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詩人崔舜華：沒有光的地方

潔白衣裙的崔舜華在鏡頭前自在的擺放身體，這不是我第一次看見她，卻仍不可抗拒，吸引著我和一旁編輯的視線。與其說是肢體的放鬆，她所釋放的是一種整體的魅力，氣與神、人與魂，與她的詩一樣濃烈，卻不帶一絲渾濁。

從 2013 第一本詩集《波麗露》、14 年《你是我背上最明亮的廢墟》到去年才出版的《婀薄神》，她的詩總帶著一種不透明的質地，即使書寫著愛情、神性種種光明輕巧的主題，都仍蘊藏著直指世間醜惡或是暴烈的力量，讀之心顫。探問詩人，她的回答直揭核心：「在這世界上，對某些人來說生存就是一場永無止盡的戰爭。每天每天的生活都是非常艱難，你必須不斷和自己戰鬥、拉鋸。」我相信比起散文與小說，詩更是生活與人的全息投影，即使是我們年少時，在國文課本中讀過那般抒情唯美的現代詩，也始終是經濃縮後還原的真切面貌。而崔舜華擇他路而行，她背棄更適宜女詩人生長的抒情傳統路線，寫出一路所見的廢墟風景。

生活是凌晨孤身，一顆牙疼著

「但我能理解為什麼人們總會喜歡溫柔抒情的詩，因為我們都經歷過太多的傷害，如果你還一直去踩踏傷害的核心，去重啟傷害時刻的話，日子真的會更加難過。於是，如果有人能夠療癒你，有人能夠用非常簡單的話代你說出你內心的希望與祈求，像是『變成更好的人』、『希望這世界變成更好的樣子』，你確實會被那個部分吸引，就像是某種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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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將生活比為一個充滿著冰風暴、時有海嘯的世界，在她的詩中也不難瞥見這末日一般的景象，但先別急著說詩人悲觀，生命本就不只一解。

費茲傑羅早早就告訴了我們：「所有生命都是一個崩潰的過程。」這是一個眾聲喧嘩，而眾生都能說話的年代。面對我所讀到的暴烈核心，崔舜華說：「所謂的暴烈、暴力，對我來說是一種情緒的暴烈。我覺得即使沒有什麼壞事發生，『活著』就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所以每天都得面對情緒的冰風暴，去對抗不被它襲捲、掩沒，就像站在一個非常靠近海嘯的邊界上，你不知道海嘯何時會把你吞沒。」

正如她在《婀薄神》裡寫道的：「沒有甚麼比現在的幸福／更加不幸了／遭遇寵愛，或旋即分開／生活是凌晨孤身／一顆牙疼著。」

若溫柔是一條路徑，那麼暴烈就是另一條不繞彎迴避的直路，筆直穿越所有障礙與繾綣安慰，抵達的卻是同一個終點，以崔舜華的話來說，終點即「聖殿」。「如果說，詩裡面抒情傳統那塊是用良善的語言，讓這世界更趨近於自己盼望的樣子。那我會比較希望我自己的東西能夠透過某種翻轉、顛覆，去接近我所信仰的，就是我們為何從事純文學這件事的核心，我們有很多路徑可以抵達我們想去的地方，但我們可能都只能選擇其中一道門、一道階梯，去抵達我們心中的聖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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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是高風險的職業，無論你想與不想，有一天都得與曾經的生命缺口、傷害直球對決，因為傷害，往往是開始寫作的動機。崔舜華更把寫詩比為「降靈」的過程，當她回頭檢視創作的最初，浮現的第一組名字是「夏宇」，夏宇的詩、張愛玲的文，好像成了我們這一代不可迴避的山頭，祖師奶奶與通靈女子，她這樣說起夏宇：「我覺得現在現代詩的寫作者，絕大部分都是夏宇的遺緒、夏宇的後裔，受她的華麗詞藻、非常意識流的獨白、馬戲團式的意象堆砌深深影響，所以在一開始，我認為降靈寫作好像才是現代詩的生產方式。」直到後來，崔舜華才從其他的方法論和嘗試中，脫靈而出。若夏宇的詩是神靈穿行的場域，那麼崔舜華的詩是沒有神的所在，俗世惡境裡，人味雜陳。

