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6 女人迷主辦女力時代講堂第一場,邀請民進黨主席蔡英文談「我眼中的台灣」。節錄蔡英文長達 50 分鐘的演講全文,給當天到場與沒到場的你,她真誠懇切,從自己的學思歷程談到思想革新,從國際談判經驗談到帶領民進黨從失敗中前行,最後再從台灣的叛逆基因談到年輕人的未來,她肯定自己將是影響台灣未來發展的那個人,她說:「我要為台灣找出大家共同接受的解決方案。」聽聽她的演講,重溫感動。(如果你希望台灣更好,記得關注迷政治專題)

今天我坐在台下聽,我其實滿高興的。三十幾歲的人,甚至像剛才有一位十六歲的年輕人,可以把自己表達得這麼清楚! 這是我那個年代沒有辦法想像的事情。

我大學畢業的時候,我的同學不知道,這個人將來可以做什麼事情。我念完博士的時候,很多人跟我說:「書不要念太多,妳連話都說不清楚。」我做黨主席的時候,我們的支持者在底下都說:「主席,聽無啦!講台灣話啦!」常常主席講了很久,底下一片茫然,不曉得妳在講什麼。

我的人生跟我的經歷,其實很多人都覺得不可思議今天我在選總統,而且是第二次選總統,而且,我還滿可能當選總統的。

但是我必須講清楚,我沒有立志要賣鹹酥雞!我也沒有立志要賣咖啡!雖然我喜歡喝咖啡,不喜歡吃鹹酥雞。但是,我真的沒有立志要做總統!這個我可以發誓。我從小到大,從來沒有想過要做總統這個事情。但是我還是再強調一遍,我現在在選總統,而且我真的很有可能選上總統。(註:鹽酥雞與咖啡的發言源自前兩位講者,分別為生態綠創辦人余宛如:「力推公平貿易咖啡與農產品」TEDxTaipei 創辦人許毓仁:「在高雄夜市長大,小時立志賣鹹酥雞。」請見:蔡英文X許毓仁X余宛如女力時代對話

先講講我的人生歷程吧,這決定了我怎麼樣來看台灣。將來,我也可能是影響台灣發展的那個人。(同場加映:「我沒有父母、沒有丈夫,沒有子女,讓國家更好是我最執著的夢想」南韓第一位女總統 朴槿慧

我是完全不一樣的台大法律系

我是台大畢業的。台大法律系畢業。近來,台大法律系的名聲不太好,但是我可以跟你保證:我是完全不一樣的台大法律系。

我記得,我台大法律系唸到第四年,要結束時最後一科的考試;考完這一科,我們所有學程就完成了。這科的考試,叫做法理學,也就是法律哲學,是所有的法律學裡最困難的一堂課。我必須誠實地說,我在台大法律系念了四年,我究竟念懂了多少,我自己都有一個很大的問號。法理學考完了,大家從教室出來,有些人心裡是很沉重的,我有一個同學從後面趕過來,然後拍了我的肩膀一下,他說:「蔡英文,我今天終於報仇了!」我覺得很奇怪,為什麼考完試他說他報仇了?

他說:「我在台大念了四年,都聽不懂老師在講什麼。今天這張考卷,他一定也不知道我在寫什麼!」

這就是我們當年念台大法律系的人共同的感覺。他一語道盡。

18歲的年輕人,進大學,就學法律!各位你知道法律是什麼嗎?法律是人生經驗的總結,是你生活的法則。但是人生經驗不太充足的人,就開始學法則,你如何能聽得懂呢?

我為什麼講這個故事呢?

在那樣困難的年代裡,創造出來、可以生存下來的人,將來一定可以在社會生存!聽不懂,你竟然可以寫完考卷、拿到那樣的分數。那個年代,台大法律系的學生被稱為「永遠當不掉的學生」。就是 survivor (生還者)。就是你要求生存。求生存這樣的事情,就是大家就這樣畢業了。

老實講,台大畢業後我真的不知道要做什麼事。我父親說,妳就陪我好了,妳不要再出國念書了。可是我想想,我從小到大,就住在中山北路;我的上學呢,就在長安國小,後來在吉林國小;國中呢,就去唸了北安國中;然後高中呢,我去念中山女中……就在那個中山區的範圍而已,那就是我的人生。我想想,我的人生就在中山區嗎?喔,還有屏東,因為我們每一年都要回去掃墓。我父親會帶著我們回去掃墓。

