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體是女人迷全新專訪企劃,第一回我們邀請到端傳媒執行主編張潔平來和我們聊聊她眼中的新媒體樣貌。才剛上線不滿一年的端傳媒,在華人新媒體圈中表現亮眼,而這位幕後推手的故事,絕對值得我們了解。(下一篇聽張潔平說:「無論你要做什麼,重點都是你想做什麼」

張潔平在一個週末從香港飛來台灣,中午到機場,直奔去下榻處睡了個午覺,便風塵僕僕地前來接受專訪。出生在中國,但她的記者角色是在香港被豢養長大,除了短暫以港媒身份至中國當駐地記者,她的媒體生涯全在香港度過。她說著一口標準普通話,有時又得在演講中搭配很努力卻不流利的廣東話,要說起中港之間的矛盾,她這樣的人、這樣的背景,絕對有資格說她略懂略懂。

「在不同的意識形態、政治割據、歷史經驗裏長大的華人,儘管使用同一種文字,但卻從沒有發展出一套超越界限、有普適性和交流意識的『公共話語』。當物理障礙被技術力量掃除之後,我們在網絡世界狹路相逢,任何一場簡單的討論都有可能白熱化成充滿派系偏見的意氣之爭。但我們又如此亟需交流。」——張潔平(原文:端傳媒發刊詞 〈漩渦裏的人,有責任說出漩渦的樣子〉)

開《端》,體會身為中國人的原罪

但我們,又如此亟需交流。2015 年底,隨著香港雨傘運動結束,正在籌備中的《端傳媒》團隊認為正踏上時勢的浪,待網站上線後,也許很有機會讓香港這個成熟的商業社會褪去一些政治冷感、引起討論和交流政治的風潮。「要說出乎意料的話,應該是我們沒想到香港竟然分裂得這麼快。」張潔平講話很快,但語氣是輕的,一字一句像極顆粒分明的快速音群,回憶起《端》上線的過程,她笑說我給她出的第一題就很難。

張潔平口中說的分裂,是香港在雨傘革命後,本土派、泛民派、建制派等各路派系便幾乎壁壘分明的現身,讓《端》試圖打開對話的目標變得困難,而在此時端出「立場中立」,更是讓他們哪邊都不討好,被叮得滿頭包。在香港,他們被懷疑背後有紅色資本,更質疑張潔平這麼一個連廣東話都講不好的人,在香港辦媒體做什麼?而在中國,其實也沒什麼意外,網站上線一週左右就被河蟹,在中國境內再也看不到了。

「我們創辦《陽光時務》那時,主創人也都是大陸背景的,但當時的香港輿論基本上比較叫好,人家都說『你們好勇敢,在香港幹這個事情』。結果到了《端》,卻被罵紅色資本,雖然這跟我們的資本確實沒有《陽光時務》那麼透明有關,但還是能感受到很強的撕裂。」張潔平 2011 年參與創辦《陽光時務周刊》,和現在參與創辦《端》的情況相似,香港的環境與風向卻已完全改變。(同場加映:香港銅鑼灣書店失蹤事件:台灣大選,請給驚慌的香港人希望

面對這種狀況,《端》團隊也只能自我揶揄,說《端》還沒能夠說出漩渦的樣子,就把自己活成一個漩渦了。張潔平感受到在香港身為中國人那深深的原罪感。但問起她的身份認同,她卻說,自己背景經歷的緣故,她其實對任何一個地方都沒有強烈歸屬感,若硬要談歸屬,她把自己定位成地球上的異鄉人。

躲在同溫層裡偷懶,只會掩蓋真實問題

「我不會是任何一個地方的本土派。」就這點而言,張潔平實在是一個很適合做媒體的人,作為媒體人,她最想做的便是記錄真相,而立場對她來說是很容易掩蓋真相的。「互相傷害會讓人看不見問題,現在香港人認為只要是中國的東西就是不好的;而中國人只覺得香港人就是被寵壞的孩子。」當討論陷入這般田地,交流的可能性也消失了。

張潔平說,躲進自己的同溫層、幫別人貼上某個標籤是很簡單的,只是這樣的懶惰對事情毫無幫助。「我覺得現在香港人都在探索自己的政治前路是好的,但口號式的東西太多,真正的論述太少。」她觀察,現在香港陷入泛政治化困境,而中國則是在去政治化,這兩者都是偷懶的,動腦思考本就不容易,遑論還偷懶了。

和不同立場交流這件事,是張潔平不停強調的,但我好奇問她,既然《端》在中國看不到,又何來交流可言?她說,在做《端》的時候本就對中國市場不抱任何期待,畢竟中國是個不透明的地方,「對境外媒體來說,以前那條紅線在哪裡,還大約感覺得到,但近幾年那條紅線越來越摸不清了。」當紅線在飄忽,一會兒上一會兒下,那花時間去猜測那標準,也是浪費了。

「反正中國基本上封了所有海外媒體,另外一點是,我們對於做一個反共媒體也沒有任何興趣,我們只是想要做個正常的、專業的媒體。」張潔平說,在上線前就已預期會被封鎖,雖然有些同事會覺得太快了些,但對她而言,會被封就是會被封,或快或慢都無所謂。只是,話雖這麼說,對於無法透過報導影響中國社會,張潔平心中也有矛盾和挫折。