詩人與作家，其實蠻沒用的

在詩人的身份之外，崔舜華也有過許多其他頭銜，編輯、記者、研究生、人妻⋯⋯大多時候，都必須維持著不同形式的文字產出。如果文字能區分為幕前幕後，那麼她都一一走過。我們一起遊戲般的細數，具備這雙重身分的作家名單，從 50 年代開始，副刊傳統的瘂弦、高信疆、楊澤、陳義芝、孫梓評、王盛弘、宇文正，華麗的全明星賽般，他們都高能的像是能以右手寫文、左手編輯。

但崔舜華說她待的雜誌系統，就沒有那麼穩定了。「雜誌、出版社因為流動率太高，很難形成這樣的傳統。寫作者更常會面臨自己心中的矛盾，因為編輯始終是服務業，可是寫作是一條生產線，你要怎麼很好的去服務別人，同時也不放棄為自己生產這件事。」她回顧為雜誌編輯的兩年半裡，努力的把自己穩定在某個位置、或兩個位置，當這兩個位置是衝突矛盾時，極其困難。於是。「我在當編輯時，真的很難寫自己的東西，因為等於你在為別人的文字服務，你自己的那部分就要盤讓出來給作者。」

但回顧那段像是與文學史共同生活的編輯時光，仍有無數光點留下，某一次的「現代文學專輯」裡，她與尉天聰、白先勇相對，她回憶：「如果我的黃金時代是在政大念書那段時間，那麼尉老就位居我最核心的記憶點，我非常希望能多聽他說話，當台灣現代文學的大老紛紛離開，我們所剩不多。」總要留下什麼，我想作為編輯的她是這樣期許的。「要像留聲機一樣，替他們錄下他們想留下的話，從時代觀到文學價值，我希望那期的雜誌將變成某種史料，當日後喜歡台灣文學的人，翻開這期的一些文章，能對做研究的人有所幫助，這是我的希望。」文字作為一種載體，可以柔軟至底，也可以堅硬如鐵，我看到編輯與詩人間的崔舜華，有不同身影幢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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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鋒一轉，崔舜華回到寫作者的本體：「我覺得詩人還是作家，其實蠻沒用的，像寄生蟲一樣依賴在文字、文化產業，去生存攀附。」話聲鏗鏗，我心內有小人搗鼓似的點頭。她接著回憶另一種寫作的經驗，回到 2008 前後：「我在寫碩論時，同時寫了《波麗露》，它成為我第一本出版的詩集。寫論文，是不一樣的思考迴路，非常方法論，你必須要每天生產兩三千字。我寫論文的過程其實蠻順利的，而且我喜歡自己每天有產出的感覺，不會覺得自己無所事事、不會覺得自己跟這世界毫無關聯，好像還有一點用處。」離開學院後的崔舜華，後來也曾想過再回去，我問她，「回去」，或是說「留在學院」是為了什麼？

她的目光有些遲疑，手指輕微敲擊桌面，隱隱露出一種持菸的姿態，維持著這姿勢的她接著說：「學院裡有很多出彩的人，香港的董啟章和他太太或譚以諾，都在學院待得很好，他們懂得於安定後衝刺自己的創作，我認識的香港人都很會資源整合這件事。但我們這一代的台灣創作者，如果想要跨足學院和非學院，卻常會落得疲於奔命。」當許多人知曉她想回去學院的時候，卻都告訴她：「若妳能寫作的話，就不要去那麼疲憊的地方。」

若能寫作、為了寫作⋯⋯「寫作」二字，不知何時如緊箍咒般揮之不去，於是多少年輕詩人、作家，為了寫作低身、為了寫作籌謀，為了寫下去，即使無從得知將要花上多少力氣，即使得孤身前去奇幻未知之境，仍一往無前。