所以我就想,這就是我的人生嗎?我的人生就是中山區,和屏東家鄉嗎? 我決定告訴我父親:「我還是出去一下好了。」我的父親說:「妳真的不要去,妳要買什麼車,我都買給妳;妳只要不出國,我什麼都好。」我要出國的時候,我母親在飛機場流著眼淚:「妳如果覺得太困難了、生存不下去,妳就趕快回來,不要緊的。」可是我告訴我母親,我這一去,幾年之後會念完碩士、幾年之後會念完博士。我媽媽從來沒有想到,一個從小到大書念得不太好的人,可以很精準地告訴妳說她什麼時候要念完什麼、什麼時候會回來。我也確實按照時間表、照表操課,念完我的博士就回來了。(推薦給你:留學長路:培養直視自己靈魂的能力

我在康乃爾:「蘇格拉底式的教育」

我到美國以後我就發現,為什麼美國人講英文──英文是我不熟悉的語言,可是老師講的東西,我都聽得懂?可是在台灣,老師講的語言我聽得懂,可是她講什麼我卻聽不懂?那就是教育的方式真的不一樣。

我在美國受的教育,叫做「蘇格拉底式的教育」。

什麼叫「蘇格拉底式的教育」?通常我們上課,差不多有四五百人坐一間教室,上課前老師會給你作業,大約有五、六個案例。然後上課時,從第一個案例開始,就把你叫起來講這個案例的摘要,第二個,這個案例涉及的議題是什麼?法律是什麼判決?他就這樣一直問,問到你答不出來,坐下,再換下一個人。他就一直問到大家都很緊張。老師教我們的這些案例,就是剛才許毓仁講的,人生的故事;每一個案例,都是真實的人生故事,你必須去了解故事裡所產生的人的衝突之間,要怎麼去解決。

我記得我的老師講過一句話,我問了你們這麼多,其實,法律只有一個字,叫做 reasonableness,就是「合理」這兩字。你在不同的情境裡面,去追求一個合理的解決。這我聽懂了。

英國老師不怕你知道題目,但要你有自己的答案

我到英國念博士以後,教育又不一樣了。

每次要考試,大家都知道題目是什麼,因為老師不怕你知道題目。考古題你自己去找,圖書館都找得到。他要考你一樣的題目,可是他期待你給不一樣的答案。它也不像美國式的考試,各位如果考過美國的 SAT ,或是我們考律師的 LSAT,它是一連串的 multiple choices,限定幾個鐘頭內妳要回答一百題、兩百題、或三百題; 美國式的考試,它考你對每件事的快速反應。可是英國它考你的是甚麼呢,他考你人類歷史上幾千年來就會面對的,人的問題。你要用現在的知識、現在的情境,來回答人類歷史上反覆發生的事情,你要怎麼去解決?這是另一種訓練跟挑戰。

人類的問題,幾千年來都是一樣的。它用不同的形式,出現相同的問題。英國人顯然是悟出了這個道理,它的教育告訴你,我的題目就是這幾題,你告訴我你的答案。它也不怕你離開教室後再回來寫,因為它考的是你的思想,不是課本裡的東西。這又是另一種教育。它要訓練你面對人類幾千年來同樣的問題,你有沒有新的思考的方式?

好,那我也很成功的面對我的挑戰,三年內拿到 LSE (倫敦政經學院)的博士學位。

性別刻板印象:前途無量,還是蠢女人?

在 LSE 可以三年拿到學位,算是非常好的學生了。所以當時我考完學位考試,我的指導老師是非常有名的學者,他對我說"You are a young and promising scholar."(你是個前途無量的年輕學者。)聽起來感覺不錯,在那一剎那間,我就覺得自己應該真的算是有知識的人了,這個世界的知識都在我的腦袋。

結果我走出學校,走在街上,因為沒有注意到紅綠燈,一台跑車突然緊急剎車在我眼前,那個開車的英國女人非常生氣對我說 "You stupid woman!" (你這個蠢女人!)那一剎那,覺得落差怎麼那麼大,我就從我自己那種菁英的感覺掉落凡間。我想,我在別人眼裡還是滿愚笨的。那我就開始覺得,這個世界我應該還要再學些什麼呢?但是因為我父親打了一通電話給我,我就回來了。

