劇場媽媽謝淑靖,細看教育與理解台灣歷史之重要性,從轉型正義做起,讓孩子以更多元、大局觀的思維去認識歷史。

前一陣子臉書很流行的百科綜合能力測驗,看到大家都在 PO,我也來測了一下。六個科目分別是醫學、語言、歷史、藝術、數學、地理,單科滿分 100,總分 600 分,我拿了 580 分。當下我有兩個反應,一個是很正常的,看見接近滿分的成績,就覺得人生圓滿了,滿足了從小到大以考試為取向的鑑定標準,只要看見 100 這三個數字,基本上再無所求。

但另一方面我則是從很自我質疑的角度去看,當初我到底腦子花了多少容量去背這些「知識」,然後靠背誦這些「知識」才讓我得以國小、國中、高中跟大學靠著成績過關斬將。但說真的,這些知識對進入社會的我還有沒有用,有,但真的很少。但在年輕的時代,這些成績成為人評價我跟我評價自己最重要的一種方式,只要成績考得好,長輩或是同輩,都會對我其他不必考試的地方特別寬鬆,家事做得好不好?有沒有禮貌?懂不懂得人情世故?是不是有愛心?沒有人真的重視過。


圖片|來源

而後,在還在念書的時間,慢慢開始修戀愛學分,我的壞脾氣、對挫折的忍受力極低、安全感差,都讓我在戀愛路上跌了不少跤,也傷害很多人。慢慢進入社會,我還是服膺權威,想要做得分的好學生,但是慢慢的我發現,要做創作的人有這樣的心態真是要不得。一來觀點平庸,二來人物平板,三來缺乏冒險的勇氣跟堅持的毅力,很難獨排眾議去低下頭耕耘一片不知何時會開花結果的田地,何來藝術永恆之美?

這都是教育只靠成績求速成之效的後遺症。

然而每一部的作品,都是我在成績單外一步步重新挖土找路的過程,才發現我以前學的都只是一種片面的印象,關於台灣,關於家鄉,關於母語,關於婚姻,關於教養,關於這個世界,太多太多的事情我都不知道,卻因為在校成績都拿 100 分而不曾懷疑自己是如此無知。(延伸閱讀:成績決定一生的幸福與尊嚴?韓國強盛背後的五大代價

而就在九月份以新北市為題的新製作《何日君再來》音樂劇中,我因為擔任導演跟偕同編劇的角色,對我公婆、父母當年從中南部來到台北打拼的政經背景有了一番新的理解。劇中的年代大約是在我出生的前幾年 1970-1980 之間,那時候政府對農業政策改變,很多中南部的農村落敗,青年為了出路大舉離開家鄉,前往一個陌生的城市,只為了那一點政府所鼓吹殘存的「十大建設」所帶來經濟奇蹟的幻夢。

而我的公婆父母,因為從事勞動生產的關係,只能住在台北市的邊緣台北縣。公公更是因為依親,而住在土城工業區裡面,讓我先生童年的回憶相當慘澹,下課後的路上,有的是灰色的煙囪、綠色的鐵皮工廠、落滿塵土的陽台跟怎麼也洗不白的衣服。

雖然《何日君再來》一劇以鄧麗君小姐的歌聲,編織一個看似追求愛情與夢想的黃金年代,但說真的,在 1970 年退出聯合國,1973 年全球石油危機,1979 中美斷交的景況下,文化上又禁止各種方言節目,所有政治上的苦悶、經濟上的困頓、文化上的無依,於是以埋頭苦幹換取更好的未來,成了唯一的出口,鄧麗君小姐軟綿綿輕飄飄的歌曲成了苦悶心靈最好的慰藉。

而我們當年所歌頌的「經濟奇蹟」,其實肇基於以低價勞工吸引外資到台設廠,財團政府共同連結成了一個龐大的資方,而這些日以繼夜推動著生產巨輪的無名英雄,正是我們的父母,他們用青春年華身強體健低頭賣力換來了政府引以為傲的「經濟奇蹟」。而這樣的情景,到了四十年後,依舊在土城工業區上演,只是當年從中南部來的台灣人,全換上的東南亞的面孔,歌曲依舊輕快,台北縣(新北市)依舊充滿了外地人濃濃的鄉愁。經濟還是逼人遠走他鄉。


