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拉迪的《英雄：大屠殺、自殺與現代人精神困境》指出現代人所面臨的困境，資本主義加速人類生活的步調以及制定非勝即敗的成功定義。人類活在這樣的社會裡變得不快樂，追求成就似乎變成便個人必須要得到的目標。無形的壓力也將人們壓得喘不過氣來，應之而生的自殺，隨機殺人的現象也被媒體快速歸咎到簡化的原因，逐漸隱蔽藏在這個失控社會背後的真相！
資本主義給我們造成了什麼損失？損失是潛抑的，因為它對「全力開發拚經濟」的輿論主旋律構成雜音干擾。就連因過度開發而瀕危的動物，精靈可愛的幼小石虎才引人同情，一幅萌照就足以廣傳，紛設粉專聲援；至於鱟就無此待遇。若說到山林公路車輛大量輾斃龜殼花、雨傘節、眼鏡蛇，人們絕不會看作是損失。
你可以在這點上看出貝拉迪的英勇無畏與熱愛人類，他的《英雄：大屠殺、自殺與現代人精神困境》一書，在人們痛恨而非痛惜的犯罪者身上，具現資本主義社會的損失：恐怖分子以屠殺增強政治抗議曝光，在校隨機殺人，與自殺潮。這些都是廣義的自殺，暴力來自受體制壓迫孤立，壓抑為伏流，在意想不到的噴口爆發。
作者在自殺者與犯罪者身上，看到社會每個人所蒙受的苦難，原本渴求親密信任與社交歸屬感，卻被施壓投入全副精力追求成就，又受過度競爭控制、打壓，陷於絕望，或扭曲為追求高曝光帶來的權力感。
這是我虧欠社會沒寫的書。閱讀書中美國對犯罪者與自殺者的調查報導時，我觸及了擋在台灣記者面前的隱形高牆：隨機殺人和自殺都是政治禁忌，所以媒體八卦有餘，卻無深度報導。香港報導遠為平實：二○一五年九月至二○一六年三月，逾二十四樁學生自殺，港報統計原因，主要為學業壓力、情緒困擾。
BBC 中文網訪問的學生，講述讀中學時晚上會無故哭泣，懷疑：「為什麼十五、十六歲就要決定我的人生？」父母工作壓力大，她怕家人擔心，瞞著大人就診，「我不知道整件事意義在哪裡，上好中學，考上好大學，然後呢？」另一位名校港大學生擅長舞蹈，原本考上了演藝學院，但家人不讓讀。放榜後沮喪到一個多月不見人、也沒食欲。故事描繪了自殺者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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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心理學家說：「媒體聚焦的學業壓力是導火線，不是原因。如有社會支援網路，感到快樂，即使壓力大也不會自殺。自殺不是單一問題導致，是找不到出路。如有別條路能解決問題，就不會自殺。」指出這些自殺者近半數社會支援網路薄弱，例如與家人不睦或單親。顯然，病的並不是學生，而是生存壓力撕裂了社會連帶，迫使人們投身向上流動的虛謊迷夢而耗竭。
台灣電視、報紙封殺了這些真相。就如報導少年強姦幼妹，記者劈頭已歸因「疑似 A 片看太多」，於是不問少年日常有無親友陪伴、親密支持，是否受虐。面對自殺潮，政府先歸罪「自殺報導渲染細節」，於是自殺報導總厭煩而簡短，不長於落井下石的警語「自殺不能解決問題，勇敢求救並非弱者，社會處處有溫暖，一定能度過難關」與防治專線。
二○一五年，女星楊又穎、楊可涵自殺。十五至二十四歲，自殺為第三大死因。在新聞焦點之外，其實原住民每年每十萬人有五十人以上自殺死亡，是台灣的四倍。而六十五歲退休年齡以上老人自殺，是台灣的五倍。自殺死亡者 98 %罹患一至多種精神疾病，重鬱症 87 %，酒癮藥癮四四%，情緒不穩性人格障礙 41 %。貧病失落的困境，足以戳破「台灣有社會安全網」的假象。
自殺從一九九七年起連續十三年為十大死因，二○一四年有三千五百四十六人自殺死亡，二○一一年自殺死亡率最高的基隆市、花蓮縣、南投縣，每十萬人口的自殺率都高於二十。
作者描述社群解體下的生存高壓：公司為提升生產力，挑撥員工互鬥。老闆要你負責不可能的任務，使命必達，你得應付所有公司丟過來的工作，沒有二話。因為員工間的連帶感已經破壞，所以每個人都得孤單面對被能力勒索、沒做好的恥辱、被裁員的威脅，陷於罪惡感、焦慮、互相怨懟。
朋友向我形容那種感受：「哭也沒有用，你知道沒有人會來幫你。」
作者形容資本主義視勞工自殺為偷竊老闆財產，台灣禁忌探索自殺，原因就在這。由於文化視子女為父母的財產，人民為政府的財產，於是統治者視自殺者為人民公敵，輿論鬥爭自殺者不理性、自私不顧父母、懦弱、想不開；此舉反而斷絕了憂鬱者免於自殺所需的關鍵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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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衛生當局相信青少年自殺、吸毒是因為有人美化自殺，被帶壞、學壞了，所以防治吸毒是拍廣告醜化吸毒者，高呼「向毒說不」；防治自殺是朝會高呼生命教育口號。還有整套髒話羞辱青少年的情緒困擾，「草莓」，「玻璃心」，「中二」，「屁孩」，「傷不起」。
青年林冠華以自殺反課綱，媒體攻擊遂達高峰。由於反課綱抗爭被視為大選前哨戰，中國時報強調其憂鬱病歷、證明自殺無關反課綱。聯合晚報描述反課綱者，如貝拉迪筆下的大屠殺恐怖份子，「用林冠華的死，脅迫與自己意見不同的人，達到訴求的目的。」抗爭是藉機炒作、冷血消費林。挫敗療傷的聚會，也被誣「頭七大擺慶功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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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銀正雄指林預告自殺是「想成名，想瘋了」，又指林母未強制送醫，證明也想成名。有了這番經驗，我雖贊同貝拉迪刻劃的社會普通人的苦難，但未能認同他揣測的犯罪者心理。我期待將每個犯罪者也當作獨特個別的人來觀察，而非作為「犯罪者」切割。即使攻擊自殺者的人，本身也值得探索、認同。
二○一四年，女星歡歡因喪父而重度憂鬱症自殺，未留遺書。她在卡片上寫道「這間房子一直叫我這麼做」。何等深邃哀傷。新聞說「眾人無法理解動機」，我欣賞這句結尾。房子或許是困住我們的資本主義迷宮；但因承認「無法理解」，所以不滿足於揣測，我們能繼續叩問現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