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正不會是我中槍」為什麼美國槍枝暴力越演越烈?我們反思:自由是否應該要有範圍,又或者,我們正選擇性無視了某些人的痛苦嗎?

文|王亭鈞

槍支暴力的嚴重程度

打開 Google,搜尋「美國」、「槍支」、「槍殺」等關鍵字,立即能夠找到無數新聞,其中甚至有很多是近期發生的,以下都是今年的新聞:「19 歲少年闖加州猶太會堂開槍!已知1死3傷『逾越節』慘變悲劇」[1]、「8 天內 5 名警員遭射殺 槍枝氾濫執法安全堪憂」[2]、「美逃犯無端槍殺中國留學生 面臨 19 項刑事指控」[3]、「員工闖進市政大樓『無差別掃射』,美國維吉尼亞州槍擊案 12 人身亡」[4]、「洛杉磯豪宅搜出『1000 多把槍』!整條車道堆滿 警嚇壞:從沒看過這麼多槍」[5]。


圖片|來源

這麼多關於槍支暴力的新聞,就算遠在台灣的我們看了也無不心驚。美國疾病管制暨預防中心(CDC)WONDER 數據庫顯示,2017 年總共有 3 萬 9773 美國公民死於槍支暴力,比將近 20 年前的 1999 年幾乎多出1萬人,是自 1979 年以來的最高紀錄。[6]

名人發聲呼籲:瑪丹娜的《God Control》

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流行女皇」瑪丹娜的全新專輯《Madame X》(X夫人)中的《God Control》MV 重溯了震驚全美的「奧蘭多同性戀夜店槍擊案」,在這起 2016 年發生在佛羅里達州的重大事故里,總共造成了包括槍手在內的 50 人死亡,53 人受傷,創下美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單一嫌犯槍擊案的紀錄(但僅隔一年就被 2017 年拉斯維加斯襲擊案所超越)。(延伸閱讀:紐西蘭總理處理恐攻,人民自願上繳槍枝


圖片|《God Control》畫面

在這首 MV 中,首先出現的是瑪丹娜所扮演的X夫人正在房間里焦慮地用打字機寫著什麼,而導演則在這個過程中插入在同時間同一個城市裡所發生的槍擊案,這些插入的畫面充滿了血腥,赤裸裸地展現了槍支暴力的恐怖。
它以倒敘手法生動地描繪了普通美國人的僥倖心態:即使他們知道槍支和街頭暴力的廣泛,但他們卻覺得這種悲劇不可能發生在自己身上,由此讓這種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


圖片|《God Control》畫面

自動產生的描述 在 MV 裡,瑪丹娜扮演了另一個角色,她一頭金髮,前往夜店,參加派對。在梳妝打扮完,正要出門之前,瑪丹娜才瞥見電視上播放著校園槍擊案的新聞;在她前往夜店的途中,在一條城市小巷里,又遇到兩名男子持槍搶劫,但事發之後,她仍然繼續前往夜店巡遊。

這兩場戲表明了,在美國,槍支泛濫和街頭暴力有多麼地嚴重,然而普通民眾即使親身遭遇了槍支的威脅,仍然無能為力,什麼也不去改變,只能祈求命運之神的庇護。

為什麼人們放任暴力發生?

美國著名作家蘇珊・桑塔格在《旁觀他人之痛苦》一書里,分析了美國民眾對越戰和伊拉克戰爭截然不同的態度,她叩問:為什麼人們可以看著這麼多的人受苦,卻無動於衷呢?是不是因為人們已經接受了太多的資訊,所以我們也就見怪不怪了?我們的道德觀是不是在資訊爆炸的時代里受到了磨損?


美國著名作家蘇珊・桑塔格。圖片|作者提供

然而,她認為,問題不只是出在過量訊息麻痹了我們的神經,還在於我們一旦發現自己無能改變事情的走向、公共政策的決定,那麼我們的心理久而久之就會釋放出冷漠的訊號,作為一種防護機制,屏蔽你對於這類事情產生任何情感。

因此,關鍵就在於我們是否能夠行動起來,也在於一個社會的民主質量。

美國人對於槍支態度的變化

而從槍支這個議題出發,我們正好就能看到整個美國社會在這幾十年來變化的趨勢。
今日,即使槍支暴力已如此嚴重(如上文所提的,2017 年有近四萬人死於槍下),但一講到槍支管理,卻幾乎能夠引發美國社會內部的分裂。事實上,它已經成了足以分裂美國兩黨以及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另一件重要社會議題。兩派之間的激烈爭論往往引來情緒化的反應。在台灣,我們很難理解美國槍支泛濫的情況和放任持槍的立場。然而,支持槍支管制卻算不上另一個「政治正確」的立場。

