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拉威女孩的告白：我們從小被教育結婚是首要選擇，但為什麼？

文｜葉靜倫

在 Tionge 的世界裡，她大部分的女性朋友因為貧困而別無選擇，或者因為生活太苦而想逃離，結婚成了一種計畫性的「逃脫」──女孩們以為結婚後生活就能過得更好，豈料最後多半只是換一個地方，繼續在農忙與家務中反覆。許多人甚至落入家暴困境，或者輕易「被離婚」，後半生命運更難以翻轉。

「婚姻對我來說，不是一個目標。當然有一天我還是會結婚，但不是現在。」Tionge 強調：「我們從小就被教育結婚是首要選擇，但我現在只想念書、想畢業，我想照顧家人。念書不是我自己的事，是家族裡每個人的事。」

Tionge 希望每一個馬拉威女孩都能理解這件事：「女孩子應該在小學時就被鼓勵、認識自己的各種權利，理解教育的重要。我覺得到中學再說都已經太晚了。」她再三強調：「只要一直不停的試下去，一定會有機會的，就像我當初跟媽媽四處找人支持一樣。至少，要懂的『爭取』，而不是一開始就選擇認命。」

馬拉威女孩。圖 | 畢嘉士基金會提供

一個決定影響多個命運，NGO 的取捨與掙扎

也因為大學窄門實在難進，且所費不貲，對畢嘉士基金會來說，資助大學生變成一個艱難的決定。「小學生、中學生，我們都會一直資助到畢業，對我們來說這是最基礎的教育。但是，資助一個大學生的費用可以拿來資助很多其他的小學生或中學生，且老實說，這裡的高等教育因為師資的養成與教學資源貧乏，品質也不高。」

林茵慈解釋畢嘉士過去在獎助大學生時的內部討論與掙扎：「剛開始我們其實爭論過，既然大學這麼難念、花費成本這麼高、又不像臺灣一樣是普及教育，那我們是否能要求他們的成績一定要達到⋯⋯例如前 10% 之類的？」

周文珍也說：「我們實在太渺小了，資源太少了。所以之前確實在想，既然高等教育品質沒有很好，念完了也不見對工作有多大幫助，為什麼還要撥出資金獎助大學生？」

馬拉威中學教室。圖片｜葉靜倫

一個決定會影響到很多人、左右許多未來，對身處其中、掌握資源的 NGO 來說，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林茵慈苦笑：「這件事我們還沒有定論，現在我們只要求他們在大學裡不要被當，否則你必須自己付重修的費用。我想，有時候看到那些好不容易念了大學卻不認真的學生，其實只是有種恨鐵不成鋼的感覺。」

周文珍則說：「我後來想想，念書其實是在訓練思考，為自己撐出一點空間，在這個空間裡能有一些學習，而不是只為了工作。當然，學歷高一點工作或許比較好找，然而教育這件事，我們看的不只是學歷，而是學習的能力。」

「以女性為優先的教育支持」成為畢嘉士基金會的計畫核心，這個理念在兒少階段，配合馬拉威國家現有已佈建的教育體系，以資助學雜費的方式展開，輔以學習成效追蹤與評估。然而，有不甚完備的教育系統支持的年輕學子，尚且必須如此與貧困及重男輕女的社會搏鬥，她們缺乏社會福利網覆蓋的父母輩、祖父母輩日子就更難以想像。

推薦閱讀：世界女孩日！艾瑪華森抗童婚：國家要進步，必須投資女孩

馬拉威婦女。圖片｜葉靜倫

「我丈夫走後，只留給我一個開瓶器。」

因為醫藥資源匱乏，馬拉威的男人們經常因為感冒、結核、傷寒、腹瀉、病菌感染等各種我們已視之為輕傷小病的問題而離世，或者單純就因為厭煩、逃避而拋家棄子，留下來的孤兒寡母往往面臨社群與經濟上的雙重壓迫。所謂的「寡母」，其實就如同 Tionge 那些早早就輟學結婚的同儕，因為自小缺乏教育滋養、被社會資源所排除，當丈夫離世後，往往也幾乎沒有謀生能力。

