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初識她從《父後七日》開始,如今父後已屆十二年,劉梓潔帶著新作《外面的世界》回來,關於人生,她說:我相信冥冥之中有神眷顧。

劉梓潔的新作《外面的世界》,最末的跋中寫著:「相信沒有什麼是不變的,相信一切都是因緣聚散和合,相信一切堅固的東西終將煙消雲散,相信冥冥之中有神眷顧。相信真誠。」

1981 年的冬天,美國作家馬歇爾伯曼在紐約的隆冬,一邊經歷喪子之痛,一邊完成了他的經典作品《一切堅固的東西終將煙消雲散》(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追溯這句話的誕生,時間必須再往回調轉一世紀,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裡第一次將它宣示眾人。從單向的反抗世界到一切可以毀壞再重生的現代,我從未想到 2018 年的此時此地,在劉梓潔的書中與它再次相遇,再見面卻已不只是前世今生,而是轉世又轉世了。

劉梓潔把這「敲碎重來」的意念,帶進了作品,於是我讀到了《外面的世界》裡,那樣圍城般的末日感,所有的關係與愛都在聚合離散,小說中的人們也是如此。

劉梓潔告訴我:「或許我們是沒有足夠大故事的一代,但我們不是末世,也當然不漠視。我想把小說中的奇觀事件當作一個背景,在天搖地動中,小到一個飛機停飛、大到瘟疫封城,這些都成為了變異,讓它們對小說中的人物直接產生變化。」

父後十二年的劉梓潔

許多人初初認識劉梓潔,都從那本開創了台灣新鄉土風格的散文集《父後七日》開始。但如今,我翻開《外面的世界》,卻已很難找到那時的聲腔、那時的眼光。2006 年的林榮三文學獎,劉梓潔以一種新的「鄉土書寫」散文被注意,但父後已然過去十二年,我看見劉梓潔早已毫不留戀的離開鄉土,四處旅行、吃食,寫下一篇篇都市與愛情故事、寫下更多不只是自己的人物。

對於寫作,她自有定見,「因為我一開始就不希望被框在哪裡,像是親情散文、鄉土的裡面。」於是後來的她提及原鄉,也多從食物與氣味下手,稀釋了「鄉愁」的濃度;或像《此時此地》,關注了更多城市面貌與後來的生活別趣。

劉梓潔能寫,不只是小說、散文,她的能寫更反映在她同時對三種文體的擅長。2010 年《父後七日》的改編劇本,讓她拿下了金馬獎,但對於這三樣不同的文字載體,她一貫的冷靜說道:「劇本對我來說就是一個工作,它得附屬在商業影視底下,這讓它比較難在純粹文學的範疇中,所以我認為我不算是全職寫作者,因為我一直在寫著劇本、上著班。」劉梓潔就是這樣的直率坦然,每每聽到她的回答,總忍不住會在心中喊上一聲帥氣!

這樣的「帥」,也來自於她還能將自我評析得更加犀利透徹。她坦言,「我有世故與薄情的一面,我很清楚,這也反映在我的寫作上,以前有些前輩、媒體合作者,會擔心我能不能被改稿、是不是很難搞?對我而言,出身記者的經驗也幫助了我,我是可以接受沒有自己在裡面的寫作,我沒有問題。」

劉梓潔繼續回憶那本讓世人將目光投往她的《父後七日》,一切卻如陰錯陽差,「那時的我,處在一種被動的寫作狀態,當我看到那些葬禮的奇觀,實在太驚嚇、太獵奇與有趣了,也許這樣說有點冷血。總之後來再回到家鄉,偶爾又會有這種感受,但現在的我,更想把它留給小說。」