原因就在於,很多支持擁槍的美國公民引用美國憲法修正案來支持其立場。他們認為美國憲法賦予了他們擁槍的權利,一旦美國聯邦政府權力過大,威脅到美國公民的自由,甚至成了一個獨裁威權的勢力,那麼美國人便有權利拿起他們的私人槍支與獨裁抗爭。自由,這一個美國文化的關鍵詞,便成了擁槍合法化的最大武器。

這一個理由看起來十分正當,讓人難以反駁。確實,假如有一天大政府褫奪了公民的自由,能夠武裝起自己的公民至少還能夠起而反抗。不過,美國公共知識分子庫特·安德森在其著作《夢幻之地:從夢想到狂想,美國精神五百年》爬梳了槍支政策的變化,發現美國並不是從立國以來就這麼擁抱槍枝的,擁護公民自主武裝反抗獨裁政府的聲音也沒有現在那麼強勢,目前的政策和法律是近五十年才奠定的。

他說,「擁槍狂人」始自一九六十年代,而且先從激進左翼發端。一些激進的嬉皮士和少數族裔團體希望退回到自給自足的鄉村生活,或者生活在一個沒有白人歧視的種族國度里,這就產生了武裝自衛的需求。先是美國黑人權利激進組織黑豹黨反對一項加州的控槍法律,譴責其是「解除美國人武裝的陰謀」的一部份。


黑人民權激進組織黑豹黨。圖片|作者提供

隨後,放鬆槍支監管的態度也傳遞到右翼身上。在七八零年代,共和黨更是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從有限度的控槍走向反對任何聯邦的槍支登記。這一時期,激進派也掌握了全國最大的槍支組織「全國步槍協會」(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正是從那時候開始,他們用「『人民持有和攜帶武器的權利不可侵犯』取代了協會之前的座右銘『槍械安全教育、槍法訓練、射擊娛樂』」[7]。(延伸閱讀:五分鐘看八月國際大事:毒品、槍枝、種族歧視,那些被愛遺忘的角落

民主質量的變化

在槍支管制的爭論背後,還有著更大的背景:美國政治氣候的變化。
第一個重要的變化是,美國兩黨之間的意識形態激化。過去,共和黨和民主黨即使有著利益的分歧,但多數溫和派的兩黨議員在影響多數國民的重大議題上經常能夠妥協並達成共識。私底下,兩黨國會議員更經常參加共同的社交活動。政治上的分歧並不影響他們的私人友誼,而私人友誼又促進了不同黨派之間的互相理解。一旦你將對方視為朋友,那麼就很難把意見不同的人視為惡魔了。

不過,這一切,卻在這五十年消失不見。

在醫療保險、稅收、移民法規、商業監管上,兩黨不再將這些議題當作一種技術上能夠妥協的事物,而是「非黑即白」、「你死我活」的鬥爭,變成事關原則的殊死戰。而私人之間的情誼和社交更是消失無蹤。一旦有這種情況發生,黨內同志就可能將之看作叛徒。簡言之,政治領域放棄了民主長期運作所需要「克制」和「妥協」的禮儀。

而第二項深刻變化,則是中產階級、中間階層的衰弱導致的政治冷感。在紐約時報資深時政記者赫徳里克·史密斯的《誰偷走了美國夢》一書里,他寫道:「今天,大多數美國人都覺得,自己被華盛頓的當權者們給忽視了,他們覺得自己在政治上無所依徬,根本無力去改變這種現狀——上世紀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他們相信,通過共同行動,普通民眾也可以去參與國家議程的規劃,影響政府所頒布的政策。在當時,連那些最平凡的美國人都堅信,自己在政治上擁有話語權。」[8]

一項調查更顯示,在六零年代,只有 28% 的美國人認為「政府是受一小撮人的利益驅使而運作的」,如今這個調查結果上升到 78%。 

兩黨政治極化、普通民眾的政治冷感因此都影響到了槍支管制的公共討論。即使這項議題關乎到了普通人的人身安全,可是政治冷漠卻默許一次又一次無差別的槍枝暴力的發生。
不過,中文不是有句話嗎?危機就是轉機。經過了這幾年來頻繁的暴力事件之後,美國普通民眾似乎再一次意識到槍支議題的重要性。不管是大眾遊行還是名人呼籲,都是走出這個僵局的第一步。

即使關心這項議題的人之間也存在著大量爭論,[9] 然而,一些人已經起而行動,打破冷漠的玻璃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