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差別攻擊、隨機殺人,以往似乎只會出現在國際新聞或電影裡的事件,近幾年來發生得越來越頻繁。我們慢慢意識到,抓住兇手並不能解決問題,因為讓人病了的,是我們共同生存的這個世界。資本主義盛行、英雄凋零的現代社會,為何成為大屠殺的溫床?(同場加映:

代替前言的四個重點

二○一二年七月,加州奧羅拉一家電影院在放映最新「蝙蝠俠」系列電影《黑暗騎士:黎明昇起》(The Dark Knight Rises )時,發生一起槍擊事件,我在報上讀到後就決定要寫這本書。這類大眾殺人事件的相關訊息總是能吸引我貪婪地閱讀下去,它帶著一種反感與反常的魔力,並似乎持續蔓延,尤其是在美國。(同場加映:

但直到我讀到「奧羅拉大屠殺事件」與兇手霍姆斯(James Holmes)的新聞時,我才開始動筆。

在這個國家,任何人不管其心理狀態如何,任誰都能買到致命武器。但我並不是受到這個國家的暴力與荒謬刺激才想寫作,反正我們對這個現象已經司空見慣。最令我震撼的是這個事件的隱喻張力,你可以把它理解為打破「景觀社會」與真實人生(或真實的死亡,反正意思相同)的界線。

我懷疑霍姆斯曾經讀過德波(Guy Debord)1的書,因為人們通常不會在做事之前,先讀過相關的文獻;但霍姆斯的行為卻帶有情境決定論的意味。整個二十世紀的歷史又重新彙整,並恐怖地再上演一次。就像達達主義者說的:「要消滅藝術,消滅日常生活,要消滅藝術與日常生活的界線。」霍姆斯讓我震驚的是:他想要取消觀眾與電影的界線,他想要進入電影世界(to be in the movie)。

所以,我忍不住開始大量閱讀「奧羅拉大屠殺事件」相關文獻,接著讀到其他槍殺大眾的男性(不知道為什麼,有白人與黑人、有老人與年輕人、有窮人與有錢人,就是沒有女人),並進一步研究之前的無差別殺人犯。從這些研究中,我了解到,觀察這些可怕的瘋狂行為,比觀察經濟學家與政治人物的禮貌性瘋狂行為,更能了解世界現況的成因。我從「犯罪與自殺」這個非常特殊的觀點,看見資本主義帶給人極大痛苦,並造成社會文明分崩離析。

赤裸裸的資本主義真相,正在今天上演,而且非常驚悚駭人。本書要探討的題目不只是犯罪與自殺,還想談已經瀰漫在當代文化中的無政府主義與自殺動機,以及一種因焦慮與攻擊性而導致的暴力現象。我將檢視大眾殺人事件的觀點,並特別聚焦在殺人行為中引人注目的意涵,以及其自殺的面向。(推薦給你:

我在意的不是傳統的連續殺人犯,這些人是殘酷成性、卻掩飾得很好的精神病,樂於看到別人受苦而死。我關心的是內心正在受苦而變成殺人犯的人,因為殺人對他們有雙重意義:一是表達他們想曝光的變態需求,二是尋找一個自我毀滅的出口,以逃離目前身處的地獄。

我寫了趙承熙、哈里斯(Eric Harris)、克萊柏德(Dylan Klebold)與奧維寧(Pekka-Erik Auvinen)這幾個年輕人的故事,他們都是為了得到全世界的注意而殺害無辜大眾,然後自殺身亡。我也寫了霍姆斯的故事,雖然他自殺未果。史戴耶爾(Hito Steyerl)在《螢幕的受苦者》(The Wretched of the Screen ,書名暫譯)一書中,寫到大衛鮑伊(David Bowie)在一九七七年發行的單曲〈英雄〉(Heroes)。

他唱出了一種新的英雄風格,正好趕上了新自由主義革命與數位轉型的時代。英雄已死! 英雄萬歲! 但鮑伊的英雄不再是個主體,而是個客體:是一種物件、一種影像、一種光芒四射的神器、一種浸泡在欲望中的商品,並超越了死亡再次活躍起來。只要看看一九七七年這首歌的錄影帶,就能理解為什麼這樣說。因為這支影片同時顯示出三個角度的鮑伊,並以分層技術把他的影像變成三個。

不只是鮑伊的英雄被複製了,他自己也變成一種可以被重製、繁殖、拷貝的影像,這段反覆的音樂經由幾乎是任何商品的廣告毫不費力地四處播送,也是一種把鮑伊迷人又自在的後性別(post-gender)形象包裝成產品的神器。鮑伊的英雄不再是比一般人壽命更長久的血肉之軀,也不是曾經成就了令人感動的功績而足以成為楷模者,甚至也不再是個指標人物,而是帶著後人類(post-human)之美的一件閃耀動人的產品─他什麼都不是,就只是一個影像而已。(延伸閱讀:

英雄的不朽不再來自歷經各種苦難的生存實力,而是來自能被影印、再生利用與轉世的能力。破壞只會改變它的形式與外觀,它的實質卻毫髮無傷。這件東西的不朽是基於它的有限性,而不是無窮性。一九七七年,龐克樂團行刑者樂團(The Stranglers)透徹分析了這種情勢,清楚宣告:英雄主義已經沒戲唱了。托洛斯基(Trotsky)、列寧(Lenin)、莎士比亞(Shakespeare)都是死人了。

一九七七年,當左派分子聚集在巴德(Andreas Baader)、安司林(Gudrun Ensslin)與拉斯佩(Jan CarlRaspe)等紅色軍團喪禮時,行刑者樂團的專輯封面上有巨大的康乃馨花圈與宣言:「我們不要英雄了! 一個都不要!」

在古典傳統上,英雄屬於史詩般的想像,和悲劇與抒情詩不同,英雄能以意志與勇氣力抗惡劣的大自然,並主導歷史事件的發展。英雄興建城市,避開混亂的魔力。在文藝復興時期,我們仍能發現這種看法,馬基維里(Machiavelli)心目中的君王,則可以被視為現代時期政治論述中的英雄:那些建立民族國家、打下工業基礎、形成共同國家認同的人。

在現代時期結束時,人類事件的複雜度與速度已經超越意志的力量,英雄主義的史詩形式也消失了。當混亂現象變得普遍,擬像(Simulation)的龐大機器便取代了史詩般的英雄主義。史詩的討論空間也被散發出共同幻覺的符號企業(semiocorporation)7占據。擬像的遊戲經常能形成認同,就如流行的次文化,例如搖滾、龐克、虛擬文化等等。這就是現代後期悲劇形式的起源:從此,幻覺被誤以為是真實,而身分認同被視為歸屬感的可靠形式。當人們因為渴望歸屬感,而以一連串的謀殺、自殺、狂熱、攻擊、戰爭行為,回應今天永久去疆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的狀態時,通常伴隨著一種不帶嘲諷的絕望。

我認為,只有透過「嘲諷」(irony),以及有意識地理解英雄遊戲核心的擬像行為,次文化中的偽裝英雄才有機會拯救自己。

在一九七七這一年,人類歷史來到一個轉折點─英雄死了。或者說得好聽一點,他們不見了。他們不是被英雄主義的敵人殺死,而是轉成另一種層次:他們融化並變成鬼魂了。於是乎,人類受到由電磁物質組成的假英雄誤導,對真實的人生與樂趣失去信仰,開始只相信不斷散布的影像;那是英雄褪色的一年,英雄從實體生活與歷史激情的世界,遷居到視覺擬像與神經刺激的世界;那是歷史轉折的一年,世界從人類演化時代,轉變成反演化(de-evolution)或反文明(decivilization)時代。

在進入「 現代性」(modernity) 的這幾個世紀, 勞工與社會連帶(socialsolidarity)9意識一直建立的制度開始逐漸崩壞,這是世界金融喪失現實感的掠奪過程。公共教育制度、醫療、公共運輸與福利制度是現代時期的物質遺產,勤勞的資產階級(bourgeois)與工廠工人矛盾結盟的成果,也淪為奉市場之神教條至上的犧牲品。(推薦閱讀:

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後資產階級(post-bourgeois)墮落成一個金融黑洞。這種新的制度開始吞噬並摧毀兩百年勤奮精神與集體智慧的產物,並且把具體的社會文明現實,轉變成抽象的數字、演算法、數學暴力,與以金錢形式的財富累積。擬像的誘惑把實體形式轉變成忽然消失的影像,把視覺藝術獻給垃圾詐騙郵件,讓語言屈從於虛假的廣告。

這個過程的結果就是,真實的生活消失了,一切變化為金融累積而成的黑洞。

現在的問題在於: 人類還剩下多少的主體性(subjectivity) 與感性(sensibility),以及想像、創造、發明的能力? 人類是否還有能力從黑洞中爬出來,把精力投注於創造社會連帶與互相合作的新形式? 從電子產品學到比從父母身上學到更多單字的這一代兒童,明顯沒有能力發展出社會連帶感、同理心與自主性。不斷重組的殘缺影像已經取代了歷史。

隨機重組的臨時性狂熱活動,也取代了政治意識與策略。我真的不知道,還有沒有能超越黑洞的希望? 還有沒有一種未來,能夠超越我們當下可預見的將來?

然而,「哪裡有危險,哪裡就有救贖。」這是預言未來會毀滅的哲學家海德格(Heidegger)最喜歡的詩人荷爾德林(Hölderlin)的名言。現在,當下的任務是:在一片荒蕪中,找到已經凍結並屈服於企業想像力的社會想像力。只有藉著這個方法,我們才能前進一步,並發現新的活動形式,運用感性再激化的過程,藉此取代藝術、政治與治療方式,也許能幫助人類重新認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