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孟若〈男孩與女孩〉：理性與感性，其實不必二元對立

整理｜佐渡守

動物處境上的弱勢，與人類性別、階級的弱勢有哪些相似之處？究竟女性「站在動物這一邊」弱弱結盟的結果，是相互強大了擺脫既定命運的契機？抑或是讓自身命運更加無法翻轉？台大外文系教授黃宗慧，在其著作《以動物為鏡：12 堂人與動物關係的生命思辨課》（啟動文化）中，選入了孟若（Alice Munro）的短篇小說〈男孩與女孩〉（Boys and Girls），或可提供讀者更深一層的探究與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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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宗慧表示，〈男孩與女孩〉看似是討論性別的短篇故事，其實內涵著女性與動物兩種元素，非常適合用來談性別與動物的關係。她說：「當初選文時差點與它失之交臂，因為國外有關動物議題的經典文學非常少，〈男孩與女孩〉是大海撈針下的一個因緣巧合。尤其在此之後，孟若獲得了 2013 年諾貝爾文學獎，讓 2006 年就選了這篇文章的我頗為得意。」所見略同是，村上春樹也親口說過，孟若是他私心最愛的 10 位小說家之一，彷彿呼應了黃宗慧的先見之明。

壓迫就藏在平靜的細節裡

孟若是一位非常擅長用平靜口吻將許多問題巧妙藏在微小細節之中的作家。作品〈男孩與女孩〉由一個連名字都沒有的 “girl” 主述，這個女孩非常崇拜經營銀狐農場的父親，並以能夠成為父親的小幫手為榮。

她瞧不起弟弟，認為他是個「小笨蛋」；也敵視母親，覺得母親將她留在（傳統代表女性領域的）廚房幫忙是一種「惡意」。由於常常被強調 “She’s only a girl”，所以她自覺「是個女孩」這件事，對她來說就像一個玩笑。

黃宗慧說，曾有人認為〈男孩與女孩〉有孟若的自傳色彩，因為過去孟若的父親確實經營過銀狐農場。故事一開始安排女孩用一種實事求是、沒有任何情感判斷的語調來回顧──她的父親把銀狐養在圍欄裡，等秋末冬初狐毛豐滿時，自然也該被取皮、把皮草賣給貿易商，這都是為了他們的生活所需，一切如此理所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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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點像敘事者的成長故事，孟若讓女孩平淡地表達。文章不會直白告訴你「父親養銀狐好殘忍」，也並非女孩徹悟之後，讓讀者一眼察覺她想批判什麼，但字裡行間卻充滿孟若對壓迫與被壓迫者之間關係的思考──引領著讀者去發現，除了男女、動物，還有更多的權力階級問題，像是穿皮草的女人與為了製作皮草而辛勤工作的人；第一世界的白人與第三世界的有色人種。

例如這一幕：在廚房門邊，掛著皮草公司製作的月曆，藍天、黑森林與北方惡水大川的背景下，有探險家插下英法殖民的旗幟，而壯碩的原住民在搬運貨物。

透過認同男性特質的女孩描述，月曆畫面充滿「正面」的英雄氣概，讀者不會察覺它深具男性殖民意涵，總要等到讀完全文後回溯，才發現這些細節都有意義。包括女孩父親最喜歡的經典名著《魯賓遜漂流記》，就充滿殖民者的自我感覺良好，孟若連處理這樣微小的細節，都呼應了後殖民論述對殖民主義的批判。

「像牛馬一樣勞役的奴隸與被剝皮的狐狸，有其被壓迫的類似性。男性殖民女性、第一世界殖民第三世界、人類殖民大自然及其他主體，都有不同階級之間的權力關係，只是壓迫者通稱自己是『移居者』，而原住民則被稱為『野蠻人』，一如女孩用理所當然的口氣，描述『銀狐變成皮草就是為人所用』一般，當她以耳濡目染的殖民、主流、男性的眼光帶領我們閱讀，自然對月曆的意識形態不疑有他，也『暫時』看不到被壓迫者的主體性與命運。」黃宗慧說。

在認同男性特質的女孩價值觀裡，符合「夠 man」的定義，就是英勇、冷靜，像她父親那樣沉默寡言又能幹俐落。因此當父親殺狐狸時，女孩描述的口吻平靜且毫無同情，她說，「狐狸被奪走傲氣的皮毛之後看起來好小，像老鼠一樣，被處理掉的、無用的屍體就堆在那裡，用袋子收集起來。」

而父親的助手 Henry Bailey（名字有監獄之意），在此也是陽剛的代表，他喜歡收藏色情月曆、對動物沒有同情心。他會把屍袋揹起來戲耍小孩，說「這是聖誕禮物」，甚至像表演特技般粗魯地吐痰、肚子會發生奇怪聲音、笑聲像機器零件壞掉。小女孩對男性盲目認同，所以凡此一切她都覺得「了不起」，導致對貝力作弄弱小的行徑也毫無意識。

