,所以防治吸毒是拍廣告醜化吸毒者,高呼「向毒說不」;防治自殺是朝會高呼生命教育口號。還有整套髒話羞辱青少年的情緒困擾,「草莓」,「玻璃心」,「中二」,「屁孩」,「傷不起」。
 
青年林冠華以自殺反課綱,媒體攻擊遂達高峰。由於反課綱抗爭被視為大選前哨戰,中國時報強調其憂鬱病歷、證明自殺無關反課綱。聯合晚報描述反課綱者,如貝拉迪筆下的大屠殺恐怖份子,「用林冠華的死,脅迫與自己意見不同的人,達到訴求的目的。」抗爭是藉機炒作、冷血消費林。挫敗療傷的聚會,也被誣「頭七大擺慶功宴」。(推薦閱讀:

作家銀正雄指林預告自殺是「想成名,想瘋了」,又指林母未強制送醫,證明也想成名。有了這番經驗,我雖贊同貝拉迪刻劃的社會普通人的苦難,但未能認同他揣測的犯罪者心理。我期待將每個犯罪者也當作獨特個別的人來觀察,而非作為「犯罪者」切割。即使攻擊自殺者的人,本身也值得探索、認同。
 
二○一四年,女星歡歡因喪父而重度憂鬱症自殺,未留遺書。她在卡片上寫道「這間房子一直叫我這麼做」。何等深邃哀傷。新聞說「眾人無法理解動機」,我欣賞這句結尾。房子或許是困住我們的資本主義迷宮;但因承認「無法理解」,所以不滿足於揣測,我們能繼續叩問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