我清楚的從劉梓潔對自己的期許中感受到,「我是個小說家」的定位,於是她甚至將上一本散文集,刻意壓在三本小說之後才推出。面對剛剛才盛讚完她的散文後的我,她也能依然自若的回答:「我希望先捧好小說家的飯碗,散文可能會越來越少,有時我也不希望別人將我的作品稱為『散文』。」比起散文,她覺得雜文、小語、想到什麼就寫什麼,都好過完成一篇台灣特有的傳統「散文」,如今的她也確實不再寫那般三、五千字長度的抒情美文了。(推薦閱讀:誰是上流兒童?專訪吳曉樂:我的幸福,長的跟別人不太一樣

可是在她自述為雜文的《愛寫》中,我卻讀到少見於同代女作家的生猛有力,連只是一段夜歸山路上聽著的 Amy Winehouse,都極其迷人,文字幾能穿透紙頁:「聽著艾美,聽著她唱『你回到她身邊,而我回到黑暗』。是的,我的確幾次在山路上,聽著她低吟重複著 black~,心想,媽的,真黑。」

我不是那種可以不寫很久後,再寫的作家

在《外面的世界》中,我發現小說裡自生自轉的宇宙與世界變得更加飽滿,而可以從中比對到與作者生命平行的蛛絲馬跡卻變得更少了。正如劉梓潔面對自己一路走來的寫作,所自述的那般:「我已漸漸脫離書寫自己的感受,寫作是慢慢放手、放膽的歷程。我是一本一本發現自己可以走出去的,畢竟一直寫自己或身邊人的故事,你會害怕。」於是,許多小說作品中總忍不住現身的「小說家」本人和他的企圖心,在此變得濃度極低,她和我說道,一路寫下去,她希望那些痕跡有一日都會消除。

劉梓潔擁有一種小說家的自覺,在我聽來,她的寫作不單純只是一種天賦,更像是一種功法、一段旅程,隨著時間與練習,才能慢慢生長與伸出枝枒,抵達一個隨意自由伸展的地方,不再心心念念的四處留下自己的痕跡,證明曾寫過、愛過。

於是,我接著問起她,希望自己成為一個怎樣的小說家?她卻先談起了他人。曾經,她在蔣勳的展覽中聽過一段談弘一大師(李叔同)的話:「那時他轉述著弘一大師曾說過:『蓋掉名字還能認出來是誰寫的,這就是書法。』我認為,小說也是。」於是,我們開始岔題打趣的討論起來,若把許多喜愛的小說家名字遮起,只援引片段,是否還能認出他們?

訪談的下午,離她的新書講座還有幾小時,而她才剛從上海、越南、泰國回來,但我所看到的劉梓潔卻絲毫沒有疲態,穿著俐落,字句有神,更有著幽默嬉笑的本事,從寫作的最初細細講起。

「很多人會說《父後七日》是我的成名作,但對我而言,它是一個把我踢回來,叫我要好好面對寫作的契機。」從高中開始就有寫作意識的劉梓潔回憶,從前她比較隨興懶散,除了因為同時在工作外,更因為始終對自己到底「能不能寫」、「有沒有才華」,有所質疑。直到《父後七日》,她才告訴自己:「就好好寫吧!真的混不下去就回去上班啊、上班也沒什麼大不了的。」但這句話,如今她已對自己說了十年,還沒有走到真正的「混不下去」。我想這是因為面對寫作的她,從未猶疑與不安。

「我沒有設下自己一天該寫多少,但我習慣最好在八點起床、九點開始寫 到下午兩三點,接著出去覓食與散步。若狀況好,也可以一直寫到傍晚,對我而言最好的寫作時間是,九點到下午三點。」曾有很長一段時間,她的居處不裝窗簾,就讓天光喚醒,把握一天最好的狀態去書寫。劉梓潔在寫作這條路上,確有著如她形容般的「當兵的靈魂」。

