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會沒事的啦！別擔心！想那麼多幹嘛？」
「檢查報告的結果沒什麼啦，小事情！」
「幹嘛講那麼明白？觸霉頭！」
以上幾句話，是在試圖逃避面對事實時常見的對話。
每當發生不順利、不如預期的意外時，人們往往使用「曲折的話語甚至謊言」來粉飾太平，不論是情緒或是事件，我們不是去驗證事實，而總習慣說「一切都會沒事」來拒絕任何人面對事實。
這樣的習慣，我認為是一種陋習，我們總被教導試圖只說好聽的話，而不是說實話，這褫奪了當事人藉由體驗意外帶來的感受的學習機會，而這樣的機會正是在人們成熟的路上不可或缺的歷練。
而因為文化上的差異，相對於西方文化，亞洲的文化語境中充滿了厭惡「觸霉頭」的概念。
在老人前不能談論死亡、在情人面前不能談論分手的可能、不能對事實悲觀而只能樂觀看待等，鄉愿的文化氛圍充斥在亞洲的文化中。
人們可能為此沾沾自喜，但我卻對這樣的文化氛圍感到憂心，因為人們無形中拒絕了面對逆境成長與安然處之的學習機會。
圖片｜Photo by Maria Teneva on Unsplash
面對死亡的議題，欺瞞不能使我們負起生命的責任
當我們談論死亡時，總是會因為不信任當事者面對死亡的能力而充滿了善意的謊言，進而剝奪了當事者為自己生命負責的機會。
在華人文化較保守的醫療社會文化背景下，更是醫護人員與家屬甚至病患間的一大禁忌。
根據馬階醫院對四百七十九名癌症病人及其家屬的調查發現，有九成的家屬在病情告知上採取「謊言政策」；
有近八成五的家屬對病人採取「隔離式」保護；有八成的家屬甚至主宰了病人治療的決策。
相對的是，有八成的病人希望被直接告知病情；另外即使家屬刻意隱瞞，也有近七成的病人可以從本身的病況或治療方法或是周遭照顧者的態度得知實情，只是彼此心照不宣，互相演戲罷了。
在後續醫療處理過程，家屬及病人承受巨大「瞞」的壓力及痛苦，無法在生命最艱難旅程暢所欲言。
國民健康署邱淑媞署長表示：「病人的知曉權應該受到尊重，不應直接加以剝奪，尤其是面對無法重來的生死大事，應將掌握病情的權利還給病人，讓病人有權選擇，也有權向無效醫療說不。」
知情同意，讓每個人拿回自己生命的責任。
在關於疾病是否告知病患的文章中，看到兩則在隱瞞與告知之間搖擺的故事，與讀者分享。
60 歲張先生於手術後確診大腸癌第三期，他的兒子因害怕病人無法承受，堅持不告知病情，並要求醫療人員配合保密。
院方雖然建議家屬應該要適度告知以利治療，但家屬仍堅持，致使張先生因不知實情，對於相關治療不願配合。
甚至在肺部轉移後還繼續隱瞞病情，告訴病人只要治療就會好，最後張先生在全身插滿管子，急救無效下辭世，家人面對最後病人痛苦掙扎的一幕，感到無限悔恨。
60 歲何太太診斷肺癌第三期，醫師向家屬說明應讓病人知道自己的病情，家屬理解媽媽有選擇生命的自主權，於是由醫師向何太太告知了病情。
病人充分配合了相關治療狀況穩定了 3 年，發生復發後，配合標靶治療又控制了 5 年，直到了末期時，醫師告知何太太她的狀況，她與家人共同決定選擇了安寧照護，不適症狀獲得良好控制。
最後人生階段何太太雖然非常虛弱，但她的神情卻是愉快而輕鬆的，在兒女陪伴與支持下，安然面對死亡的來臨。
亞太心理腫瘤基金會董事長方俊凱醫師表示，臨床上的經驗，當病人罹癌時知道病情，較能配合治療，相對較能有效延長存活，到了癌症末期，可以掌握生命的責任，做對自己有利的選擇，減少無效醫療對自己的傷害。
藉由正確地與病人及家屬討論病情並規劃後續處置，病人內心的徬徨及不確定性會大幅降低，隨著病情進展坦然分享心情及討論處置，病人在尊重其自主性下，完成心願，生死兩相安。
由此可以推論，尊重真相、重視感受、相信能力，可能是人們為自己生命負責、激發個人潛能的關鍵，而不是逃避、隱瞞以及不信任。
現代的人的焦慮與缺乏學習面對真相有極大關係
現代人的焦慮跟壓力程度，對比一百年前的社會，因隨著科技的發展，生活節奏可以說是爆炸性的增快，一天中人們需要處理的事情數量呈指數性的上揚，人與人間的關係又呈現千絲萬縷，與過去人際關係單純的時代截然不同。
因此人們面對日常瑣事時，為了速效，時常便宜行事，而「一切都會沒事的」更是從這樣的氛圍中產生而來的口頭禪，不論真相的模樣，這句口頭禪成了我們面對各式壓力的狗皮藥膏。
這樣看似安慰的話語，可能可以暫緩當下的情緒，但是長久來看，不正視壓力與焦慮本身，他們將會再次捲土重來的，彷彿從未離開過，甚至在暗處滋長得更加龐大。