圖片|來源

是什麼原因讓人遠離家園?而當年一切「向錢看」的價值觀,依舊深深地影響到我們的現在。台灣有很多的偏鄉,還是沒有年輕人願意回去,因為他們的家鄉沒有大都市的資源,青年認為回鄉找不到工作,沒有前途,於是家鄉荒廢人才外流,地方區域不均衡的狀態四十年不改。就我之前所說的「以成績為導向的教育環境」跟「城鄉不平衡的經濟狀況」內在都有一個相同的原理,就是「仰望強權」。

100 分才是好的,考得差是次等人,是被淘汰的。去都市才是有前途的,留在家鄉會被笑,是沒有用的。母語是少數人用的,是上不了檯面的。於是我們的眼光總在國外,羨慕中國的經濟飛梭,崇拜美國的流行文化,迷戀日本的大街小巷,拜倒韓國的產業面貌(韓劇/音樂劇/美食/手機)。我們都從學校學會去用成績單上的分數去辨別高低好壞,但是到底題目出得對不對,我們卻很不會辨別。

二二八事件後,1958 年台灣省政府推行「說國語運動」,口號「語言不統一,影響民族團結」,強調說國語才是愛國,在學校必須講國語,電影院禁播方言、外語電影。

1973 年教育部公布「國語推行辦法」,嚴格禁止使用方言,使用方言者會被罰錢、體罰、掛狗牌等處罰。推行結果,雖然達到了語言統一的目的,但代價就是許多人的母語都慢慢消失了。(2018 年 01 月 26 日 旺報 記者林永富/台北報導)

在禁止方言的政策下,我們下意識覺得母語是不入流的,是鄉下人在說的,到了學校跟都市,就是要說「國語」,於是母語斷絕,讓我們跟家鄉更形脫節,近一二十年終於開始慢慢被重視,恢復原住民名的人也越來越多,大家也才敢真正的抬起頭來說,我是什麼人!高雄市長候選人韓國瑜卻在這個時候說出——要學母語回家去學——這樣的言論,也算開時代的倒車。

在高俊宏的《橫斷記》一書中,提到日本學者酒井植樹的觀點——十九世紀以來,將人分成了 humanitas(人文主義的「人」)與 anthropos(人類學的「人」),暗示只有西方的人性有人文主義的價值;而 anthropos 則是西方「以外」的人—譬如歐陸底下的殖民者。而日本殖民台灣的階段,日本看待原住民乃至於整個社會,基本上都沿用了這樣的劃分。而過去被認定為 anthropos 的邊緣區域特定的區域主體(鄉村人、勞工階級、原住民族等)往往會相信,唯有努力成為 humanitas,才能脫離被土著化的 anthropos 的惡夢。

而現今台灣的社會,依舊沒有擺脫這樣的思維,不想花時間去認識自己認識家鄉,而更多時間想要變成別人。對孩子教育依舊在單一的標準下 Q&A,「四歲半了應該要去上學囉!」、「你是男生怎麼會留長頭髮?」、「都這麼大了還要媽媽抱羞羞臉」我走到哪,從不認識的阿伯阿姨卻都說出驚人的,一模一樣的言語。過去我們為了在殖民強權下生存可以逼自己去學不一樣的語言,同化自己成為另一個國家的人,孩子也可以為了讓自己被正面評價,而去服膺學校各科的評量標準。但他可能失去多少他與生俱來獨一無二的天賦,而這更可能造成我們對弱勢族群的輕視,對邊緣人的無感,對弱國小民的傲慢,因為我們在趨向文明、仰望強權的過程中,會忘記「人生而平等」這最基本的概念,「少數服從多數」,其實只是在消滅少數人的聲音。

一個久被強權凝視與塑造的島國,已經忘了它原本的樣子。而那正是「我們」。

於是,我主張台灣的轉型正義一定要繼續地進行,要解開人民心中根深蒂固的殖民思想。除了學校教育基本學科,一定要了解自己的家鄉家族生長地的歷史。接近大自然這萬年之書,學習了解不同的群體,對人對事抱有同理心,最重要的是要懂得欣賞自己肯定自己,不分大小好壞高低的去善待人與自然,從挫折中學習,放慢腳步。(推薦閱讀:落實轉型正義!陪原住民族,劃回家的路

建立國家的核心,絕不能短視近利,

形塑孩童的人格,絕不在講求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