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many 編按:
你知道嗎?上週11/1下午時段,太陽花學運的核心人物魏揚和吳崢在倫敦以「太陽花運動的下一步」為題進行演講。womany 的作者 Google 也到場,演講過後他針對台灣的現況,提出了進一步的省思。先撇開複雜的外在因素,台灣內部的內在因素就有許多必須被改革的漏洞。內部的漏洞讓台灣像一艘搖搖晃晃的大船,無法開往更遠的地方。聽聽他怎麼說!(推薦閱讀:不是有沒有競爭力的問題,是不知道自己有多小

今天去了由台灣英國同學會在 UCL 舉辦的的太陽花運動演講。其實去之前,我本身對於兩位講者並沒有太多了解,也沒有太多好惡。只是純粹抱持著對太陽花運動致敬的心態去看看。結果雖然不盡善盡美,但也不失為一場有意思的活動。

演講題目是「太陽花運動的下一步」,我喜歡魏揚一開始試圖用歷史、政經和社會演進的角度去說明為什麼太陽花運動會產生。但這個議題顯然太大了,不是短時間能夠處理完善並理解透徹的。所以整場講座大致上點出了很多值得我們去思考的東西。但可惜礙於語言和時間的關係,深度不夠。(推薦閱讀:寫在太陽花學運之後:年輕世代的下一步,結束才是開始

我其實反而希望它可以暫時拋開歷史、經濟、文化之類的包袱,直接談談他自己的想法。對於太陽花運動的下一步,沒有太多說明。太陽花運動的結果和它造成的影響可能難以衡量,是好是壞,在這個當下我們誰也沒有辦法回答出來。而服貿現在究竟情況如何,我想大多數人也都跟我一樣不太清楚。但即便是如此,我們還是能看到一些台灣民主制度上的限制。

談到太陽花運動,當然有其特殊的時空背景和歷史因素,但這些東西太多太雜,我沒有辦法處理得很好,而就事情已經發生過後的現在,我想試圖談談未來可能的走向。

這件事情大致上我認為可以分成兩個層面,分別是「外在因素」以及「內在因素」。外在因素比較複雜一點,有來自大陸強國的威脅、經濟的傾銷以及更重要的,台灣的國際地位和自我認同的問題,我們究竟是一個國家呢?還是不是?是一個國家的話,是中華民國?台灣?還是什麼?這些因素很大程度會影響台灣政策的走向、民主的運行和種種的現象,但這些東西太敏感也太複雜,我沒有能力去提出看法。(推薦閱讀:台灣要更好,大陸不會是唯一的解答

而讓我比較感興趣的,比較偏內在因素,也就是,我們制度的缺陷。

如果我們將人民視為國家的所有人的話,而所謂的總統和內閣團隊,就是所謂的國家代理人。所有人擁有國家,並交付由代理人去管理,這樣的情況,是很典型的「代理人理論」。從理論上,我們可以預測,代理人的利益在某種程度上,不見得每次都會和所有人的利益相同。而兩者之間的不相同,會讓代理人傾向於先極大化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極大化個人的利益,這是第一層的問題。而由於所有人實際上沒有去管理他的所有物,因此代理人會比所有人握有更多的資訊,這樣的資訊不對稱的情形,也讓代理人有誘因,不是去欺騙,而是去隱瞞或提供部分的資訊,讓所有人朝著代理人想要的方向前進,而不能做出較為正確的決定。

 

比如說,假設今天總統是水果店經理,你是水果店老闆(但當甩手掌櫃不管事),今天水果店準備要進一卡車的蘋果,經理知道,它可以進口來自日本富士的蘋果跟美國加州的蘋果,品質上,日本的蘋果比較好一點,但經理跟美國的蘋果進口商關係比較不單純,他們彼此常常一起去泡桑拿喝花酒。所以經理決定要進口美國的蘋果,所以就乾脆直接不提供你日本蘋果的選項,說我們現今找到最好的蘋果就是美國的蘋果。而你因為沒有管道知道有關蘋果的資訊,就只能乖乖接受加州蘋果。

要怎麼樣去解決這樣的情形呢?理論提供了兩種解決方法,第一種方法:是提供「誘因」制度,讓代理人願意朝著所有人的利益而努力。這樣的誘因會是什麼呢?理論上提出的,主要是財務上的誘因,獎金制度。

而理論也提出另外一個解決方法:讓代理人也成為所有人,這樣代理人就會朝著所有人的利益而努力。(如專業經理人成為股東),但實際上這樣的方法是有缺陷的,過於注重財務和經濟上的誘因,會讓代理人試著朝短期的目標而努力,換言之,他們會試圖做出許多在短時間內可以看到成果的事情,而這樣的事情,不見得會對長期發展帶來幫助。而有時候我們看到的所謂政績,某種程度上也是短期任內所拼湊出來的成果。為什麼在一個效果與政策需要長期醞釀的地方,我們會設計出「短期績效」的制度?再者,所謂的誘因,到底應該是什麼呢?財務誘因嗎?還是有其他的甚麼呢?財務誘因有其缺陷,而我個人雖然不是非常信任榮譽、道德、責任感這些東西存在在商場或政壇,但往往所謂的榮譽、道德、和責任感才能帶領我們前往真正長遠的道路。

我個人認為,這樣的誘因制度,可能是某種混合的制度(有講跟沒講一樣)。另外顯然的,讓代理人成為所有人在討論國家領袖的時候並不合適,因為代理人本來就是所有人的一份子,但卻不能代表全部的所有人。