這也是現代人普遍焦慮不已的因素之一——拒絕直接面對焦慮的本源。人們不是試著去舒緩壓力，而是抑制壓力。壓抑是無法使人感到放鬆的，反而帶來麻木的疏離感。
而「一切都會沒事」背後，代表什麼呢？我認為有兩個主要原因。
人們難以輕易信任當事人有接受事實的能力，同時也不相信自己有此能力
第一，表示我們認為對方沒有能力接受事實，認為真相太過殘酷，對方太過脆弱，沒能力也沒必要承受真相。
本質上這是非常不尊重、不信任對方的行為，我們並未真實了解過當事人的意願，我們便自作主張認為自己是一個「拯救者」，拯救當事人於真相的水火中，並自詡為善意的謊言。
因為我們總自以為地出手拯救對方，對方在缺乏練習之下，最終被我們寵成沒有面對真相能力的當事人（有多少孩子被家長剝奪了面對真相的練習機會？）。
究竟他們是天生缺乏面對真相的能力，還是由我們這些自戀的拯救者一手養成的？
似乎，我們越擔心什麼問題，那樣的問題便被自己擔心驅動的行為所滋養長大。
而當這樣的真相有一天發生在自己身上時，自戀的拯救者有能力面對自己的真相嗎？
我認為是沒有的。
在這樣「拯救者」的思路下，所有人自身的問題「一切都會沒事」，都會有自身之外的拯救者來代替自己面對真相。
我們不信任他人有面對真相的能力，我們怎麼又會意識到自己需要學習面對真相呢？
我們不相信他人有接受事實的能力背後，也是對自己面對真相能力的不信任。
問題本質究竟座落在真相本身上，還是擔憂真相的我們身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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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抑了真相，當事人便會絲毫不受真相影響嗎？
第二，當我們壓抑了真相，實際上也沒辦法真的阻止真相，甚至奢望事實會因為隱藏了而有所改變。
在 2020 年的《家庭心理學雜誌》上發表的一篇研究表明，孩子可以覺察到父母試圖隱瞞的壓力。
該研究發現，即便父母試圖隱藏自己的壓力，但是他們仍然會把這些感受傳遞給孩子（或是說孩子可以抓取到這樣的信號）。
而同時這樣的狀況也不會因孩子置換成成人後有所不同。我們越是隱藏，他人越是可以捕捉到我們內心因為壓抑而帶來的微妙變化，這些變化涉及心理及生理的範疇。
若我們把壓抑真相直接看作一種欺瞞，那就可以解釋，為什麼我們再如何設計精心佈置的謊言，都可能因為一些細微變化而使對方覺察。
最終，對方除了要面對殘酷的真相外，更殘忍地，也要同時面對我們的謊言、隱瞞，後者是由於我們的不信任而產生的傷害，甚至可以說最初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整合心理學家 Ken Wilber 在其著作《生活就像練習》中有涉及自我欺瞞的一個段落：
「欺騙的代價特別高。它讓我們的內心分裂，削弱我們的自尊心，危害我們的核心承諾，讓我們背上重負。其中，自我欺騙的代價最高，它使我們內心壓抑，讓我們的經歷進入無意識之中，在我們內心中形成了我們無法觸及的無意識衝突。
換句話說，它增加了陰影，而這會削弱我們展現尊嚴以及做出全心全意的選擇和承諾的能力，此外，它也會削弱我們認真生活的能力。」
我們對他人的不信任，是在否定對方的能力，同時也是一種自認為善意的欺瞞。
這樣的概念充斥著社會時，彼此欺瞞、自欺欺人便成了一種普遍，這使社會瀰漫著人們對生活的無力感。這樣的氛圍，並沒有「使一切都沒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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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出事實讓壓力成為生命當下的議題，而不會綿延整個人生
我們有曾經全然地信任他人擁有能力面對真相嗎？
縱使現在沒有能力，也可以試著相信他人擁有學習的能力，有心理的韌性去學習與無常共處。
那些壓抑的壓力經過釋放後，將成為生命當下的顯性議題，而將不會是長達整個人生的隱性議題，持續在人生的長河中叨擾著彼此。
對人們來說，「尊重真相、重視感受、相信能力」可能更令人欣慰——誠實地傾聽他人的心聲，而不是試圖徹底地拂去他們心頭的塵埃。
不要總是告訴我一切都會沒事，請告訴我事實並相信我有能力面對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