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台灣正全力面對武漢肺炎病毒疫情抗戰中;在這個時間點,我們也回顧 17 年前失控爆發的和平醫院 SARS 群聚感染事件。透過《和平風暴》及《穿越和平》兩部紀錄片,我們看見官僚體系如何在一次又一次的錯誤決策中,導致無辜人命喪失,並且由此討論體制與人命間環環相扣的歷史警訊。

2019 年 12 月,中國爆發新型冠狀病毒(俗稱武漢肺炎),2020 年 1 月 21 日,台灣有了第一名確診案例,而至今疫情仍在全球不斷擴張當中。面對武漢封城、限制出境,台灣政府擬定接回當地台商的政策,強調以老弱、長期用藥等有需求者優先。然而,2 月 3 日飛機抵台後,才發現名單與原訂不同。

根據中央社報導,此批名單中出現非按照規定的確診病例上機;其中居中協調的湖北台灣同胞返台救援會長徐正文成為眾人關注對象。在這次事件中,官方、民間協會各自的責任歸屬、決議過程還正在釐清;而同樣關乎官僚政策與人的基本生存權之間的討論,也在 17 年前台北和平醫院上演。

2003 年 4 月 22 日,和平醫院院內有 7 名醫護、行政人員感染 SARS 的消息曝光,行政院與台北市政府於是在 4 月 24 日共同宣布需封院兩週,並強制要求全數醫護人員需返院進行隔離。當時,在院內沒有完善隔離設備的條件下,共計 1170 人被關在封鎖線內,暴露於高危險交叉感染環境中求助無門。

當時究竟發生了什麼事?透過古國威導演《和平風暴》及朱賢哲導演《穿越和平》兩部紀錄片,答案呼之欲出──在疫情爆發時,人心的恐慌、官僚體系誤判、上層失責等層層原因,導致無辜人權與人命的犧牲。現下武漢肺炎情勢緊張當前,即使這次台灣對疫情的反應速度全盤提升,但人性的貪婪、濫權等,仍有根深的問題需要我們共同關注。今天,我們就回顧 SARS 和平醫院事件紀錄片,一起聊聊體制與人命間環環相扣的歷史警訊。 


圖片|截圖自《穿越和平》

失控的疫情,以及互踢職責的官僚們

和平醫院疫情的爆發,可以先回溯 4 月 9 日當天,院內收治了一名已感染 SARS 的曹姓婦人;4 月 16 日,和平醫院劉姓洗衣工高燒不退,院方未進行隔離及相應的管控。隔天,院內相應有醫護人員出現高燒症狀,但院方仍稱「院內沒有 SARS 病患」。

此外, 4 月 20 日當天,台灣舉辦了全球第一場 SARS 國際研討會,並且強調對疫情掌控保有「零死亡、零輸出、零社區感染」的三零驕傲紀錄。諷刺的是,和平醫院的疫情已經在錯誤判斷與未有即時正確處理的狀況下迅速蔓延開來。

當時院方究竟有沒有刻意隱瞞疫情?答案還來不及揭曉,醫院已經準備進入下一個更無助的狀態裡。

4 月 22 日和平醫院封院後,1170 個被關在裡面的人,似乎陷入一種無政府狀態。

在《和平風暴》一開頭,訪問了當時被隔離在院內的醫護人員,回顧封院消息布達後,他們所見到的景象:「我們不知道誰生病、不知道我們有沒有接觸,我不知道我自己是不是會傳染給別人。」營養師廖彩娟等人提到,當時他們非但沒有得到透明的染感者資訊,政府也沒有提出相應的隔離配套;他們很快就發現,這是一個極為失控,需要自力救濟的狀態。 


圖片|達志影像

一名在當時進入和平醫院協助感控的流行病學專家何美鄉受訪時表示,她看到了讓她永遠難忘的景象:「那整個的狀態,可以說是一個正常體系已經瓦解的一個醫院。雖然你到了每一個病房,是有護士、醫生在那裡;不過因為它的限制的關係,不管是溝通不暢通、或者是東西送不到,反正是一個很困難的狀況。」

「我現在回想起來都覺得那是一個很黑暗的房間。」

而一片混亂的政策,其實也反映了上層責任歸屬互踢皮球的狀況。

在行政院與台北市政府共同發布封院政策後,到底和平醫院由誰接管?是中央還是地方?為什麼一個急需被管理的疫區,會導致無人領導的無政府狀態?對此,台北市市長馬英九、行政院秘書長劉世芳各說各話,無人願意承擔責任。

