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零食分配不均就把家裡的東西砸爛、自己跌倒卻怨恨是媽媽害的⋯⋯兒童精神分析師 Klein 說過，面對難以排解的負面情緒，小孩會卯足全力地表達怨恨，這反映出幼年精神病之典型攻擊特徵。小孩的成長本身就多少帶有反社會與犯罪傾向⋯⋯。
我們與精神病的距離
上一篇文章，筆者在難以區分的群體與個體之間，給出「我們與惡的距離，只是一種錯覺」的回應，而今天我們將以另一個角度出發。從轟動一時的鄭捷事件、小燈泡、到《我們與惡的距離》（下稱《與惡》）中「惡」的主題，都是由精神病及隨機殺人所造就的社會創傷。為此，也許我們要先繞道而問：「我們與精神病的距離，有多遠？」
人人都有過的幼年精神病
成長，只意謂著我們以相對文明的方式來承載及應對早期生命階段的特質，尤其是「幼年精神病（infantile psychosis）」。相信每一位媽媽都能作證，即小孩面對各種挫折，總是以肢體動作來宣洩，用一般成人的「合理性」來看，其行徑絕對是「不文明不道德」的：為遲到一分鐘的奶而哭鬧、為零食分配不均就把家裡的東西砸爛、自己跌倒卻怨恨是媽媽害的、無法得到玩具就在百貨公司的地板打滾、為了買自己喜歡的東西而去偷父母的錢，甚至直接在店家偷竊⋯⋯。
相對地，若對自己的童年夠誠實，或在臨床經驗中發現的，受挫折的小孩其實早早學會以滿腹恨意來反擊，（我）他們心中能夠抱持著「折磨與殺害」他人的幻想（一般指向父母）。誠然，為獲得滿足，有些小孩很清楚以怎樣的方式折騰重要他人。所以很簡化地定義「文化」，就是忍受挫折，延宕滿足，且讓「良心道德」把隨憎恨而來的「反社會傾向」潛抑、轉向、昇華。
惡／反社會傾向，從無法言傳的痛苦中萌芽
被各種挫折與不適感包圍，缺乏語言、僅有原始的心理防衛應對⋯⋯這都說明了在生命早期，每一個人都經歷過難以置信的主觀苦痛。小孩恨使他們受挫的照顧者，各種可怕的幻想（吃掉、糞便、毆打、碎屍萬段等）油然而生。若沒有得到修復的愛，未來可能會轉化成實際的犯罪行為 [1]。兒童精神分析師 Klein 說過，面對難以排解的負面情緒，小孩會卯足全力地表達怨恨，這反映出幼年精神病之典型攻擊特徵。
由此可見，小孩的成長本身就多少帶有反社會與犯罪傾向，一再以孩子式的實際行動表達。但同時，他們也深怕父母會殘酷地報復或懲罰他們的攻擊幻想，常見的懲罰恐懼莫過於「不再被愛／被丟掉」。為此，在幼年精神病中，小孩被強烈的攻擊衝動與被罰焦慮包圍，往往無法獨掙脫這種惡性循環，逼近反社會傾向所引致的犯罪 [2]。
忽略照顧→反社會傾向
在諮商工作中，我看到許多臺灣上一代的家庭都有著忽略照顧的問題。一位個案 W 是家裡的獨子，因為父母要忙生意，所以他從出生起就交由外婆帶大，直到三歲才回去跟父母生活，卻發現父母依然忙於工作，所期待的家庭溫暖從未到臨，他便一個人躲在店鋪後面的房間長大。同樣的，《與惡》的李家父母也許沒有家暴或婚姻問題，但忽略照顧本身的確可能造就孩子的精神健康問題 [3]：李媽媽坦誠她太自私、太忙，忽略去照顧李曉明，使他不滿於情感的現實。
圖片｜《我們與惡的距離》劇照
個體的情感成熟是從情感依賴開始的，若早期生命缺乏跟父母間的情感連結，在臨床上，孩子內心萌生的憤恨會遠比表面上看得到的更強烈。孩子也試將憤恨導入可怕的幻想之中，因為逃離現實的幻想是他們的避風港，且不讓幻想去配合現實，即他們很擅長隱藏內心極大的痛苦 [1]。李曉明，或其他的隨機殺人者，都是這樣長大的嗎？
除了幻想，忽略照顧所造就的精神健康問題，還有情感遭剝奪以後的「反社會傾向（anti-social tendency）」。遭受剝奪後的負面情感會引發妄想，此時人們會把攻擊性轉以尋找和破壞這個迫害來源的妄想系統 [3]。好比 2016 年震驚全國的內湖隨機殺人事件（小燈泡事件）中，罹患思覺失調症的王景玉說道：「要找一個四川女孩傳宗接代，還要找女孩，要殺了她。」[4] 這或許說明了小燈泡誤成為王景玉的迫害妄想來源，他認為只要殺一個女孩，他就可以有後代。
延伸閱讀：【心理學解析】從鄭捷到小燈泡 ，當「有問題」的人消失了之後？
到底他們為甚麼要隨機殺人？