「可是，一旦走入了漂亮的學院拱門，就好像你勢必要放棄掉原來的身份、原來喜歡的事物，才能勉強走進去。路會越走越窄，你不知道什麼時候你會到哪裡去，你也不知道能否在業界待的穩，我們這一代宿命中的流浪成分都很重，於是我們總在不安心與焦慮。即使你出過一本、兩本書，也不代表就有下一本。」也許詩人與作家，真如她所說的無用，但這無用背面，所有的攀附與疲憊，都是一場以物易物的過程，只為若我付出真心，而你予我寫作。

「可能，我們寫作者以後也不會有穩定的家庭、穩定的住址，這件事情想起來實在累人，所以就不如不去想了。」這一個回合，崔舜華決定淡然笑答。

我不想做第二流的人

回顧創作軌跡，崔舜華以「搬家」來形容她一路發表寄居的平台轉移史，從批兔個版、無名、撲浪到新聞台，她認為：「這就像是一種搬家的感覺，從一個地方移到另一個地方，每次都要很努力地帶走很多東西，但每次都有一些東西在你不注意時候丟失掉了，這是沒辦法的事。」而她也確實是搬家的老手，政大畢業後，她搬家了數次，她回憶：「我其實從來沒有在同一個地方住超過兩年，目前在中和住到第三年。這是我覺得比較舒服的區域，那些彎彎曲曲的街道、毫無道理的紅綠燈、亂竄的機車、橫越馬路的行人，跳接的路名牌號，很混亂，但是親切，混亂也給我一種保護色。」相對於大安區、中正區或是東區，乾淨明亮的所在總令她感覺無所遁形。

我卻不明白，她想隱匿哪部分的自己。回想訪談中，談到關於身體、打扮，她最在意哪點時？她的回答是「手」。「我覺得自己的手不夠好看，我很在意別人怎麼看它，所以我都會塗指甲油，雖然我也很討厭它斑駁的樣子。」就像她的詩裡，也偶爾會有詩人不在場之處，就像被覆蓋了一層甲油，隱身於文字之後。

但反觀她近兩年才開始創作的散文，卻是相對的誠實貼身。她自述對於寫作散文的方法，摸索了很久，即使許多人認為散文與詩是最靠近的文體，但用另一種型式創作，還是得找出另一種全新的口吻。寫散文的崔舜華，是這樣的：「我去學某幾個特定的作家，關於童年回憶我參考蕭紅、而自己的近代生活史則看張愛玲，這剛好是兩種女性散文書寫的典型，蕭紅的文字非常質樸，情緒卻很飽滿。張愛玲的詞藻世故華麗，但內在的情緒卻是非常淡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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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語言是像營養一樣會流失的，你必須不斷補充。」訪談中，她隨意丟出的話，我卻留下了深刻印象。或許正是如此，崔舜華才會說出在三本詩集後，寫詩開始有些瓶頸，於是想用其他的東西穿過它。但為何不是小說呢？她認為小說家那顆需要強大耐性的異質之心，她暫時沒有，而讀者只需要第一流的作品，況且，她也不想要當二流的人。

從寫詩到散文，我認為她依然走在一條搬家的路上。那些經得起恆長書寫的事物，就像會被優先挑選打包的行李，而文字的搬運過程是一種丟棄與更新。訪談間，聽她提起了二月即將到來的另一次搬家，生活果然是一場接一場的戰鬥。看著面前從紅偉特抽到駱駝，菸不濃不歡的女詩人，像是望進一片廢墟，卻是極美。

我想起，許多年前初讀到她的詩集《你是我背上最明亮的廢墟》，裡頭的幾段詩句：

讓心凝結琥珀，你是我睡前睫梢蒸散的露煙。
……
無數飄雨的冬日清晨，你是我背上最明亮的廢墟。

黏稠但是柔軟。當我說起她的詩如在無神之境，那是因為人間煙火才更深刻。當我說起讀她的文字如人在廢墟，那是因為在一片無光之境裡，你才能看到世間最微弱卻也最明亮的，詩人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