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你選書｜讀吳爾芙《燈塔行》：當女人內化了父權主義

文｜馮品佳

英國的《衛報》（the Guardian）刊登了加拿大作家瑪格麗特．愛特伍（Margaret Atwood）的一篇短文，文中愛特伍回顧她十九歲時第一次閱讀《燈塔行》的不解與不耐。她直言看不出到底雷姆塞太太有何迷人之處，也不明白為何大家要容忍雷姆塞先生的專橫，更不瞭解莉莉為何一味自我貶抑。

Margaret Atwood｜來源

四十三年之後，當時已年逾耳順的艾特伍特在自己的度假小屋中重新挑戰閱讀《燈塔行》，發現小說裡一切「完全到位」。愛特伍的結論是有些書必須要等到自己準備好的時候才能讀得通。的確，在人生各個階段對於文學作品的體悟必然有所不同，特別是多層次、有深度的作品，而《燈塔行》即是這樣的文本。吳爾芙在四十五歲出版了這本二十世紀現代主義文學的經典之作，一直吸引著後世的讀者試圖探究其中真義。她年逾不惑時所看到的願景對於現代讀者能有什麼啟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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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塔行》和在這本小說兩年之前出版的《戴洛維夫人》（Mrs. Dalloway , 1925）可謂姊妹之作。《戴洛維夫人》以女主角在倫敦準備晚宴的一天行程為軸心，牽引出戴洛維夫人的生命經驗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創傷等等主題，甚至有女女情誼的潛藏文本。《燈塔行》是以度假海島為背景，時間軸線雖然包含十年的時光，但是小說中主要角色真正的行動時間卻是只有兩日，一是第一部分〈窗〉中雷姆塞太太與周遭人們互動的一天；另一個部分是第三部分〈燈塔〉中的一天行程，交互呈現雷姆塞先生帶著一對兒女登陸燈塔小島與莉莉試圖完成十年前未完成畫作。

《Mrs. Dalloway》｜來源

兩本小說相似之處，除了都有晚宴場景，都是以女性意識為主，並且透過意識流的書寫手法串聯起不同角色的內心情境之外，最重要的是無限衍伸與擴展有限的時間框架，透過幾個角色的人生經驗探索永恆的藝術與精神世界，將浪漫主義詩人布雷克（William Blake）「一沙一世界」的詩句意涵發揮到極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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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燈塔行》情節看似簡單，但是卻有層出不窮的詮釋可能，例如將燈塔視為人生啟蒙與光明的象徵，將小說中的雷姆塞先生及夫人當成吳爾芙父母的化身等等。每一種讀法都有其依據，這也說明了《燈塔行》豐富的多義性。筆者在三十多年後重讀這本小說，最為有感的是雷姆塞夫婦的互動模式以及莉莉的藝術家成長故事，因為這兩個面向最具有時代色彩、卻也最能反映普遍的社會現象與人類故事，同時具有獨特性與普遍性，因此最能表現吳爾芙卓越的文學造詣。

雷氏夫妻在表面上分別代表「男性智力」與母性象徵。第三人稱的敘事者半帶諷刺提到哲學家雷姆塞卓越的心靈已經到達 Q 級，而他衷心渴望此生可以晉升至 R 級。這 Q 與 R 在二十六個字母的排序屬於達中後階段，看似崇高，卻又不上不下，恰可說明雷姆塞為何對於自己的聲名極其憂心，也因而不斷需索同情，也希望從旁人尊崇的眼光中重新換得自信。相對而言，雷姆塞太太即使年已半百，膝下有八個孩子，卻對於自己的外貌及吸引力從不懷疑。她與丈夫之間的互動最戲劇化的一幕是雷姆塞因為自己陷在 Q 而無法升級時向妻子尋求同情。在六歲的小兒子詹姆士目擊下，雷姆塞太太如同盛開的玫瑰提供了丈夫所需求的能量。

敘事者接著描寫在丈夫心滿意足地離開之後，雷姆塞太太「好像就立刻將自己包了起來，一片花瓣緊靠著另一片花瓣，而整個組織因疲累倒在它自己上面，以至於她祇剩下僅存的力量去移動她的手指，從極度的放縱到疲累，去翻格林童話故事的書頁。同時她全身悸動著，因成功的創造所帶來的狂喜而悸動，如同一個彈簧的震動已擴張到最大的寬度，漸漸地徐緩停止它的震動」（頁五四）。這個玫瑰盛開、瞬間枯竭與共振亢奮的意象應該是他們夫妻之間互動的常態，因此詹姆士的憤恨是有感於父親一再對於母親進行精神掠奪，不僅只是一般的依底帕斯情節作祟。