我到政大教書,剛開始教書時,有很多學生,聽到最後一堂課,人越來越少,就是聽不懂老師在講什麼。但我當年還算是受歡迎的老師,因為這個老師帶回來的東西,是以前他們沒聽過的東西,所以我的指導學生很多,我的學生也很多,我每天也忙著教育他們。

有一天我的一個朋友結婚了,他說他沒有司機,我就說我去幫你開禮車。你們大概沒有經驗過,有人開結婚的禮車還開錯路的!我連禮車都開不好。我這個朋友,是位年輕的律師,而且是非常傑出的律師,剛好在協助國家談判智慧財產權,他就說,蔡英文那你就代班一下。我就從那裡代班了15年。

這15年,就是我的談判生涯。

15年的談判生涯,看遍國際政治冷暖

這15年間,我到了很多國家,看了很多不一樣的談判者,有些是很老練的,有些很銳利,也有人一走進這房間,第一句話就跟你講「This is NOT negotiable! (這個沒有辦法談)。」對手會說:「如果不能談,那你人在這裡幹嘛?」你看到的是,當處理人的利益衝突時,各式各樣的人他用各種方法來解決面前的問題。在日內瓦談判最興盛的時候,日內瓦有成千上萬個人,每一天都在開會,每一天都在談判,他為的是什麼?為了產出一套國際貿易法則,包括公平貿易。

動員了這麼多人,多少個回合的談判,談出了兩萬多頁的文件,全球所有的貿易和產品,全部都在這兩萬字裡。這個組織,在早年WTO(世界貿易組織)的前身叫做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叫 GATT(關稅及貿易總協定),他的名字後來被人家改了,叫 General Agreement on Talks and Talks(一談再談的總協定),就是不斷地談。那這是一個我人生很重要的一段經驗,也就是你在一個不斷地談的過程中,去把這個距離這麼大的兩個人、三個人,把它縮小到有一天坐下來說:We have a deal. (我們達成了一項協議)。

這個需要的是什麼?靠的是耐心,跟你的 creativity(創造力)。創造力很重要,也就是說你在所有的困難裡面,你常常看到僵局,但是你一定要解決這個問題,那就是靠你的創造力,靠你的耐性和你的體力。有時候是比體力的,那個我們常常在美國談判談到三更半夜才有一局和局,為什麼?因為美國的談判員累了,但是台灣的人歷經了時差,到了晚上,華盛頓 DC 的12點,精神正好。

在我的談判年代裡,我很深的感受到人家怎麼看待我們。這些人眼中的台灣是什麼?比如說,我那時候遇到的一場談判,是美國有一個計劃是要給他們的農業補貼。我就說他們給農業補貼,可是我們也要給我們的國內農業補貼啊,但是他說你不行,你違反國際協議!我就很生氣跑去問我們入會的那個主席,是一個英國的大使,說為什麼美國人可以,我們不可以呢?

這個英國的大使,是個很有經驗的人,他說 "My dear, this is a place where you do what I say. This is NOT a place you do what we do." (親愛的,這裡是一個你們聽我們話的地方,不是我們做甚麼,你們也可以做甚麼的地方。)

換句話說,這是一個強權的時代。國際間就是一個強權,你有多少實力說多少話。台灣呢,是一個貿易大國,是一個政治小國,最弱最弱的談判者,典型就是這樣。你是貿易大國,所以你的脖子是掐在別人的手上;但是你是一個政治小國,你就沒有政治的 leverage (政治影響力)來談判,你的談判的空間跟籌碼,是有限的。

這種情勢呢,在一個講究多邊主義的組織裡,你還可以勉強維持住,因為多邊主義不可以在貿易國之間有歧視。但是到了今天,21世紀,這個國際規則改變了,也就是台灣將不會受到國際多邊主義的保護,因為已經進入到雙邊 FTA 的時代了,這就是台灣現在最困難的處境。 那,外國人怎麼看台灣?

反正所有最嚴格的規定,都放在台灣。叫台灣先接受。接受完了以後再跟韓國說:「台灣接受了。」韓國接受了以後,再去找日本說:「台灣跟韓國都接受了,你日本要不要接受。」這就是我們的命運,就是我們的現實,在國際社會的現實。

但是,我們台灣人在忙什麼呢?

