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行政院長張善政在接受訪問回應課綱調整的問題時,如此回答:「轉型正義能夠替我們的GDP增加多少?」這是一個好沈重的問題,我們如何面對歷史的傷痕、面對轉型正義?它們是無關緊要、等經濟發展起來再談就好的問題嗎?還是撕裂族群、掀起傷口的「報仇之舉」?作者 Pugii 用電影《謊言迷宮》討論人們如何面對歷史傷口的問題,也許從德國人如何面對二次大戰,我們可以找到不一樣的解答。

歷史的傷痕

《謊言迷宮》的男主角是二戰結束後步入社會的第一代。這位有著理想抱負卻老是在處理交通罰單的年輕檢察官因為一名憤怒的投訴者而發現他鍾愛的國家的歷史傷痕:納粹對猶太人的殘忍屠殺。令他訝異的是,這些暴行的犯罪者大多都還逍遙法外,甚至仍位居這個國家的領導高層,對此他憤怒而無法諒解。

他憑著使命感和毅力一點一點查出所有相關人員的資料,卻發現兇手並非單一群體,而是當時整個世代、包含他敬愛的父親。(【心理學解析】從鄭捷到小燈泡 ,當「有問題」的人消失了之後?

前所未有的罪惡和絕望感襲來,他幾乎要放棄時,猶太好友的故事與上司的一番話使他重新思考自己所為的目的和希望達到的成果。終於他和夥伴一同踏入德國聯邦法院,開始這一場極具歷史意義的《法蘭克福大審判》。

談論的價值

對我而言,電影裡最重要的訊息便是談論「談論的價值」。即便稱不上擁有完整主權的國家,生長在台灣的我還是很高興能生長在這個能夠暢所欲言的自由社會之中。即便如此,日常生活中我們仍對許多事物三緘其口,譬如性與任何相關的詞彙似乎不該出現在與孩童教育有關的場合、親友聚會談論政治很容易被認為過於激進或傷感情、大部份關係中,特別是血緣親屬間,我們鮮少特意把事情講開,哪怕只是覺得過年餐廳選得不好這種芝麻大小的瑣事。

那我們談什麼呢?我們談情說愛,卻小心不讓言詞過於露骨,免得流於粗鄙;我們罵新聞報導所暗示的「壞人」那一方,以凸顯自己站在「正義」這邊的立場。約定俗成的話題界線並不像法律保留那般有著白紙黑字的限制,卻成功地框架我們的情感。於是我們不喜歡討論完成式的傷害,因為那應該要隨時間過去、被接下來的生活必需所沖淡,人人都要迎向未來,我們不該回頭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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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像電影主角初次了解「奧許維辛」的涵義、並感到震撼與被背叛一般,不被談論並不會使事實消弭,只是彰顯集體沈默的欺瞞本質。發生過的事件如果沒有帶來教訓和成長,便沒有意義;而在事件中所喪失的千千萬萬條人命,他們的苦難和辛酸便如過眼雲煙一般蒸發,即便他們是真真實實存在過、是與你我一樣有著喜怒哀樂、活生生的人們。

如同寫錯的考卷必須用藍筆訂正,犯下歷史錯誤的社會也該面對並坦承自己的罪行,並藉由記憶和反思,防止未來再度走上同樣的路;無知是一種幸福,不幸的是遲早會犯下相同的錯誤。

「這些傷口正慢慢癒合,你為什麼又要掀開它們?」主角上級憤憤吐出的字句和眉宇間的真摯令我不得不重新思考談論的價值。偶爾聽見老一輩的人抱怨民主社會太自由、大家都在亂講話時,我也會有這樣的想法:不被放在檯面上的事物,並不代表不存在。

不把木屑從刺入的傷口拔出來,皮膚依舊會癒合;但那一小小塊木屑便自此在你的身體裡待著、時而隱隱作痛。究竟該放著、期待總有一天會自然被分解,還是乾脆先劃開皮膚、將木屑拔出來?當初傷口正新時沒有勇氣一次將它拔出,休養了幾年時間,也該蓄好勇氣了。

談論的價值從來不在其中的紛爭或口水戰,而是正視問題的可能性。正如台灣政界不斷提出「轉型正義」的口號,這樣的正義到底該如何落實?正如主角上司那句當頭棒喝:「要是你以為這個行動在於分別誰有而誰無罪,那你就太天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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獵女巫從來不該是行動的目標,界定何為犯罪才是重點。

法蘭克福大審判不是象徵性地將罪過推給特定人們,而是堅定地告訴國際社會:納粹的暴行是個錯誤,而我們將致力於防止類似情事的發生。回頭看台灣社會,我們又該以什麼樣的態度看待相似的歷史事件?

彌補的可能

往者已矣,來者可追,我們無法回到任何過去的時間點去扭轉事件,卻可以決定該如何看待過去、和選擇未來的行動。如同狄更斯所說:「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我想每個時代都一樣,有其佔優勢和不利之處,其中微小的個體也許無法以單一的行動扭轉全局,個體所組成的群體卻可能改變未來的方向。審視過去並選擇未來,這是現下活著的人最起碼能做到的事。並非所有傷害都能受到治療,但這不是不去彌補的理由。我想談論問題永遠是個開始,也許爭辯在所難免,也好過一片由逃避和恐懼所構成的靜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