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一部來自地下室的戲劇,從一起隨機殺人案開始,說一個關於受害與傷害的故事。這個故事之所以充滿力道是因為真實,真相總是最有力也最能讓人感到共鳴,戲劇藝術是神奇的介面,再製一種真實,肯認這樣的邪惡存在於我們每個人心裡的黑暗面。

在村上春樹與川上未映子的一段對話當中,小說是這樣被理解的,以一棟房子為比喻:

「一樓是闔家團圓的場所,充滿愉悅社交的氛圍,用共通的語言聊天。上了二樓有自己的書之類的,是比較私人的房間⋯⋯。然後,這棟房子的地下一樓,也有黑暗的房間,不過區區地下一樓誰都能走下來。所謂日本的私小說,大概是在地下一樓這個位置發生的。所謂近代化的自我,也是地下一樓的事。但是階梯繼續通往更下方,可能還有地下二樓。」

村上春樹的小說,「地下二樓大概就是每次試圖前往,想要前往的場所。」

我過去不太看台灣的影劇。因為,我感覺大多數的通俗台劇都在描述一樓的愉悅氛圍,訴諸人們的共通表象。這些戲劇像是空有熱量但沒有營養的食品,看完了但是沒有滋養。偶爾,也會遇到一些電視劇能夠往地下一樓去,撿拾一些關於整體社會經驗的創傷,或者個人深藏的渴望。不過,這些戲劇的態度也不總是一致。有時候它們很快就立刻回到一樓來了,有時候,相當耽溺於在地下室迷路的氣氛,讓觀眾感覺自己被困在地下室。

所幸,這幾年有些勇敢的創作者出現。他們在一樓待得夠久,逐漸往地下室去了,也摸索出了一些地下二樓的入口。

《我們與惡的距離》就是一部來自地下室的戲劇,從一起隨機殺人案開始,說一個關於受害與傷害的故事。它的力量來自於重製台灣社會自己的傷痛——這是台灣自己的地下室——唯有藝術能夠捕捉的本土集體意識。意識不是論理,而是故事,故事被述說並不是為了爭辯對錯,而是讓那些真實存在的感受如實地出現,以其不漂亮、不正確的真實樣貌出現。因為它們不漂亮也不正確,所以不常被肯認。但那是被放在我們的地下室裡的共同感受:比如恐懼,比如自卑,比如心碎。

有一些犯罪,讓整個社會都心碎。重大矚目犯罪之所以能引起巨大的爭議,正是因為它坦白了一種真實的、普世性的醜陋——凡是真實的都有無比的力量——能映射出每個人自己的苦痛,與其產生關係。(推薦閱讀:《我們與惡的距離》:無差別殺人事件,離我們很遠嗎?

每個人心裡都曾經有過想要傷害他人的黑暗慾望,或許因為沒有被好好對待而引發的報復之心,但或許因為自我節制、或者毫無能力,因而從未實踐。但重大矚目犯罪出現的時候,人人心中都會有同樣的驚愕,「他怎麼可以?!」

「他怎麼可以」的後半句連結個人心底不同的創傷。他怎麼可以傷害無辜的人?他怎麼可以用這種方式報復?他怎麼可以不被處罰?但每一句話其實都是自己的傷痛:他怎麼可以傷害無辜的人,如同我曾經是那無辜的人被傷害,或者如同我曾經也傷害我身邊無辜的人?他怎麼可以不被處罰,如同曾經傷害我的人不被處罰,或者如同我暗中的罪行不被問責?他怎麼可以用這種方式報復,而我怎麼從來都沒有機會申正我的冤屈,或者我傷害了的人如果有一天也這般報復我?