《與惡》沒有回答「李曉明，他到底為了甚麼而殺人？」，那我們只好繼續靠精神分析的經驗，試著釐出真相！社會大眾一般認為罪犯、反社會傾向者、精神疾病患者等，是沒有良知的，在幾宗隨機殺人事情以後，這種看法也變得無可厚非。但在臨床經驗中發現：
「再小的小孩，都努力地對抗自身的反社會傾向⋯⋯而在最具虐待性的衝動出現後，他們會表現出最大的愛意，以及不惜犧牲一切以獲得關愛。」（Klein, 1927）
Klein 認為所有小孩都遭遇過恐懼與罪疚感的煎熬，而一般人不理解的是，從童年的內心痛苦發展為外顯的犯罪行為，並不是沒有良心道德（術語上稱「超我 super-ego」），卻是良心的運作方式異於常人。即他們心裡其實充滿了恐懼與罪疚感，但所表現出不在乎處罰與無所畏懼的樣貌，完全誤導了我們。
失去了良心？或是有著嚴厲且絕對的良心？
犯罪傾向不是因為良心的寬容所造成，而是來自運作方式可怕的良心：遭感情剝奪的小孩隱藏對父母的恨意，但其良心仍然對此作出恐怖的譴責，在巨大的焦慮與妄想中，個體可能會被迫去傷害他人，這種難以抗拒的衝動就是犯罪行為或精神病的發展基礎。事實上，在傷害他人時，個體其實是在防止侵害極愛又極恨的親人，即所謂逃脫伊底帕斯情結。
世界只剩下敵人，這正是罪犯心裡的感覺 [2]。在犯案當下，由於個體已經處於持續的迫害壓力下，他唯一的考慮只是個人安全，因此他視自己的侵害行為具有絕對的正當性。所以，犯罪傾向不是外界認為的缺乏良心，反倒是這個良心過度嚴格而絕對，才導致違反倫理道德、反社會的罪犯行為。
最後的希望：讓社會知道自己被剝奪的事實
表面上，罪犯缺乏人類與生俱來的善念，但臨床工作中我們發現：
「當一個人碰觸到恨與焦慮的根源處所產生最深的衝突時，他會發現那裡也存在著愛。罪犯身上的愛並沒有消失，卻以這種方式被隱藏、埋葬起來」（Klein, 1934）
前文提到遭情感剝奪的小孩，內心其實既對父母有攻擊幻想，又恐懼被報復，為此，他們為了處理此罪疚感，會去作更多的惡來換來處罰。這在於真實世界的處罰，總是比從父母來的懲罰（失去愛）來得不可怕與安心，一如鄭捷和《與惡》的李曉明都一心求死刑──而筆者推想，李曉明一直不願意跟家人見面的原因，也許正在於否認對他們的傷害，以及逃避想像的懲罰。直到他知道家人因為自己的行徑而受苦時，即認清自己真的深深傷害了所愛的人，衝突中的愛才被重新點燃，使他終於答應跟家人見面。同樣，對所有罪名供認不諱的鄭捷強調「我不會後悔」而拒絕向受害者家屬道歉 [5]，也許這表示他渴求死刑處罰來處理內在衝突的一面。
圖片｜《我們與惡的距離》劇照
隨機殺人，也許對他們而言，是最後的希望：把多年來的內心戰場演活，以讓社會知道自己被剝奪的事實 [3]。他們以反社會行為引起社會的關注，但更重要的是引起於童年忽略照顧他的父母關注。很不幸，也常常是在罪案發生以後，父母才發現自己不了解自己的小孩，才開始關心他有著怎樣的需要。
結論：我們與惡的距離，一如我們無知於惡與我們的距離
在《與惡》中王赦對美媚說：「因為你們這些人遇到這些事情，只有憤怒、害怕，你們膽怯，你們根本就沒有機會去了解他們背後到底發生甚麼事情」，事實上，我們也絕少了解到自己的歷史到底發生了甚麼，我們真正害怕的是內在的瘋狂，才叫我們把幼年精神病的惡切割，把憤怒、害怕、膽怯都一一投射到加害者身上，卻「無知」於他的故事。
組成「人性」的，必然包含生命早年受挫折後出現的惡念與惡行，即反社會的犯罪傾向，不管是對一般人、精神官能症、精神病、或一般的犯罪者來說都是一樣的 [1]。我相信許多家庭的確是無知的，「全天下沒有一個爸爸媽媽要花個二十年去養一個殺人犯」！只是，唯有看見「無知（ignorance）」而為之的惡──情感剝奪、忽略照顧──怎樣造就家庭中一個又一個受苦的靈魂，我們才能抱持希望，找到未來努力的方向。為此，筆者認為：
我們與惡的距離，一如我們無知於惡在我們內心的距離
一如小燈泡的母親表示「政府應該要從根本、從家庭從教育著手！應該讓這樣的人（隨機殺人者／受苦的小孩）消失在社會上。」[4] 本文也不認為只用「眾生皆有病」的方式，卻應以「朝向精神健康」角度來看社會 [3]！讓我們從家庭起步，使每個小孩都不受情感照顧的剝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