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卡致力想擺脫「奧斯卡太白」的標籤，推動多元共融，但好萊塢文化持續百年的歷史結構重擔，讓改變變得更艱難。
一年一度奧斯卡金像獎即將登場，今年可以說是繼 2020 年《寄生上流》（Parasite）於第 92 屆奧斯卡獲得四項大獎之後，亞裔演員及電影再受到高度矚目的一年。台灣的大家也十分熟悉的馬來西亞演員楊紫瓊，藉著《媽的多重宇宙》（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入圍最佳女主角獎，成為首位入圍該獎項的亞裔演員，該片也於今年獲得 11 項提名，成為本屆奧斯卡入圍大贏家。
在亞裔演員及電影大放異彩的時刻，奧斯卡卻再度遭到質疑仍有嚴重的種族歧視問題，而這次的爭議事件從何而起？
圖片｜美國影藝學院官網
出演電影《提爾：純真之死》（Till）的演員丹妮爾 · 戴德維勒於頒獎典禮前夕指出此屆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獎項中沒有任何一位黑人女演員獲得提名，怒斥評審團受到種族歧視影響。丹妮爾 · 戴德維勒在《提爾：純真之死》中的精彩演出獲得高度讚賞，她與薇拉 · 戴維絲被普遍認為是黑人女性演員入圍本屆女主角的熱門人選，但結果出爐卻是雙雙落榜。
而在此屆女主角入圍人選中，演出《致蕾絲莉》（To Leslie）的英國女星安德麗亞 · 瑞斯波羅格卻意外獲得提名，被認為是導演動用大量人脈以及公關操作，才使其順利獲得入圍。
圖片｜《提爾：純真之死》劇照
美國影藝學院雖逐步做出改革 奧斯卡太白的問題卻始終為眾矢之的
奧斯卡被質疑歧視或不夠多元的爭議，幾乎每到頒獎季便會再度捲土重來。儘管過去皆有大大小小的抗爭，但 2015 至 2016 年在社群媒體崛起發酵的「#奧斯卡太白」（#OscarsSoWhite）口號，才開始讓大家嚴格檢視入圍名單中有色族裔的比例，並迫使眼光狹隘的老白男評審團交出部分主導權，讓奧斯卡獎能夠與時俱進，呈現更多元共融的樣貌。
也因此，之後我們開始看見更多元的入圍及得獎名單，除了《媽的多重宇宙》、《寄生上流》外，《月光下的藍色男孩》、《逃出絕命鎮》、《羅馬》、《黑豹》、《夢想之地》等電影，也都這幾年獲得或入圍奧斯卡的重要獎項。
奧斯卡與美國影藝學院為了回應爭議，除了增加評審團中女性及有色族裔的比例，也制定了「2025 光圈計畫」（Aperture 2025），並於 2024 年開始正式實施新標準，未來所有最佳影片入圍者須符合種族、性別門檻，才有資格角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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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月光下的藍色男孩》劇照
「#奧斯卡太白」的口號，開啟了奧斯卡與好萊塢產業革新的可能，看似充滿改變的決心，但每次入圍名單一公佈，卻頻頻招致批評聲浪，究竟奧斯卡離平權有多遠？數據會說話。
根據南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的分析研究報告，從 1929 年第一屆的奧斯卡獎至今，僅有 6% 的提名者為有色族裔人士。
若將過去提名與得獎的數據以種族與族裔分析，在提名者中，非裔占 1.9%、拉丁裔占 1.7%、亞裔占 2%、中東及北非背景的提名者為 0.4%、原住民提名者為 0.14%。而在得獎者中，非裔及拉丁裔皆為 2%，亞裔占 1.7%，具中東及北非背景的獲獎者為 0.4%，原住民獲獎者在這 95 年間則僅有 3 位。
若加入性別數據一起閱讀，會發現從 1929 年至今，僅有 17% 的提名者為女性，而有色族裔的女性提名者更只有 2%。
這個驚人的數據顯示，奧斯卡與好萊塢要彌補過去將近一世紀以來，對於有色族裔、女性及其他性別、性向人士的排外與忽視，還有非常長的一段路要走。
圖片｜《一個國家的誕生》劇照
白人特權、結構性種族主義 好萊塢超過百年的歧視問題如何根除？
回顧好萊塢百年來的種族問題，大概可以從 1915 年的電影《一個國家的誕生》（The Birth of a Nation）開始，這部三小時的長片，當時一推出便叫好叫座，造就高票房，後來更被視為美國影史上最具影響力的電影之一。
但這部電影中充滿吹捧白人至上主義、美化三 K 黨等內容，引發非裔族群的不滿，許多人於當時前進戲院，呼籲抵制這部電影。這部電影的發行與成功，儘管奠定了未來劇情長片的發展，卻也成為白人男性主導電影產業的開端之一。
到了 1940 年，有色人種第一次獲得奧斯卡獎項，為海蒂 · 麥克丹尼爾在經典電影《亂世佳人》中以黑人奶媽一角獲得奧斯卡最佳女配角獎，但她的獲獎卻招來許多批評，認為她在片中演出的角色複製了對非裔族群的刻板印象，而奧斯卡只會頒發給這類符合白人期待的角色。
到了近代，曾經在奧斯卡獎上獲得矚目的作品，如《姐妹》（The Help）、幸福綠皮書（Green Book）等，亦被認為是帶有 「白人拯救者情結」（white savior complex）的電影，可能加深種族刻板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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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亂世佳人》劇照
面對因演出黑人奶媽而獲獎遭致的批評，海蒂 · 麥克丹尼爾曾說過：「我寧願在電影中飾演女傭，並獲得 700 塊的薪水，也不願在現實生活中當女傭，並賺取僅 7 塊錢的報酬」。回顧好萊塢的影史，並細想麥克丹尼爾的這句回應，種族歧視做為社會性、歷史性的結構問題，要徹底解決談何容易？
奧斯卡看似大刀闊斧，推動新政策、重組評審團，成效卻好像總是差強人意，可能正是因為背後有著百年的歷史重擔，難以卸下。
《好萊塢故事：奧斯卡好白的種族爭議》（Hollywood's Stories: Minorities Rebellion in Hollywood）節目中曾提到，好萊塢的種族歧視，本質上是個「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片商認為，除了白人巨星，沒有其他演員有足夠的票房號召力，能夠撐得起一部高預算、高製作的電影，因此好電影不斷找來同樣的那群白人演員演出，其他演員卻苦等不到機會。
但若不給予其他有色演員演出或參與電影的機會，他們又怎麼能夠發揮天份，並成為具有票房保證的明星？好萊塢如果持續執著於複製過去的成功劇本，限縮有色演員可以演出的電影類型與角色，那我們仍舊只會看到他們不斷出演女傭或罪犯這類偏頗的再現形象，無法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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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幸福綠皮書》劇照
好萊塢若不真正從產業結構、電影製作和造星制度等面向改革，並吝嗇於為其他族裔以及其他性別認同的演員與工作人員敞開大門，讓他們拍攝出更多元並符合當代樣貌的電影，那奧斯卡招致罵聲與抵制，也許真難有平息的一天。
隨著社會更加尊重多元、提倡共融，好萊塢與奧斯卡如何跳脫過去一世紀的舒適圈，不僅是提供保障名額或增加多元條款，而是真正的讓原本被排除在外的他者（有色族裔、女性、LGBTQ或身障人士）擁有更多的工作機會，擁有更自由的發聲空間，並且讓他們的作品被看見、被讚揚。
這條路也許漫長，但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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