自詡「像男孩一樣有用」的女孩，睡前會編故事，例如變成更有能耐的大人，像個勇敢的英雄拯救他人（包括學校老師）。故事到了這裡，黃宗慧說：「一種傳統對男性期許的英雄主義，像是對土地／動物的征服、統治，還存在女孩的幻想裡，她甚至賦予動物恐怖的形象，想像自己征服了狂犬病的狼，來凸顯英雄主義歌頌的勇敢。」

「但文章也隱隱暗示女孩同樣有著傳統性別二分裡比較感性溫柔的、女性的一面（她喜歡自己的聲音充滿情感），只是不想凸顯這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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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做了選擇：與動物站在同一邊

孟若寫出這個非常認同男性、甚至到盲目地步的小女孩，到了故事最後，因為兩匹養在家中的馬，才有了改變。

做為經濟動物的老馬，最後的宿命就是被射殺成為狐狸的食物。這天小女孩看著溫順聽話的麥克（公馬）被貝力帶來，遭到射殺前，麥克還一無所知地找草吃。小女孩顫抖著看父親像公事公辦的殺馬老手，而貝力還拿死前抽搐的麥克開玩笑──這一幕讓她震撼了，瞬間她將距離一下子拉開，並用「這兩個男人」指稱父親與貝力，微微批判他們不帶感情的態度。

孟若讓我們看到，女孩似乎不再向男性靠攏，「這兩個男人」令人幻滅的行徑讓她開始動搖：男性特質到底是什麼？難道就是用權力壓迫弱者？於是她回想起小時候如何戲弄弟弟，反省自己跟父親做的有何差別？不也是權力的濫用嗎？──她開始對男性崇拜打問號。

故事的高潮其實在後面，繼麥克被射殺之後，終於來到芙洛拉預定被射殺的那天，女孩最後在馬與父親之間做出了選擇。芙洛拉是匹充滿活力、桀傲不馴的母馬，暗暗呼應了女孩在文中的形象，不同於溫順的麥克，面對射殺時，芙洛拉掙脫了控制，奔馳著想逃離命運。當男性全員展開追捕的同時，過去慣於聽命的女孩這次背叛父親，將倉門大開。

其實女孩明知，「因為永遠會有遠方不知名的『高貴』女性需要皮草，所以我們要提供狐狸的皮，放走芙洛拉只是讓父親更辛苦，而且父親再也不會相信我了，他知道我沒有完全站在他這邊。」但女孩終究還是聆聽了內心的聲音，與動物站在同一邊。

她的舉動最後就算徒勞（芙洛拉還是被追捕射殺），可是那一刻憑著直覺做出來的事，對她還是有意義──「當我看著尋找出路的生命向我跑來，我是在場唯一可以給牠出路的人，如果我關門，就是選擇見死不救的人。」女孩聽從她的本能與情感，不管結果如何，就算瞬間的自由只是一場幻覺，她都必須把門打開。她說：「那是我唯一能做的事。」而這件事，也成為她重新思考「自己到底該認同什麼價值？」的關鍵。

故事結束前，加入追捕行列的弟弟 Laird（名字有領主之意，意味未來他將步上父親之路），得意地展示身上的血跡，說「我們把牠大卸五十塊」，還向父親告密，並在父親徹底無視她之後，幸災樂禍地說「她哭了」。最後，女孩面對父親輕蔑的那句 “She’s only a girl” 時，她再也沒有抗議，只在心底說：「這或許是真的吧。」

「或許是⋯⋯」孟若留下了各自解讀的結局

「或許」這兩個字，讓〈男孩與女孩〉故事的結尾，留下了各種各樣的詮釋空間──女孩到了最後，到底是如同動物逃不出去的無奈，而自我厭棄地接受了母親所說的宿命（只是弟弟長大前暫時的替代品）？還是她接受被馬的死亡所喚醒的感性，不再對男性價值全盤認同，也不再壓抑自己原本具有的女性特質？

「或許」二字除了女孩可能仍不確定該如何自我定義，另方面卻也打開了重省性別二分的契機。

對故事抱持悲觀的女性主義者認為，孟若安排的這個結局根本是為「性別決定論」背書，女性跟動物的命運結合後，最後動物逃不出去就諭示了女主角未來的命運注定失敗，不管如何努力抵抗，都將輸給強大的父權力量。

但也有肯定的聲音認為，當女孩拒絕暴力與權力濫用，那麼自言「我是女孩」便是對父權的抗議。就像文章有個細節描述，狐狸即便死後，仍有種原始的狐狸味揮之不去，形同女性就算被打壓也不會被父權的意識形態給完全控制，所以說不定女孩之後可以走出一條自己的路。

在光譜的兩端，也有中間立場，認為女孩確實不再盲目認同，可是她真的樂於接受女性身分嗎？在她陳述自己的轉變時口氣仍有點無奈，雖然她已發覺自己不屬於過去認同的那邊，但也還沒有真正想留在女性的世界裡。

女孩的標籤究竟是一種解放的力量？還是奴役限制她的綑綁？這樣曖昧的結尾，或許更真實地反映出性別認同是何等漫長且辛苦的過程，甚至終其一生都可能是一個不穩定的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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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同情就是理性的對立面？