「我丈夫走後，只留給我一個開瓶器。」林茵慈曾經因為一個寡婦媽媽的這句話而震撼，另一個寡婦媽媽更讓她久久無法平復：「這裡的人因為很窮，蓋房子都很慢，手上有點錢的時候就先蓋一面牆，過幾個月甚至幾年後有錢了，再蓋下一面牆，也許最後才會蓋到屋頂。曾有個媽媽告訴我，她丈夫過世後，她無力再租房子，就帶著孩子到處住在這種蓋一半的房子裡，跟屋主收點小錢，幫忙看顧建材。等房子蓋完了，她又要再帶著孩子們離開，去下一間半成品空屋。」

馬拉威蓋到一半的房子。圖片｜葉靜倫

馬拉威蓋到一半的房子。圖片｜葉靜倫

「我深受衝擊，」林茵慈說：「從來沒有想過，這世上有人是這樣在過日子的。」流落街頭的孤兒寡母，是馬拉威政府都無暇顧及的族群。許多人為了求生，或許會選擇再婚，但同樣為了求生，「再婚」有時衍然又是個更糟糕的決定。

「再婚之後，對方通常不會好好對待我跟前夫留下來的孩子，且我也沒辦法好好照顧他們，因為我得照顧新一任丈夫和孩子，照顧我的新家庭。」今年 61 歲的 Mary 說。Mary 10 歲時爸爸因狂犬病過世，14 歲時升上當地很好的的中學，卻跟大多數女孩一樣，因繳不起學費而輟學、被迫結婚。35 歲時，丈夫因車禍去世，當時的她已育有 6 個孩子。

「男人通常不會幫忙家務，反而會命令妳做這做那，女人必須取水、下田、做家事、煮飯、打掃⋯⋯如果不幸我比他早死，幾乎所有的問題他都無力解決，我的孩子只會更痛苦，會生病甚至被迫流浪。」事實上，Mary 的丈夫在世時其實對她極好，兩人過了 20 多年平穩的日子，但即使如此，她也不想再婚，把生活問題搞得更複雜。

61 歲的 Mary（左）。圖片｜葉靜倫

技術輔導媽媽團體，鼓勵團結自立

2002 年，就在屏基落腳馬拉威的同一年，有大約 40、50 名像 Mary 這樣的寡婦媽媽們，成立了自己的團體，決定靠著群體的力量共同求生，她們稱之為「Chitatata」，在當地語言中是「辛勤工作」之意。2004 年，在村長的引薦下，當時已 48 歲的 Mary 加入了 Chitatata，在此之前，她已經帶著孩子獨自在外漂泊了 13 年。「那段時間我只能靠做土磚過日子，賺得非常非常少，也沒有其他親人支持，日子非常難過。」

推薦閱讀：非洲農村媽媽的「女力」：不需要名牌包，一只塑膠袋夠裝我所有

當時的 Chitatata 尋求過屏基醫療團的協助，但屏基畢竟是以醫療為任務的團隊，多半僅能靠醫療團的團員們用個人力量支持 Chitatata，沒有餘力有系統地進行社區發展與婦女培力。這個遺憾，後來便由路加國際和畢嘉士基金會正式接手。

「最開始，媽媽們經歷千辛萬苦，去跟酋長跪求賜予她們土地，並且分頭去尋找資源，蓋房舍、養雞、種玉米，然後湊車錢去城裡跟市政府登記為社區團體。她們想靠著做小生意來養活彼此，畢嘉士則進一步提供微額貸款，並且引入技術與經驗。」林茵慈說。