有位美國的外交官,副國務卿曾經跟我講過,那時我已經是陸委會主委。他說,「我不太了解你們台灣」,照理講,一個海島中求生存的人,它應該是團結起來往外看;歷史上的這些國家,西班牙、葡萄牙、荷蘭甚至英國,都是往外看的國家。但是他說,「我真的看不清楚你們台灣人,為什麼站在台灣的邊緣都往內看,而且都自己殺成一團呢?」

我們是不是要問我們自己:外國人為什麼這樣看我們?

那我們自己又怎麼辦呢?這個題目我想了很久,我也知道,有一天我做總統我也會面臨這個問題。

剛才也有人提到,台灣的政治為什麼是這麼樣的紛擾,這麼樣的不規律?為什麼台灣人就是不能團結呢?而且這個國家是最需要團結的。在所有的國家裡面最需要團結的,是這個國家,而這個國家卻是最對立的。(推薦閱讀:真正能改變台灣的,是大多數人願意做微小的改變

移民社會,最需要找尋共同點

這個國家是有對立、是有分裂的種子,因為它是一個移民國家。美國的電視曾經拍過一個片子,叫做 "Immigrant Nation, Divided Country",如果你是一個移民社會,因為先來後到,有不同的歷史背景跟歷史的記憶,就很可能有分裂的因子在這樣的國家裡面。

這種國家最需要什麼?最需要找尋的是 commonality,就是共通點。這種國家最需要什麼?最需要的是一個機制,可以解開這個人跟人之間的衝突。那現代的社會最好的機制是什麼?就是民主機制。這個國家需要一種態度,是什麼樣的態度?就是願意坐下來共同解決問題的態度。這個國家還需要一種態度,叫做包容,我們有不同的背景,因此我們有不同的歷史的遭遇,跟歷史的記憶,那大家是不是就應該要包容。這個國家有一個共同的使命,就是讓民主的機制可以是一個大家共同的語言,跟解決問題的共同機制。

那這個國家最不需要的是什麼?這個國家最不需要的就是,我們真的需要一個公平的選舉、需要一個優質的選舉,而不能在選舉的過程中,造成國家的撕裂跟分裂。但是很可惜在過去的幾場選舉裡,我們都經歷了這種撕裂。

台灣從2000年到現在,其實歷經了一個民主的轉型期,因為從威權到民主,它有個過渡期,我們沒有經過革命,所以很多威權時代的東西都還跟我們在一起。我們是一次一次的清,一次一次的清,但是這每一次留下來的東西都造成我們社會的衝突。

解放思想,才能把國家從困境中救出

所以我還要再講一遍,今天台灣社會其實已經成熟,我們需要的是好的民主機制,我們需要好的司法體制,我們需要的是成熟的選民,我們需要的是一種包容的態度,跟理解的心情。現在的你們,不論你現在是三十歲還是二十歲,至少你的老師沒有告訴你反攻大陸是唯一的選項嘛!所以,你們的思想,其實是在民主化的過程中,一步步地被解放的,比我們這個時代來得更自由。

所以也難怪,我們去年有三一八學運,今年有課綱,真的不禁要歎一口氣說,英雄出少年。你看一下台灣的歷史,台灣人最大的本性是什麼?有個日本的總督說,台灣人很難治理啊!為什麼?台灣人就是叛逆性特別強。有叛逆的個性,才有求生存的意志,而台灣人就是要有求生存的意志,我們才能夠把自己的國家,從現在這種困境裡面救出來。

這裡是講女力時代,我還是講一些女性的事情。我2008年做民進黨主席,民進黨裡自己都嚇一跳,因為長久以來,民進黨被看作是一個男性沙文主義黨。那2008年找來一個不太會講台語的,然後講話是她的群眾聽不懂的,而且更糟的一點,她是個女生,來做主席。這樣回想起來,我也不禁覺得,民進黨真的不錯!民進黨有那種台灣人叛逆的特質,叛逆到決定找一個女生來做黨主席。(推薦閱讀:從歐美看台灣!女人參政讓社會更好

民進黨叛逆到選出一個女性,來做黨主席

剛開始的時候,面對我的群眾,不太知道要和他們講什麼;他們想聽什麼,我也實在抓不準。 但現在我也會問台下說「是不是?」、「好不好?」這是一種和公眾溝通感情的方法。我們現在的選舉經費怎麼來?就是靠那隻豬嘛!我每次在街上,就會有人塞給我一隻豬,說:「主席,這隻給你!」

你知道嗎?那隻塞滿十塊錢銅板的豬到底有多重嗎?結果前幾天,有人送我一隻豬,那個人很有心,他把它一張張的紙鈔折得細細的,裡面充滿了50張一千塊的紙鈔,我眼淚差一點就掉下來,竟然有人有這個心。

每次看這些紙條,我會感覺到心痛、肩上的責任會更重。他日子不好過,省吃儉用養小豬給我們,還跟我說對不起。如果我投入政治,他們的未來依然沒有機會翻身,那這一趟我等於是白來了。政治應該是為了那些畢業卻找不到工作的年輕人、那些每個月都沒存款的上...