上述的方法,只是試圖去解決彼此「方向」不一致的問題,而更嚴重的是,如何解決「資訊不對稱」的問題。我們勢必要有某種獲得資訊的管道,就像水果店老闆常常會去菜市場一樣,我們需要我們的菜市場,「媒體」應該要扮演了這樣的角色。

只是在我們現在的情況是,菜市場的所有人,就是水果店經理,球場、球員、裁判都是他的人,怎麼跟他玩?媒體的不中立,造成片面的資訊,這樣的情況,其實比沒有任何資訊來得更糟糕,因為我們會受限於我們所知道的東西,而造成誤導或誤判,可以很容易的透過媒體去操弄人民。

那麼該要怎麼辦呢?解決的方法說來很簡單,也很難,找到另外的管道。而現今社會上也的確有另外的管道,相較於所謂的舊式媒體(報紙、電視),我們有了新興媒體(網路、社群網路、公民記者),學運期間新興媒體也展現了它的力量,問題是,新興媒體受限於他的資金和資源,往往很難得到第一手資料,可能都是第二手、第三手資料,此外,也很難獲得體制內的資訊。更為嚴重的是,難道新興媒體就沒有被操弄的可能性嗎?

媒體只能提供我們外圍的資訊,它能做我們判斷一個政策好壞的參考因素,不能作為最關鍵的決定因子。更為核心的資訊,需要仰賴身處於其中的人來提供。換言之,需要執政團隊自己提供,但誰會做這種拿石頭砸腳的事情?

所以我們需要新的法規要求執政團隊公開並透明化他們的資訊。然而,我們又怎麼能夠確定這樣的資訊是正確的呢?所以,我們需要有一個第三方去監督他們。這個第三方,就是所謂的在野黨。在野黨即便沒有執政,他們應該也要有權利能夠獲得跟執政黨相同的資訊,這樣在野黨比較能夠代替我們行使監督的角色。但難道執政黨不能收買在野黨嗎?在野黨和執政黨難道不能上下交相賊嗎?的確有可能,尤其雙方資源和地位極度不對等的情況,也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情形。所以理想上,應該要有第三方、第四方的執政團隊存在。(某種程度上有點類似經濟學的市場機制。)

另外要在討論的是,在野黨有沒有俱備足夠的知識水準去瞭解、衡量並且評估執政黨的政策呢?或著更進一步說,執政黨具不具備足夠的能力去規劃、組織並執行一個好的政策呢?當然擁有執政的經驗的確是一個值得參考的指標,但不應該是唯一的指標。更重要的是,執政團隊有沒有清楚的邏輯思考、溝通能力和團隊合作的能力,監督或質詢的團隊,也有沒有好的邏輯思考、分析與評估的能力。我同意執政與監督團隊可能不見得必須要完全瞭解政治相關的背景知識,內閣成員、立法委員的選任背景也可以多元,但是我們需要有一個好的遴選、評估與獎懲的機制。

內閣團隊的成員當然可以由執政黨自己挑選,但挑選的過程,選擇的條件與原因應該要明確而公開。政治是管理眾人的事情,我們應該要有最好的人才來做這件事情。我們需要他們有一定的知識水平、俱備良好的邏輯思考,能夠知道如何去規劃、評估與分析,換言之,我們需要他們俱備一定的「管理」知識,管理知識的演進與增長,有賴於社會科學的擴增與強化,社會科學的功能與價值,我認為還沒有完全被體現出來。

最後,身為一個水果店老闆,難道今天經理進口了一批很爛的加州蘋果,你也只能酸溜溜地接受嗎?當你吃了一口酸蘋果,難道什麼事情都不能做嗎?可以,你可以炒它魷魚。但今天升級到國家層面,我們能夠炒總統魷魚嗎?即便理論上我們是所有人?我認為這樣的制度是必要的。(推薦閱讀:用選票改變台灣!女人迷政治專欄

當我們提供了誘因制度,有了獲得資訊的管道,也有賴第三方去監督執政的政策,並且也要求了從業人員的水準,既便這樣,結果還是不好,難得我們不應該有一個退場機制嗎?這個機制不見得真的要用到,但一定要存在,而且要用的時候一定可以使用,否則前面所談論的所有東西,都是枉然。目前的確有退場機制,但我們連割個闌尾都如此困難,或許有必要重新去審視這個機制。

一個好的組織,有其核心價值和目標,而它的制度與組織,會時時檢視外在環境而作出調整,以期能更好地實現其宗旨與目標。國家或許某種程度上來說是一個巨型的組織,但我們要更好,也需要一定程度的變革與調整。我們都已經邁向了一個新的世紀,科技的演變讓我們生活產生的巨大的改變,我們的制度和法規,卻依舊停留在上一個世紀不曉得牛年馬月的年代。我們要更好,需要重新去檢視、審思這些法條與制度。這樣的過程,需要反覆地去提出假設、形成理論並且驗證。我們的世界在改變,同樣的,我認為制度也需要改變。這樣的改變,需要下一個世代更加積極地參與。政治一直以來都是我們不想提及的話題,但政治是關於你我、關於眾人的事情,我們不能再漠不關心讓這些事情交由別人去做。我們需要最好的人、最聰明的腦袋、最高標準的自我要求與道德水平的人,來做這些事情。

的確,外在的壓力很大,台灣的地位不明,但是我們如果能改善內部的條件,有了堅定的立場,外頭即便狂風暴雨,我想我們都能撐過去。(推薦閱讀:當這個社會病了,找回衝撞現況的鋼鐵勇氣

台灣,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