Chitatata 媽媽們合力養的肉雞。圖片｜葉靜倫

「當地有一些專做教育訓練的 NGOs 或半官方團體，我們會跟他們接洽，請老師來為媽媽們上課。從記帳、會計、簿記、管理、分工、養雞技術、做飼料、做生意、任務分派等，都需要教。」林茵慈解釋這些課程剛開始對媽媽們有多困難：「拿 3 隻雞去市場賣，回來就必須有 3 隻雞的錢，這些錢必須登記在帳本裡，之後一起存到銀行。這一連串在我們看來非常基本的動作，全都要手把手的教。或者像在銀行開戶這樣的事，她們也都需要協助，因為大部分的人根本沒開過帳戶。」

年屆高齡又被歲月操勞的媽媽們非常容易忘記所學，畢嘉士在地工作人員必須時時為她們複習，讓生意順利推展。除此之外，她們還合力種玉米，等營運上軌道後，又開始養豬和羊。

「剛開始她們不太有金錢管理概念，一拿到錢就很興奮的拿去買床墊啊什麼的，也不懂得把下一期的成本先留下來，結果常常沒錢買新的小雞。後來透過不斷的溝通與引導，她們才逐漸懂得分配、管理營收。」

如今，Chitatata 在許多成員因為各種原因陸續退出後，剩下來的 19 個 60、70 歲的婦女，已成為牢不可破、情誼堅定的團體。「加入團體後，可以認識很多朋友。雖然我們也一天到晚吵架，可是可以忘記很多煩惱，可以分心，不會一直糾結在生活的困難裡。」Mary 說。

Chitatata 的媽媽們。圖片｜葉靜倫

Chitatata 媽媽們養的豬。圖片｜葉靜倫

Chitatata 媽媽們養的羊。圖片｜葉靜倫

再怎麼匱乏，都有能力給予

令人吃驚的是，Chitatata 在營運終於上軌道後，做了 2 件難能可貴的事。第一是她們用營收的餘裕，成立了兒童日托班。「第一次聽到的時候，我渾身起雞皮疙瘩。」林茵慈說，這件事讓她感動不已：「她們的收入並不多，許多媽媽們生活還是很困難，甚至，她們過去在村子裡也受過很多排擠。可是，當她們現在有了一點小錢，卻將大部分的基金拿去成立日托班，花錢請日托老師，照顧村裡那些無處可去或父母無暇照顧的、大約 40 個 3-5 歲的孩子。她們甚至還為孩子們供應午餐，對很多孩子來說，那往往是他們一整天下來唯一的一頓飯。」

Chitatata 的媽媽們由此將組織分成微貸組、日托組、養雞組和養豬組，大家分頭讓組織順利運作，營收一年比一年好。「我們有補助不少午餐錢和日托老師的薪水，但最終都還是要求她們有能力自營，不能永遠靠我們。」林茵慈說明：「這之間其實磨了非常久，一開始媽媽們連養雞的資金都投入日托班，結果根本沒錢買小雞，然後再跑來跟我們說沒錢，這對我們來說是本末倒置，所以費了番功夫溝通。後來她們才開始想別的辦法，例如跟部分付得起的家長們收一點點錢。」

Chitatata 媽媽們成立的兒童日託班。圖片｜葉靜倫

Chitatata 媽媽們成立的兒童日託班。圖片｜葉靜倫

Chitatata 做的第二件事，是在 2014 年時，到鄰近的另一個村子裡去輔導另一群較年輕的寡婦媽媽們，成立 “Chitatata 2”。

「因為原先這群媽媽們的生意做起來了、小有聲色，開始有其他成員陸續想加入。但對這群辛辛苦苦走到現在的創始成員來說，要打破現有的分工與平衡，甚至與新成員分享血汗成果，是件困難的事。」林茵慈解釋：「但我們也不會強迫她們做任何決定，這個團體是她們的心血，她們有權自己去思考答案。」