Posted by 蔡英文 Tsai Ing-wen on Monday, 9 January 2012

有一次募款餐會,一個餐位一萬塊,我一桌桌去喝水敬酒,有一桌的人跟我說,他們這桌其實是坐了一百個人,因為他們一個人付不起一萬塊,就十個人湊一萬塊,然後派一個人來吃飯。這就是民進黨的支持者,這個黨其實是群眾是這樣的,所以這個政黨不會分裂,因為他的群眾不會分裂。

這個黨有可能會失敗,但是這個黨會回來,因為他的群眾會鞭打他、會罵他,讓他回來。所以民進黨從2008年歷經了這樣困難的局面,它會回來。

帶領民進黨,叫他們都坐下來談

那你會問說,那主席妳怎麼帶他們呢?我只做一個決定,就是他們事情沒決定好,我就叫他們坐在那裡,把事情決定再出來。這就是我過去談判的訓練。

妳要讓他們坐下來談,談出大家可以共同接受的一個結論。在政治上,沒有說只有一個解決方案,選項一定是很多的,而我那個蘇格拉底式的老師告訴我,所有的社會現象,追求的就是一個「合理性」。

我們大家都可以共同接受的解決方案,就是合理性。今天的民進黨有派系,但是派系是團結的,今天的民進黨內部有衝突,可是面對外面的時候大家是團結的,這就是我的領導。

去年我們打完九合一大選之後,整個黨發現「我們為什麼打勝仗?」然後他們開始回想,原來主席在過去,從2008年是怎麼樣布局,我把什麼樣的人放在什麼位置上,比如說蕭美琴帶著她的貓離鄉背井到花蓮去,今天花蓮是民進黨最困難的地方,可是蕭美琴在花蓮很可能就會選上立委。

被我派到桃園去選市長的鄭文燦,他前一次去選縣長的時候,因為民進黨情勢壞到不能再壞,沒有人要選,鄭文燦是我的文宣部主任,我就說:「那你就去好了。」選前58天他就去選,輸了四、五萬票。第二次他又去選立委,輸了更多。第三次他再去選市長,我看著他想說,「這次他再選不上,不曉得他要怎麼樣面對。」結果選前兩天他告訴我,「主席,妳要有心理準備,後天當選的人可能是我。」我們全黨的人都覺得怎麼可能,結果他選上了。

同樣的故事發生在基隆的林右昌身上,基隆是民進黨最艱困的地方,第一次選市長選輸了、第二次選立委也選輸了,第三次選市長他竟然大贏。

失敗了再站起來,年輕人真的夠強悍

這個黨的年輕人真的夠強悍,失敗以後他再站起來,站起來以後又失敗,他再站起來一次,一次又一次失敗以後,他最後會成功的。這就是台灣社會現在最需要的精神,台灣教育都教小孩說不能失敗,但是我們應該告訴小孩子說,失敗是很重要的一個過程。(推薦給你:小孩跌倒爸媽卻笑哈哈?「不怕失敗」的法式教育

現在的台灣社會,就是一個必須要從以前的風險低、算成本、算毛利的時代,走上高風險的時代,而這個高風險呢,是一次一次的失敗之後,你才會有成功的機會。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必須要有人要扶你,就像我一直站在鄭文燦、林右昌、蕭美琴後面,讓他們在一次又一次的失敗之後,可以再站起來。而政府,就應該擔任這個角色,我如果可以成功擔任民進黨的這個角色,在這個國家,我也可以擔任這個角色。

最後,你問我說,我看到的台灣是什麼?我覺得這是一個充滿可能性的地方,只要這裡的人,有這個意志力,可以創造出很多的可能。台灣人的創造力其實很不錯,但是我們不夠自我解放,必須打開自己的心胸,讓台灣的創造力出現,才能創造更多的可能性。這樣,台灣所面臨的困境,我們才會有很多解決問題的選項可以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