圖片｜來源

雖說這一幕可以說是對於雷姆塞太太的一種禮敬，以玫瑰形容她旺盛芬芳的生命力，滋潤著周遭環繞她的人們。另一個方面，雷姆塞太太的反應更值得我們深思。雖然丈夫陰晴不定的脾氣與強烈的需求讓她感到疲倦，但是她也因為對於丈夫的貢獻而得到滿足。吳爾芙並且更深一層的呈現雷姆塞太太內心的想法，讓讀者了解她是如何內化了維多利亞式的父權主義。她心中的不滿不是因為自己能量的耗損，而是意識到丈夫對自己的依賴，不願意周遭的人懷疑丈夫絕對的權威，更不願意看到她自己視為完美的男人有任何瑕疵。

對於雷姆塞太太而言丈夫最為重要，即使周邊之人都將她奉為完美的化身，她卻甘願自我貶抑，認為自己能給予這個世界的相形微不足道。即使家中的食指繁浩，花費日益難以負擔，還有那些「小孩子都看得到的瑣事」、乃至於丈夫學術著作的品質下降，在在都是她不能與丈夫分享的煩惱。透過雷氏夫婦的互動，吳爾芙精準地呈現了二十世紀初期英國中上階層社會的男女關係，這其實是複製千百年以來父權社會的模式，即使是如雷姆塞這樣的知識分子也未能免俗，甚至是以愛智之名更理直氣壯地予取予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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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姆塞與人的互動模式在太太去世之後並未改變，在〈燈塔〉中喪妻的他以鰥夫之態向莉莉索求同情。但是莉莉無法像一般女性對於雷姆塞的自憐表演給予適當反應，只能完全靜默地站著，最後尷尬地轉而稱讚雷姆塞的靴子。莉莉雖然自覺自己的缺乏反應對她的性別來說「是莫大恥辱」（頁一七九），透過這個未婚的藝術家角色，吳爾芙似乎提供了超脫僵化的社會規範的一個途徑。雷姆塞太太時時刻刻都想要替她尋找歸宿；而雷姆塞的的弟子譚斯理更當著她宣稱「女人不能畫，女人不能寫⋯⋯」（頁六四），反覆打擊莉莉的畫家夢。吳爾芙甚至刻意醜化莉莉，描寫她的小眼睛「像中國人一樣」（頁三○）。以當時的文化脈絡而言這是極為負面的描寫。

吳爾芙不惜使用種族主義的方式營造莉莉的邊緣性，刻意強化莉莉在小說中的特殊社會地位。吳爾芙也著意描寫莉莉對自己的藝術生涯也缺乏自信，總是認為自己的作品最終命運就是遭人束諸高閣。她以紫色的三角形來捕捉雷姆塞太太為詹姆士讀童話書的情景（頁六八），並且努力試著向雷姆塞的科學家朋友班克斯解釋不同色塊形體之間的關係，這幅畫是她對於雷姆塞太太的獻禮，但是苦於始終無法找到平衡畫面的方法。種種不利的外在條件，讓莉莉在小說中幾乎淪為失敗的藝術家。

但是她的獨立精神戰勝了一切阻礙。十年後再訪海島的度假小屋，莉莉一面目擊雷姆塞跟一對兒女在風浪中登陸燈塔小島，一方面終於找到解決色塊關係的方法，小說最後她在畫布「中間畫了一條線」，完成了畫作（頁二三五）。這一條線可以是燈塔的變形，為多年來航向燈塔的旅程做一註腳。這一條線也可以是打破形式僵局的創舉，讓藝術文學得到解放，走向現代主義。許多批評家認為莉莉這一筆石破天驚，她所看到的景象象徵了新藝術與新文學的願景。最重要的是畫作的完成證明了譚斯理性別主義論述的謬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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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女人可以畫，女人也能寫，吳爾芙的傳世之作就是最佳例證。而莉莉的畫作和燈塔行都是受到雷姆塞太太的啟發，完全展現了女性的自覺心與主體性。所以即使在小說結尾莉莉看似向雷姆塞屈服，給予他所需求的情感。然而，與其說雷姆塞得到了他想要的同情，莉莉付出的更像是共同完成創舉的革命情感。十年之後雷姆塞家人終於完成了航向燈塔之旅，即使人事全非，依然提供莉莉足夠的力量完成她的藝術家之夢。

愛特伍的短文以〈永恆的女性〉（The Indelible Woman）為題討論重讀《燈塔行》的經驗。這位令人印象深刻的女性，可以是眾星拱月的雷姆塞太太，也可以是心心念念只為藝術創作的莉莉，更可以是創造出這些角色的吳爾芙。可以確定的是即使歲月不斷流逝，吳爾芙與她筆下的主角們永遠存活在文學的世界中，留下難以磨滅的身影，等待著我們一再重新造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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