當我們剛好聊到許多曾暫別寫作再重返書桌,如王定國、鍾曉陽、蔣曉雲那般的寫作者時,劉梓潔也一貫實誠的剖析自己,「我不是那種可以不寫很久後,再寫的作家,我需要一本一本寫上去。沒有經過,就不知道伸展到何方。除非我中間累積了龐大的人生經驗,否則空了那麼久不寫,我很可能還是留在當年的狀態,沒有前進。」這是她身為一個寫作者的自覺,究竟,她想成為什麼樣的寫作者?她雖未明言座標,但我已知曉她想到達的地方,不過就在她心神凝聚之地,在前方,而非遠方。

男聲女相大叔魂

印象極深,我曾在劉梓潔的散文中,讀過一段描寫她多年後想起曾與舊情人爭執後的文字,她寫下:「要好久好久以後,我才會感謝他:『即使我們吵架了,都還幫我熱飯。』」不是追憶或眷悔,在這些文與字間,我讀到一股冷硬,或說是灑脫率性的氣質。而劉梓潔試圖從文學出發來看自己,她想起樂評人陳樂融曾經的短評:「他在閱讀《父後七日》時,見到了一種『女身男相』的鏗鏘之氣。」

這也正是我在劉梓潔作品中看見的作家身影,正如她所說,她的散文也不是傳統式的自剖至底、抒情入骨,更多時候我所閱讀到的價值觀、旅行觀、處世之道都透著很高濃度的「漢子底」。她坦然接受任何閱讀方式,「我覺得自己骨子裡真的比較像一個男生,從一個率性的大男生到現在更像是孤僻的歐吉桑,旅行時尤其像。」

隻身在日本旅行時,她經常自己一人光顧居酒屋,點一杯酒、一份烤魚,吃完即走。而這種別於傳統,卻提供了另一種更高的共振感,當她在世界某個角落的背包客棧裡和各色人種、男女,隔張木板共眠,對看到「TPE」行李條而異長熱情打擾她的同胞,暗暗翻了白眼時;當她獨自居酒、搬家或忍不住以她內建的腦內 GPS 指導 UBER 司機方向時,我都有種「終於有人寫出來」的爽快感。因為現代男女,本就可以自由選擇當個少女還是大叔,這般跨越與揉和的性別感,是我讀到的劉梓潔,也正是我們的「現代性」。(推薦閱讀:專訪張曼娟:能寫就寫,不能寫就閱讀,讓做到的人救贖你

「其實在很多關係中,不只愛情,而是面對所有感情時,用世俗的觀點來講,我都有著比較『薄情』的一面。」於是相較於傳統女作家的抒情繾綣,劉梓潔極少在文章中揭露情感。但從與她相談對坐的整個下午時光,我卻終於讀懂一點,她不是不願寫,而是那些情感所呈現的軸線,正是如此,不需迴避、無從渲染。

於是,劉梓潔與她的文字、筆下的角色和真實的旅行,都似乎帶著她獨有的幽微與優雅,穿行俗世。我好奇著她第一次自己旅行的經驗,那是某年的大學暑假,她自己前往定居上海的姑姑家住了一個月。沒有智慧型手機的時代,她坐著公車到火車站買了本「火車時刻表」回家翻讀,每天看著那些過去只出現在地理課本上的名詞,和姑姑說著:「啊,明天我要去烏魯木齊」,第二天又喊著「我決定改去齊齊哈爾了」,雖然最後她只是自己跳上了火車去到杭州,拿著紙本地圖走過另一個城市,但她回憶「那是第一次,有真正獨自闖蕩的感覺。」後來的她,走過許多繁華與沉靜的山海、都市,一直闖蕩到現在。

當我問起,「旅行對妳而言是什麼?」從尼泊爾走過巴黎、從川端康成經常光顧的「小滿ち」豬排飯一路吃到了向田邦子的法式甜店愛店「柏水堂」後的劉梓潔只一沉吟,便說:「我認為現在的旅行,最接近我生存的狀態。不是為了寫作、為了取材、放鬆享樂,旅行更像是我要去到最終目的地之前的每個過站,不期盼在某處定下的狀態。」我眼前似乎又見到了,那個藏於她心中優雅來去的紳士。於是,我無法單純的以「女作家」定義她,因她不只是在寫作的女性,更是旅者與作家。