圖片|《我們與惡的距離》劇照

像是 wifi 瞬間打開,每個人內心深處的痛都立刻共鳴,訊息立刻送出,群組通知立刻逼逼狂叫。曾經被傷害的,放聲哀鳴,曾經傷害他人的,自我防衛;被忽視的,苦求關注,苦求關注不得,則轉憤怒,憤怒後為指責,指責他人,也指責自己。整個社會的心碎相互映照膨脹,像一顆氣球被不斷增生的空氣漲大。

心碎是非常真實而深刻的經驗,每個人都有,而不是每個人都有意願或能力面對。

藝術創作在此發揮了奇特且重大的功能——創作者並不分辨是非,藝術作品只是描述且同理。一個巨大的集體創傷是由複雜且相互連結的個人創傷組成。沒有任何一種方式能夠「解決」集體創傷。像是隨機殺人案這樣的重大犯罪,法律沒有辦法判定它有多錯,醫學沒有辦法治療它的傷害或預防它的出現,再嚴密的社會工作網絡也沒有辦法承接它的重量,或減緩整個社會下墜的趨勢。

一部戲劇做不到任何其他系統也做不到的事。但一部戲劇可以誠實地紀錄傷害如何深刻複雜,重新喚回每個觀眾心裡那塊凝結的痛苦。痛苦無法被解決,但痛苦可以被同理。肯認並且同理是唯一釋放痛苦的方式。(推薦閱讀:為你挑劇|《我們與惡的距離》:如果我的孩子殺了人

回到文初,創作者對於世界的理解,其實能轉換成相當銳利的政治觀察。村上春樹回應川上未映子時,是這樣說的:

「川普總統就是如此。到頭來,希拉蕊只訴諸房子一樓共用,所以她輸了,而川普只是到處宣揚訴說人們的地下室,所以他贏了。在邏輯世界(若用房子來比喻就是一樓部分的世界)還能發揮作用時,地下部分好歹被壓抑著,但一旦一樓的邏輯失去力量,地下部分就會噴上地面。當然不能說那全是『惡的故事』,但比起『善的故事』『多層的故事』,『惡的故事』『單純的故事』顯然更能強烈訴諸於人們的真心話。」

近年來台灣所面臨的奇幻政局與社會現象,也能夠被這樣理解。當政治人物能夠簡單地說出真實的渴望——即使那樣的渴望非常原始——人們會自然地被吸引。例如,韓國瑜能說出高雄作為二線城市心底多年的不平衡,想要發大財的慾望是無法被邏輯世界的說理所限制的,即使再怎麼論理詳實的政策,也無法對抗這深層的慾望。

反同公投能夠獲得六百萬票的支持也是如此,因為那是赤裸且匿名的恐懼,討厭與自己不同的人,異化性慾,是人們心裡想著但不敢說出口的真心話,透過不具名的選票表態。凡真實的情緒都有力量。黑暗的情緒也是真實的,我們壓抑著它,將它關在地下室,但它就在那裡。壓抑甚至餵養慾望,壓抑的力道愈強,愈能夠創造出更強的反作用力 。

幸好,我們還有戲劇。藝術是神奇的介面,再製一種真實,肯認存在在我們每個人心裡的黑暗面。藝術作品是一種距離,讓我們壓抑的痛苦被真實地體驗,但安然地存在。


圖片|《我們與惡的距離》劇照

《我們與惡的距離》出現在一個恰到好處的時機。台灣的考驗從來都是嚴峻的——因為我們不幸也有幸在另一個張牙舞爪的集體創傷旁成長——但真正的考驗永遠都在我們裡面,不在我們外面。我們能夠面對自己的地下室,也就能夠建構穩固的房屋,那麼再大的颱風也不怕,即使遇到強震而傾倒,我們也能重建出自己的城堡。台灣竟然在這個時候開始有了誠懇面對自身軟弱不安的創作者,建立了通俗且順暢的軌道,邀請每個觀眾一起前往自己的地下室。

地下室將會釋放出什麼樣的能量呢?我感覺一場膽戰心驚的旅途要開始了。不過我也感覺得到,台灣也準備好了,這是我們自己的故事,而現在正是時候經歷一場向內探索的集體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