Chitatata 思考出來的答案，是無法再收更多新成員，但她們樂意去輔佐另一個團隊。林茵慈回憶起當初新團體成立的過程：「我們和新團隊協力買下了一塊地，並且籌蓋工作據點的房舍，畢嘉士負擔 8 成，餘下 2 成的款項請她們用貸款的方式負擔，之後慢慢還。」林茵慈說：「這 2 成不是什麼大錢，但我們希望她們能藉此有歸屬感，知道這個計畫是屬於自己的，必須要出錢出力，自己經營下去。」

去年底，這個新團體在畢嘉士的資金與技術支持，以及第一個團體的經驗傳承下，終於順利蓋完了雞舍，開始養雞。「又是雞！」林茵慈笑說：「當初她們說要養雞，我們提醒她們說，『妳們跟第一個團體距離很近，大家都在養雞，這樣不會搶生意嗎？要不要試著做別的小生意呢？或者去開發更多的市場？』但她們仍堅持要養雞！不過，事情總要做了才知道，就看她們自己的調整囉！」

Chitatata 2 的媽媽，品嘗臺灣團員做的湯。圖片｜葉靜倫

Chitatata 2 現在還是一個非常年輕的團體，成員之間互相扶持，許多年輕的媽媽們在這裡學會了很多技術。「之前因為市場買的現成雞飼料太貴，我們有請老師來教 Chitatata 的媽媽們自己買原料來混出雞飼料。但她們上完課之後輕忽警告，沒有仔細照著成分表做，有一次做出來的飼料，養出來的全都變成軟腳的歪頭雞！後來才發現是忘了放小魚乾（鈣），雞骨頭不夠力！」林茵慈大笑說，有了 Chitatata 的經驗，Chitatata 2 的媽媽們因此徹底學會了「不能隨興混飼料」這件事。這種切身又實際的經驗學習，遠比老師們苦口婆心的說半天來得有用。

Chitatata 2 的其中一個年輕成員 Mercy 今年 47 歲，幼時爸爸不明原因過世，媽媽再婚，她因此在 16 歲時被迫出嫁，小學也早因貧困而輟學，後來媽媽更因病去世。7 年前，Mercy 的丈夫也因病過世，4 年後她加入 Chitatata 2，從一個做小生意賺取微薄收入、必須靠已婚的妹妹接濟、獨自照顧 5 個孩子的寡母，到今天成為一個學會養雞、做生意、會跟團隊裡的朋友分享生活、共同解決困境的堅強母親，她甚至因此在家裡開始養起自己的雞，賺「外快」。

「希望加入 Chitatata 2 之後，可以再也不用靠妹妹接濟！」Mercy 充滿熱忱的說：「我在這裡真的學到非常多東西，還看到很不一樣的世界。我非常渴望能繼續學更多東西！也希望以後可以賺更多錢、做更多生意，我還有很多事想做！」

44 歲時加入 Chitatata 2 的 Mercy。圖片｜葉靜倫

「為什麼不先幫臺灣人？」一個不成問題的提問

Mercy 對學習的熱誠，與 Tionge 和 Agnese 對成長的渴求如出一轍，也成為畢嘉士工作人員最寬慰的信心來源。林茵慈笑說：「去年我為了計畫在馬拉威待了半年，今年只待 2 個多月，算短了！」無論是助學計畫，還是媽媽團體的技術輔導與協助，臺灣 NGOs 想要在國外做計畫，上自國際間的外交阻撓，下自臺灣募款的推行，樣樣都困難。

「我們最常被問的，我相信也是臺灣所有在國外做計畫的 NGOs 最常被問的，就是『你們有錢為什麼不先幫助臺灣的孩子？』」周文珍和林茵慈都苦笑，對這個萬年質問感到無奈：「先別說畢嘉士在屏東還有做老人長照服務，光針對馬拉威女孩／婦女，看到她們的人生因此有了巨大的改變，我就不再有困惑。」