不只外面的世界

劉梓潔和我說道,「所有的旅行,一定都有兩面,一個往外、一個往內。」往外追尋時,你可能會遇見想要寫下、記下的厲害角色或風景;當你往內,則是挖掘人與人與一地的情感和內心。」

不在外面的世界時,現在的劉梓潔定居台中,在此之前,她在台北生活了十七年。面對許多人總顧慮的,台北以外地區藝文活動的不足,她卻頗能自得,「回台中後我不去想、也不去比較這些。若有時間,我會趁著上台北,一天看完三部電影再搭末班高鐵回台中。」但沒時間也無妨,等到 DVD 出來也行,她瀟灑以對:「你無法要求一個地方它沒有的東西,台中給人的是另外一種『生活感』。」現在的她,已不再那麼需要多樣多量的藝文生活去圓滿自己,在哪裡寫作,重要的都是寫作本身,要面對的也都是那部電腦。

出身彰化,台中女中畢業的劉梓潔,也以「回鄉」形容自己的遷居。「我是彰化鄉下的小孩,年少時也有著要去都市的欲望與夢,但在台北十七年後,我知道我不再需要那個夢了,不管它是達成了,還是醒了都好。」所以她回到了台中,這個比起家鄉至少多了些書店、影城的城市。十多年後的歸鄉,一切如夢之夢,城市有著熟悉的輪廓,卻又全盤的不同。她回憶初返台中時,「我看到了女中周邊,它從輝煌到沒落,直到這幾年城中區才又漸漸復蘇。」而劉梓潔現在定居的精明商圈,更曾經熱鬧一時,彼時露天泡沫紅茶店、商店街如不夜,現在人潮消減,卻變得適宜庶民生活。

她認為台中的生活,就像住在新與舊的中間,觸目皆有趣。經過七期那如未來之城般聳立的高樓群,還有她形容像是「換展」般變換餐廳的公益路時,她所感受到的是:「這城市自有節奏與幽默感,性格明確。」

劉梓潔相信,城市的性格會漸漸滲透進寫作者的作品裡,就像在閱讀《外面的世界》時,很難去忽視那首齊秦與莫文蔚都曾高唱過的《外面的世界》,主題曲一般。而劉梓潔笑談著的台中日常,令我難忘的是她提起每逢要出國、出差趕往高鐵時,她總愛請司機刻意繞行公益路的小小趣味。這時,我彷彿見到一台亮黃的計程車,滑過白日寬廣而建物各異的公益路上,她優雅淡定的在車上,嘴角有似笑非笑的痕跡,而那首莫文蔚翻唱的《外面的世界》,一次次播放。

信仰,有一個神存在

劉梓潔在《外面的世界》文末,寫下現在的她所相信的事物,她誠懇的說著:「相信冥冥之中有神眷顧,相信真誠。」我好奇,她所說的神,是如何的存在?她卻果斷答道,「這不是宗教的神,它可以是寫作之神、壽司之神或旅行之神,我希望人們去相信這個神會眷顧著我們。」她以自身為例,或許寫作中的好運與靈感,就像是一個存在雲端的公共財,而她則是被雲端的神授權擁有一個管道,將它下載下來的人之一。「我認為這是非常幸運的事」,她這樣和我說道。她也不諱言,文學獎或許就是一種下載方式,就像那年她以《父後七日》,得到林榮三文學獎首獎也可能是神的眷顧。當然,之後的一切還是得看每個人的續航力。

將「父後七日」做為一個事件、一本著作、一部電影甚至一個 Icon 都好,十二年後,我看到由它誕生同時也孕育了它的劉梓潔,毫不戀棧的早早往前了。她在外面的世界裡盡情寫作、恣意旅行,好的不得了,也帥的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