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高中畢業典禮上,你會聽到老師們說:「離開學校後,你們就再也找不到這種友誼了。這是你們往後最美好的回憶!」也許對某些人的確是,但對於被霸凌過的同學而言,誰想要這種回憶?

每每一個學生階段的過去,尤其是國中或高中那種理應灑淚懷念的畢業典禮上,老師們總是動情地說:「這是你們日後最美好的回憶!是你們離開校園以後,再找不回來的友誼!」也許,對某些人的確是,但是對於被霸凌過的同學而言,誰想要這種回憶?(編輯推薦:「一群人欺負一個好人的故事」校園霸凌背後,充滿人性的「黑羊效應」心理學

「這是活該的現實或夢境?」當沒有人記得我被傷害過

有一位男士,國中時期因為身材肥胖和不屬於一般所謂的陽剛氣質型,常常受到同學的言語挑侃與侮辱。有一次他跟同學爭吵,沒想到對方跑去告狀,老師就氣沖沖地跑來教室懲罰他,卻沒有給他解釋的機會,後來更把他從前段班調至後段班,往後的校園日子想當然也不會好過。這段二十多年前的回憶,到今天依然是夢魘般的創傷,他說:「後來我有回去學校,那位老師只是笑笑的跟我聊天,彷彿當年的事沒有發生過一樣!所以,我記錯囉?!」(延伸閱讀:老師也會霸凌學生?會,而且比你想得嚴重

如果開心快樂的回憶需要記得,那別忘了,傷心痛苦的同樣!我的意義並不是「分擔痛苦,痛苦就會減半」這種心靈雞湯,而是說一件有重要情感意義的事,若沒有他人的見證、看見、同理,甚至被相關的人士默默忽視與否認,臨床上會發現,這個痛苦的記憶就會漸漸與幻想或夢無異。這不是對記憶的潛抑,而是因為區分現實與夢境的潛抑失效了,使得情感(如恨)變得沒有方向,讓人對面這些回憶時彷彿置身矇矓的迷霧裡,整個自己被由恨意而生的毒霧籠罩著:「難道我就是活該?」

圖片│《聲之形》劇照

「我要一輩子穿著盔甲?」當我拼命為自己活下來

另一端的情況則是,被霸凌者動用了各種手段、資源、優勢,化解了被霸凌的恐怖,或至少能夠以某種方式「活了下來」,只不過,這常常代表他得在心裡建構起一種過度保護機制。

記得國中時有一位最愛說無厘頭話的男同學,一開始有些男生覺得他「好玩」就常常鬧他,比如脫掉他的褲子、幾個人夾住他後用他的下體去磨擦燈柱、做壞事出了包都怪到他頭上。但由於他不會生氣(不敢真的生氣?),所以他還是跟那群男生很好。高中時,他就奮力健身,可是以他矮小的身材,最初整個身體比例就變得很怪;但至少,他以一身肌肉去為自己穿上陽剛的盔甲,從此再沒有男生敢鬧他。後來,他當上了一位健美選手──這是美好的結果吧?

每個受霸凌的人都有自己必要的盔甲,只是這個盔甲也會帶來很多問題。常在臨床中看到一些個案即便在一段長時間治療以後,依然會穿著這副盔甲,不讓想多靠近的治療師靠近他的內心,而一旦治療師態度比較被動時,他又會投訴被冷待。事實上,對診療室的個案,還是那位健身選手,有個問題都是成立的:「若是放下你的盔甲,你會怎樣?」

「應該是我錯了吧?」被霸凌者的常見心理

很多時候霸凌經驗都是事後回想起來,才更清楚當時到底發生了甚麼事。被霸凌者很可能會說:「啊!當時很明顯就是被針對,我沒有做錯甚麼。」但心裡卻有另一個聲音在告訴自己:「應該是我做錯了甚麼,才被霸凌吧?!」簡單來說,文化傳統或家庭「超我」造成的──我曾在一篇有關霸凌問題的文章裡提到佛洛依德的話 [1]:孩子的良心道德,其實是以父母的良心道德為模型,而且它的價值判斷是能抵制時間的。

家庭超我讓人們習慣把「受懲罰/被打」這件事等同於「我做錯事」,承傳上一輩,許多臺灣小孩都是「被打故我錯」的長大。甚至有時候,因為我們也期望有一個黑白好壞分明的世界,所以受霸凌者也會自動歸因「壞學生才會被討厭」,那至少他會知道要去改正,從而活下去。臨床上當回憶小時候被霸凌的經驗,個案會想起一種「無解的困惑」,可以說是因為當年所擁有的語言、思考、情緒成熟度,還無法形成足夠的心理保護。試想像今天被上司無理責罵,但只要我們心中緊記得自己沒有錯、只是被誤解、是上司他的問題,我們相對比較不會內化這些負面言語。

可借現實是,這種矛盾的心理在成年人身上還是會發生,這正正反映了人性最溫柔又脆弱的一面:我們都渴望被喜歡、被愛、被肯定。佛洛依德說到所謂閹割(castration)其實是一種小孩對父母懲罰,剝奪掉愛的焦慮[1]。同理,Winnicott更強調小孩進入學齡階段,對愛的閹割焦慮,會轉到老師及同學身上 [2],這使得要避免掉任何可能會被剝奪掉愛的可能,所以被霸凌的健美選手還是會笑臉迎人、被老師無理調班的國中生還是得逆來順受。

圖片│《聲之形》劇照

「自癒或被治癒的可能?」永遠的路,或扶持的環境

今天要談治療被霸凌的過去,就得設法將支離破碎的過去拼湊起來,將歷史還原(至少是客觀的部份,但精神分析相信每個人內心的感受會對同一事件產生不同的意圖解讀),就是看見、了解過去事件對今天的影響力,才知道可以再做點甚麼。所以有學者認為 [3],我們不需要堅持向霸凌者(或任何關係中令我們痛苦的人)要求道歉與賠償,這在於很多時候當事實或現實已經無法改變時(比如權力的不對等,再碰不到,甚至已經去世了),過於堅持只會讓自己陷入無盡又無效的痛苦之中,可惜令我們受傷的人卻絲毫無損或毫不在意。相對的,如果受害者透過投身社會正義的工作裡,以另一種方式去奪回公義的發聲權,如之前的「#metoo」運動,並由此作自我認同,即以一種「揭露真相」的方式讓受害事實轉化作別種意義,相信能讓自己活得更好。

受過的傷,不一定有痊癒的一天,但在受傷之前,我們應該著重預防。記得小時候一次科學常識課堂發問後,我被老師恥笑,她沒有回答我的問題,甚至同學都一起恥笑,讓我十分難堪,那段時間我不再於課堂上發問。直到懇親那天,我媽說:「即便小哈理斯真的那一刻不太專心,聽錯了,但作為老師,你不是應該重新向他解釋,看到這個學生的疑問,而不是跟全班同學一起恥笑他?」這件國小四年級的事情,在女人迷的編輯叫我寫這篇「霸凌」文章時,突然從意識邊緣中重新浮現。

很多人都有過不同程度與形式、主觀或客觀的受霸凌經驗,但要是這個小孩得到父母、老師的看見與保護,那就是最好的驅散魔鬼的祈禱。由此,一個「扶持 Holding」的社會、學校、班級、家庭環境,永遠比受傷後的心理治療來得直接和應當。

「對我感興趣的人,必然有點甚麼瘋狂的東西」:哈理斯的精神分析躺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