「落跑醫生」周經凱:我是醫師,但我也有基本生存權

於是,醫護人員的不滿與不安情緒急遽上升,並在封院後的 24 小時內發起抗爭運動,但卻被當時的台北市長馬英九回應「防疫如同作戰,如果有抗爭的行動,我們視為敵前抗命」;而同時間當醫護人員將人力的需求反應給衛生局局長時,也只換來「愛莫能助」的回應,甚至更多的責備。

工運人士鄭村棋也表示,整體事件可以看到領導者對於基層勞工真正處境的不夠了解;讓前線者冒著危險執勤,基本上已侵犯了勞動人權。


圖片|截圖自《和平風暴》


圖片|截圖自《和平風暴》

而《穿越和平》便紀錄了當時一名不願回院的「落跑醫師」周經凱的角度與觀點,並間接揭露整個政策背後的人權問題。周經凱在市政府宣布召集全體醫護人員集中隔離的當下,人並不在醫院內,他也判斷自己不該回去。但「抗命」的結果,是接受北市府記大過兩次、免職、停業及罰款廿四萬元等處罰。周經凱不服上訴,意向高等法院表達他的立場。

「我先判斷該不該回去,如果該回去,就算是害怕,也要回去。」

在這裡,我們可以討論的是,政府當時召回醫護人員最根本的目的是什麼?「如果是為了隔離,但條件不足,那只會造成彼此暴露於交叉感染高風險之中。如果你是有醫護人力需求,但召回的人,你連他健康與否都不知道,仍須被隔離觀察,那他又怎麼可以去照顧其他病患呢?」

周經凱是市府醫院下的醫師,屬於公務人員,需聽命於政府指令。但當今天這則指令背後明顯有多處矛盾點時,我們要討論的就不會是「服從與不服從」的問題,而是人道。

2005 年 6 月,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定台北市政府敗訴、撤銷周經凱的停業處分,還給他一個公道。然而,在周醫師之外,還有眾多遭強制隔離的醫護人員、病患與家屬,在這時期受到的身體與精神傷害、污名等,還沒得到合理的解釋與補償。

和平醫院醫護人員:「SARS 並不恐怖,恐怖的是人類的貪婪、軟弱與自私」

在 A 棟隔離時,我覺得我有可能不會活著出來,所以寫了這篇日記。

在《穿越和平》紀錄片裡頭,穿插著和平醫院小兒科醫師林秉鴻的日記內容,揭露當時醫護人員所見與內心狀態。和平醫院在疫情爆發初始,主要集中在 B 棟大樓;而當時身處 A 棟的林秉鴻,卻眼見兩棟之間人員交互進出,無奈交叉感染正不受控地發生當中。


圖片|截圖自《穿越和平》

4 月 30 日,全院廣播,所有 A 棟人員自今天起重算 14 天。這一定跟昨天 A5 加護病房死亡的病人脫不了關係。聽到這個消息 A 棟的人員反彈很大,撐了 7 天,沒想到又要延長 14 天,所有的努力全部歸零。

當時像是被整體社會放棄的和平醫院內部,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界?明明是病毒集中的高危險區,卻沒有被配置到適當的隔離設備;明明可以有更正確的防護政策,今天卻只是把所有的生命綁在一起,在擔心、無助與不安的情緒下,他們求助無門,亂無章法,在身心都受到了極大的損害。

5 月 1 日,有關於撤到哪裡的傳聞不絕於耳,每次都帶給我們很大的希望。只是當一天結束時,我發覺我還是躺在 A612 的同一張床上。
5 月 3 日,我們用盡各種關係想讓長官明瞭 A 棟立刻疏散的必要性,A2 又傳出一位常往來 AB 棟支援的人,吃退燒藥隱瞞三天的發燒,後來病情嚴重而被發現。而我已經累到不想去思索。我彷彿只是做了一場夢,一場我不願去相信的夢。


圖片|達志影像

和平醫院整體事件,最終在同年 5 月 8 日時,最後一批醫護人員撤離,院內進行徹底消毒,疫情處理也暫時告一段落。而其中總計院內共有 150 人感染,35 人死亡,其中 7 名為醫護人員、 1 名為病患自殺。

林秉鴻曾在日記裡寫下這段話:

「SARS 不恐怖,恐怖的是人類的貪婪、軟弱、自私,和怪罪他人衍生出來的災害。拿這次粗魯的集中隔離醫院來說,就是最好的例子。」

在 SARS 落幕 17 年後的今天,我們再次面對著武漢肺炎的來襲;而過去的經驗也一再提醒我們,要抗戰病毒,除了需要專業醫療體系支援,更重要的,其實是從政策到執行,從官僚到人民,全體對於人類基本生存權的守護。這一場難關是全民要一同共度的,我們可以透過更多的人道與愛,一起走過這一次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