究竟「站在動物這一邊」，是否是女性特質的展現呢？黃宗慧說：「我更希望大家延伸去思考的是，女孩看見麥克傻傻就死了的那份『不忍之心』，就叫女性特質嗎？這會不會也是一種非常粗暴的二分法呢？某些特質不是兩性都具有的嗎？為何感性與同情就是女性特質呢？」

關於理性與感性分離的性別迷思，女性主義者多娜文（Josephine Donovan）曾引述《動物解放》作者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在序言中所說的一段話，指出他多麼不樂見動物權運動跟「女性化」情感牽扯在一起，以避免運動被「貶值」。

辛格寫道：「我們並不是對動物特別『感到興趣』。我們也從來沒有對狗、貓或馬有特別的喜愛⋯⋯。我們其實並不『愛』動物⋯⋯。將反對殘害動物的人描繪成多愁善感、情緒化的『動物愛好者』（意謂著）把整個議題摒除⋯⋯在嚴肅的政治和道德討論之外。」

而哲學家納斯邦（Martha Nussbaum）也指出，即使辛格等效益主義派人士自認理性，但當他們訴求「要降低動物不必要的痛苦」時，還是得去「感受」牠們的痛苦，否則如何理解動物受苦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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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宗慧表示：「我覺得『善感』這件事已經有點被汙名化了。雖然運動的理性走向有其苦衷，但為何要這麼怕『愛』這種情感？為何一定要覺得『純粹的理性』需要靠打壓感性來捍衛？理性與感性同樣是美好特質，我們甚至忽略了理性經常也可以是殘酷的，例如城市更新或山林開發造成動物的迫遷或原生動物的傷害，這時理性的論述就可能變成將自私合理化的工具。」

相對於動物保護者會與感性劃清界線，反過來說，有些女性主義者也不想與動物有所連結。因為許多輕薄女性的形容詞，例如母豬是損人、金絲貓是性感，彷彿女性與動物擺在一起，就會一起變成被歧視與邊陲化的弱者。

黃宗慧認為，女性主義和動物保護運動兩方「陣營」，都各有主張要劃清界線的人。「但因為害怕被貼標籤，就往另一個極端跑，跟文中盲目的女孩又有什麼兩樣呢？」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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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與感性其實可以彼此滲透

回到〈男孩與女孩〉，黃宗慧說：「我喜歡講這個故事，是因為跟我的生命經驗非常類似。我覺得自己跟文中的女孩一樣，都是比較男孩氣的人，也認同社會理性的價值，討厭用柔弱吸引男生注意、看到狗就尖叫的女生。為了反叛自己明明也有屬於比較社會定義的女性面，會刻意凸顯自己數理很好、甚至可以比男生更優秀。但反抗的結果卻也跟女孩一樣，走到另一個極端，掉入社會二分的預設裡──我一直以為我是女性主義者，卻從未發覺自己長期就是個認同父權價值的人。」確實有些女性主義者，以「有為者亦若是」的一套標準來要求其他女性時，也可能是重蹈了父權主義非常專制的、操控全局的覆轍。

黃宗慧說，父權是整個社會傳統的延續，因為被整個教育內化了父權思想，許多女性甚至比男性還捍衛父權（例如故事中的祖母）。女孩一直不想符合傳統定義，覺得「女孩不是跟男孩一樣嗎？」它應該是一個不帶貶抑或稱讚、像「小孩」這樣的中性詞，但大人總是加強語氣說「女孩應該／不應該怎樣」，讓她感覺「不安全」，才會極力想擺脫這個標籤，向另一端靠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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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人可以有很多面向，以做動保這件事情來說，我們一方面可以去愛，因為那可能是跟動物互動的動力來源，另方面照常可以理性思考、論述，兩者一點都不互相妨礙，不需要害怕與隱藏感性面。」

「我們的社會二元對立好嚴重，女性主義和動物保護運動兩方，也都預設了兩者間有對立跟衝突。不只是人與動物關係，政治議題上也是，我們在非常多面向都鼓勵二元對立，所有立場幾乎都會二分，然而明明很多對立都有協商空間，二元也有非常多可以彼此滲透的部分，為何要堅持有一種完全純粹的理性？這個堅持本身不也非常『非理性』嗎？」

「我在《以動物為鏡》書裡，一直心心念念想傳達，理性不是把感受通通關起來，我們適時地去感受，可以促動你願意去做（像小女孩的行動一樣）；反過來說，人與動物關係的理性論述也很必要，從道理上說服別人，弱勢的處境就有可能被改變，否則無法突破同溫層。」

「動物議題就是這樣，『安知魚樂』，或許窮究也得不到答案，可是只要理性、感性不失衡，我會選擇像小女孩一樣，相信我看到的動物在受苦，而不會先去與別人爭論。對他者苦難的察覺跟憐憫，不是男生或女生這樣單一性別的事，而是因為我們『在意』。希望大家用更開闊的眼光去看待，無須被二元對立把我們給卡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