「我從來不會去想『為什麼是馬拉威？』，我進畢嘉士到現在，只想著怎麼在有限的資源下做得更多，怎麼把服務做得更好。」林茵慈說：「我們的預算其實愈來愈不夠，需要資助的學生一直在增加。且我們接下來還要發展布衛生棉和濾水器計畫，讓當地女孩／女性可以不用因為沒有衛生棉而缺課、避免頻繁的經期感染，也希望當地的居民能有乾淨的飲用水，可以不用再喝那些被排泄物和垃圾汙染的水。」

Agnese 每天為家裡取來的水，當地人會直接生飲、拿來煮飯。圖片｜葉靜倫

事實上，「有餘力為什麼不先幫助臺灣人？」這個問題對畢嘉士基金會來說實在是多餘了。因為這個以畢嘉士醫師為名的基金會本身，已經是問題的答案。如同 1954 年踏上臺灣的畢醫師，在這裡培力起屏東基督教醫院；如同 2002 年屏基醫療團進駐馬拉威，因緣際會誕生了畢嘉士基金會；如同 2013 年畢嘉士基金會開始協助 Chitatata 的媽媽們；如同 2014 年這群媽媽們讓 Chitatata 2 順利誕生。

倘若我們認真要追溯「為什麼」，便可一路從像 Mercy 這樣的媽媽身上，追溯到 1954 年的畢嘉士醫生，然若我們執意要追問當時的畢醫師：「你為什麼要來幫助臺灣人？」他或許也不理解為什麼這會是個問題。

當我們問他們為什麼「來」，他們或許會說因為「傳教」或「外交技術支援」，當我們追問他們為什麼「留」，他們或許只能反問：「為什麼不？」因為事實上，是哪裡都不重要，馬拉威也好、越南也好、緬甸也好，甚至，是誰都無所謂。重要的是，有些景像，就算只在無意中看見，有些人就是放不下。

「互助」的前提因此並非決定於「資源」的多少，而在於內心的「共感」。如同馬拉威大學生 Tionge 的生活已經清苦到我們無法想像，卻依然會說：「我現在過得還好，跟許多真的一無所有的人比起來，我還不算太糟。」如同 Chitatata 的媽媽們，自己都不足夠，依然能夠無私的給予；如同飢餓一整天的孩子之所以能分出一半麵包給另一個孩子，或許正因為他最能懂那飢餓之苦。

Agnese 家裡的廚房。圖片｜葉靜倫

是時候該換個問法了：「好事是不是被做對了？」

「共感」的建立與傳遞，因此成為尋求支持的臺灣 NGOs 能夠努力的方向。「共感」的匱乏讓我們不斷叩問「為什麼要幫？」，也因為對臺灣同一塊土地的「共感」最強，才無法理解行於外地之善。遠在臺灣的捐款人內心所受的衝擊，自不會有長期深入異地的 NGOs 工作者來得深，然而，沒有共感，自不需要加入；但若意外經由 NGOs、駐外人員、旅行家或媒體工作者的傳遞而受了感動，何妨就一起投入。

當然，不是每一個「看見」、每一個想做點什麼的人都有能力把好事做對，NGOs 也並非是帶著光環突然降臨在哪個地方，而是如同畢嘉士基金會與無數從事國際合作的 NGOs 所經歷的，必須面對無止境的計畫檢討、專業評估甚至內部衝突，才能尋求一個「共好」的結果。那些願意支持的人，所支持的或許也並非遠方從未謀面的另一群人，而是相信在這之間的 NGOs，能本著自身的專業，讓好的改變與善意的循環在世界的角落裡真實發生。

從現在開始，或許我們可以改變提問，別再問「為什麼要幫？」，而改問「怎麼幫？幫了什麼？」身為捐款人，身為支持善意循環流轉的一員，「好事是不是被做對了」、「NGOs 的專業是否落實了」，或許才是我們該認真提問與監督的。

馬拉威青年與二手衣市場。圖片｜葉靜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