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 #Metoo 風波：校園內的權勢性犯罪，受害者如何被父權噤聲？

台灣 #Metoo 風波在 2023 年 6 月開始點燃，筆者結合自身的觀察與數據資料，談論校園內的權勢性犯罪。

文｜胡玟惠

#MeToo 運動於 2017 年在社群軟體發起至今已逾七年，直至今年（2023）六月，臺灣 #MeToo 才由政治圈性騷擾掀起序幕。性騷擾／性侵害受害者透過一篇篇貼文劃破臺灣社會被父權壟罩的寂靜，彷彿水面張力已達極限，發聲者使諸多被玻璃杯困住的案例傾瀉而出。

當大眾見證加害者偽善面具被狠狠撕下的同時，也必須意識這波發聲熱潮並非僅為個案的集合，而是父權體制默認加害者享有愛慕、性的資格所導致之結果。因此，「我們不要就這麼算了」不只不放過加害者，也不能對父權為社會建起不敢反抗的隔音牆視而不見，唯有正視大眾習以為常之惡才能真正讓權力結構瓦解。

根據衛生福利部發布的性騷擾當事人基本資料，可發現 2022 年申訴調查結果成立事件總共 1515 名被害人當中，男性為 101 名、女性則是 1414 名。在男女皆有可能受害的情況下，女性一如既往地成為性犯罪最有可能的被害者。

由於受害者多為女性，且筆者因生理性別關係以女性視角撰寫較為熟悉，因此此篇文章多以女性出發，但不代表筆者認為男性受害者不重要。無論何種性別的受害案例都十分值得被在意，且受害者永遠有發聲及追究的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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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宮｜權勢性騷擾－享有權力的男人

「要小心 X 教授，他會摸漂亮女學生的頭。」、「 X 教授若找你到教研室，記得攜伴同行。」新生時期總能聽到數則來自學姊們的叮嚀，面對前人的建議，我只能疑惑為何類似的性騷擾流言已在系上來回多年，卻沖不走這位教授，究竟是無人發聲、還是聲音傳不出去？這個問題至今仍困擾著我，幾年下來，學生選擇避而遠之，教授仍然屹立不搖。

教授之於學生明顯是權力不對等關係，教授手中掌握攸關畢業學分、升學、業界人脈的成績，學生相較之下則十分單薄，因此在面對各種不合理時，同為學生的你我皆深知在未有百分之百把握的情況下，噤聲是最好的選擇。

儘管這並非良好的師生關係，但在此種威權結構尚未瓦解前，握有權力者若一手握住因性別、地位所獲得的紅利，一手將磨爪放至低位的女性身上，環環相扣的性犯罪鏈就此一覽無遺。

性騷擾加害者通常不會在前幾次執行與性有關的行為或言論，他們習慣以「擦邊球」方式「玩弄」受害者，猶如球員將球擦過籃板的刺激感，性騷擾加害者以他們自以為的小確幸為樂，唯有透過一次次曖昧不清的行為，讓受害者無法罪證確鑿將其定罪，同時也給加害者無數次試探底線的空間。

在權勢性騷擾的情況下，縱使玩底線有失手的一天，但加害者被父權及社經地位賜予免死金牌，只要受害者選擇不說、申訴不成而選擇退避三舍，加害者完全可以把矛頭對向其他小白兔，反正權力低一大截的學生全是他的後宮，隔個學年要翻誰牌，不用宰相及皇太后左右，自己決定即可，這就是校園中不斷運作的權勢性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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噤聲｜不被允許發聲的女人

父權社會對女性有些不合理的期待，溫良恭儉讓即是經典規範。若一位遭受性騷擾的女性獨自站出為自己發聲，則可能因違背社會期待受男性大力譴責，甚至認為此類女性「應受到懲罰」，進而產生厭女情節。

不允許女性反抗的意識形態在日常生活中不斷被實踐著，女性因此更確信，在面對權利受到侵害時，應能忍則忍並以大局為重。過去女性毫無資源憑藉己身能力反擊、復仇，即使到了現代，性別意識稍稍抬頭，女性仍時常被父權囹圄囚禁，連在求助前都需再三思考自己是否有權捍衛自己，要如何說才不會「被指責」。

校園權勢性侵中，學生僅能私下流傳、互相叮嚀，而這些隱隱作痛的案例卻難以浮上檯面，因為在男性教授地位及學校名譽前，沒有一位女性學生被允許公開發聲，父權體制成為另類的執法機關，要求女性自我審查，不得公布威脅男性地位的言論，否則有成為眾矢之的之虞。

父權使校園、職場、社會性騷擾場域如同被降躁，裏頭的女性明知問題、深知問題，卻無法點出並解決問題。在父權社會中，比女性心理更重要的是男性的成功，及符合男性價值的進步、競爭、金錢，女性特質的療傷、同理及同情皆被拋諸眾人腦後。這是父權拿女性無聲痛楚交易的結果，只要女性懂得閉嘴，男性就更容易獲得可以到處張揚的名望。

同場加映：【性別觀察】男性的 #MeToo 經驗：女性主義者，也可能是性侵加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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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罰｜父權體制下的高層

男生只是不懂怎麼跟女生相處，哪有到性騷擾這麼嚴重？

在此次 #MeToo 浪潮中，不難看見女性起身反抗後，卻被高層掩蓋、斥責、甚至若無其事的威脅，這是父權設下的防火牆，由最上層叮囑下層主管必須管控好秩序，就算已明顯有性犯罪之嫌疑，寧罔顧受害者權益，也不能將火燒至外層。因此，最小單位的主管拚命的勸、努力為加害者辯解，一次次踐踏受害者破碎的靈魂。

回到引言，性騷擾／性侵害並非容易歸咎個案的問題，而是累積數千年的體制難題。當父權成為難以撼動的體制，女性發聲時則容易被貫徹父權的處理方式懲罰，比如不向上呈報、不願開性平會議、在性平會議時要求兩方當面對峙、力求私下和解⋯⋯等，若受害者仍對以上處理方法不買單，則會被視為難搞、不懂社會運行方式、攻擊性強的女性，不僅無法替自己討回公道，反倒因不聽話面臨更嚴厲的懲處。

筆者諸多朋友透漏，曾有主任將性騷擾指為，該師不懂如何跟女生相處，並表示實在難以解決類似問題，只能請學生不要「想太多」。在校園權勢性犯罪中，女學生必須做好放棄選課學分、出社會後的人脈、修課分數的心理準備，也要告訴自己當傷口公諸於世時，可能受到同儕的數落、其他老師的質疑，若加害者堅決不認帳，更有可能被貼上說謊標籤。

然而，當這些女性做好準備向上控訴時，卻被帶至辦公室聊天解決，顯示組織常認為受害者不僅見不得人、還有胡亂指控之虞，為顧全大局，只能把事件撇得一乾二淨，在加害者未受到懲處前，受害者真實的傷疤就被大眾遺忘。

這是現今社會對性犯罪加害者的包庇及福利，也是對受害者的剝削及傷害。申訴本為受害者無盡黑夜中的曙光，然而父權體制已搶先設下陷阱，讓受害者攤開傷口後只能浸泡在鹽水之中，帶著刺痛難耐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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