「我想為歷史留下記錄」

許多和張潔平一樣,中國出生、香港求學的媒體人,都時常會有這樣的拉扯:到底該留在香港這個相對自由的環境中書寫中國,還是要回到家鄉寫給人看?張潔平說,中國政府有一套自己的規則,它不像民主國家會因為一則報導就改變腳步,寫一篇好的文章,頂多叫好叫座,很難帶來實質變化。只是,在中國寫至少能被看見,在香港寫常常根本傳不進去。「這是個『天問』來著。」張潔平苦笑著說出如此掙扎。

很多人也會問她是如何在香港堅持下來的,而她對此有個統一的解答:「為了記錄歷史。」她體認到,中國變化那麼快,很多事情如果不記下來,會在時光的縫隙裡溜掉了。「我被上帝的閃電劈中腦袋,是去採訪玉樹地震的時候。那是發生在 4 千米高原的地震,許多老外面孔到第二天因為高原反應太嚴重全都走了,幾乎沒有境外媒體了。」當時以港媒身份駐北京採訪的她,便成了在場稀有的境外媒體。(和你分享:反對中國政府非法拘捕!聲援中國的女權人士

在高原上那幾個日子,她和中國國內媒體湊合攝影師、蹭帳篷,白天採訪,晚上就觀察國內同業發稿的狀態。「我看著他們發稿回去,一通通電話就來了。這個不能寫、那個不能寫,都是禁令。」結果,傳回去的報導,跟現場情況都不是一回事。玉樹位於藏區,幾乎是自治的狀態,在那裡,宗教跟政府的博弈很有趣,大多數救災行動是由喇嘛完成,但在中國境內所能看到的、也許上百則有關玉樹地震的報導中,卻不能見喇嘛的身影。

「我想像我父母在江蘇無錫看到這些報導,他們大概會以為這個地震就像四川地震那樣吧。我當下就想,我管他的,有沒有人看到都無所謂,我要記錄歷史,如果不寫下來,很多事情就會真的像沒發生過一樣。」

掙扎多年,張潔平心中的結在此刻打開。她笑笑,說自己常拿這個頓悟的例子來說服人,但至今沒說服幾個,許多同事還是想回去中國、寫些至少有人看的報導。

中國不是只有「自由行」、「傻 B 共產黨」和「民主鬥士」

說起中國將外面世界阻隔在外的那道牆,許多人可能都會直接聯想到資訊的「消失」,但張潔平說,那道牆的存在其實不會讓敏感議題消失,而是會導致議題膚淺化。「很多事不是不會被知道,只是會被很膚淺地報導。」像許多海外媒體在寫中國時,容易把很豐富的人物簡化為民主鬥士、維權先鋒,但事實上,這個人本身也許具備能濃縮時代特點的複雜性,而這樣的特質完全不會被寫出來。

國內媒體不寫,國外媒體寫的常是 2、3 百字短稿,許多複雜的內涵被削弱,這種現象,才是牆最具殺傷力的地方。因此,張潔平拿起筆來常直搗中國敏感議題而去,並希望以超越政治立場的方式去寫,她已不太去想有沒有人看見,盼望至少能讓海外讀者理解到更複雜一些的中國面貌。

「畢竟,無論對香港還是台灣來說,把中國簡化為暴富自由行、傻 B 共產黨、清純民主鬥士這三種樣子,並無益於與之相處,因為這些不是真相。」

從香港到北京,玫瑰色想像的幻滅

在當駐北京記者的一年半,是張潔平自經濟獨立後第一次真正在中國生活。當時的她對北京抱持一種玫瑰色的想像,「我那時也被海外媒體荼毒吧,覺得在北京當媒體的一定是民主鬥士。當時我覺得香港挺悶的,北京就比香港豐富得多,有句話說『燈下黑』,和權力靠得越近,越有空間讓那些奇形怪狀、三教九流的人生存。」北京多變的樣貌,確實比香港這個高度商業的地方來得更吸引人。

只是,在北京當記者,卻完全不是張潔平想得那麼一回事,她對北京存在的玫瑰色想像,在日子裡漸漸崩毀。「如果你沒見過下雪,你不會知道那是什麼感受,極權社會也是一樣的,你要真正在那底下生活過了才能體會那種感覺。」她從前並不那麼珍惜香港的自由,但在北京的生活讓她有了對照組。(推薦閱讀:南韓〈反恐法〉:她連續演講10小時18分鐘抗議政府侵害人權

「我才發現,原來在不健康的環境裡,要保持自己的健康是多難的事。」

「我手寫我心」的自由是如此重要,當提筆時充滿自我審查,每個人開始在生活中說謊,人性也就漸漸地扭曲。她看見極權在人身上印下的傷害,有時,就連抗爭都是扭曲的,有些人頂著英雄主義的光環卻幹著齷齪的事,這一切都讓張潔平懷想起那曾經讓她感到悶的香港。

「沒有對比你不會知道,我是去了北京之後,才意識到香港的珍貴之處,原來在健康社會下生活是這麼可貴的事。我要珍惜,珍惜的意思是,不能只做自由的既得利益者,更要發揮自由的功效,包括對本地社會有所貢獻。」

看看現在的《端》,你會知道張潔平這些話不是說說而已。她在紊亂的媒體環境中闢出一條以專業取勝、回歸本心的路,她尊重讀者、絕對不低估讀者智商,當大家都還在新媒體道路上摸索,追求快速、短小、大量的過程中,她硬是狠狠逆勢操作,在《端》的網站上,看不到一篇譁眾取寵的文章,有的只是真正衝著敏感議題而去、並大膽又細膩地擁抱視覺、互動趨勢的深度內容。

張潔平是怎麼做到的?她說,「無論你要做什麼,重點都是你想做什麼。」

〉〉故事還沒完,下一篇:看張潔平如何讓《端》發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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