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身學術界的女性越來越多,然而高等職的性別失衡問題,仍在眼前上映;性別導致的分工失衡與刻板印象,也都衝擊著學術女教授們掌握人生主權的能力。

文|Karen Huang

會不會環境讓女孩們就像「濫竽充數」裡的獨奏者一樣,明明就是眾人目光的焦點,卻自以為是得逃之夭夭的南郭先生?

2018 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之一只是個副教授,剛好是女的那個,學界一片譁然,能做出得諾貝爾獎的研究怎麼會升不了正教授?而這位史崔克蘭(Dr. Donna Strickland)僅是諾貝爾物理學獎頒發 113 次(212 人)以來第三位女性。學術界這樣的性別失衡你說該不該擔心?

其實越來越多的女性投身學術,然而在金字塔的頂端多半還是男性的身影。就連我任職的文學院,教書的時候放眼望去多半是女孩,然而院務會議裡兼任管理職的教授卻泰半為男性。


圖片|Photo by Ben White on Unsplash

到底從教室到教授辦公室,女孩們都到哪裡去了?

史崔克蘭本人在受訪的時候,僅輕描淡寫地說自己已拿到終身職,所以沒想到要申請升等。當然她個人的原因我們不得而知,只不過這絕不是單一事件。

我的同事就告訴我,她有一名男同事即使資歷尚未達標,每年都固定申請升等;反倒是資深的女同事總是要系主任特別鼓勵,才願意申請升等。

為什麼學術界的女性不若男性積極升等呢?

學術界的升等其實跟業界不同,不是老闆看你的表現決定升你的官,而是位置一直在那裡,要自己決定什麼時候申請升等。

所以過程中得細數自己的豐功偉業,努力去說服別人自己有多麽優秀,多麼實至名歸。這對許多女性來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研究也顯示高成就女性常有所謂「冒名頂替症候群」(Impostor syndrome),她們相信自己的成就不是因為自己的能力好,而是因為運氣好。

而升等的申請表,就像「濫竽充數」裡的獨奏一樣,得成為眾人目光的焦點,許多高成就的女性明明是音樂家,卻自以為是得逃之夭夭的南郭先生。

我自己也深受冒名頂替症候群之擾,常常懷疑自己怎麼拿到這份教職的。自己不是名校畢業,身旁的同事也不乏哈佛耶魯牛津劍橋之輩,申請這份工作的時候他們到底是看到了什麼我看不到的東西,願意聘我?要是他們發現我其實能力不足那該怎麼辦?

工作的頭幾年,每天過得提心吊膽,深怕他們會發現我南郭先生的真實身份。等到做久了才開始慢慢瞭解自己只是英文沒有他們好,能力並不會比他們差。

一開始寫評鑑或升等報告時也抓不到訣竅,總覺得「滿招損,謙受益」,做人還是謙虛一點好,不要太招搖。

後來看了一些同事的範本才發現太謙虛人家是看不到你的優點的,得練習不卑不亢地客觀敘述自己的成就,自然流露的自信才是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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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失衡也常見於學術界的分工

跟家庭內的家務分工一樣,不知道為什麼雜務總是擔在女性身上的多。在史崔克蘭的新聞出來之後,我好奇上網查了她的網頁,一眼就瞥見她教的正是大一必修的力學。

大一的基礎課程雖然容易,但是其實最難教,因為新生對於環境通常還不適應,課程內容又得生動有趣不然學生上完就後悔轉系了,所以像這種需要有愛心有耐心的工作,就會不小心落到女性同仁的身上。

在我任職的學校,這樣的情形也是屢見不鮮,勞力密集的初級課程都是女同事教,研究密集的高階課程都是男同事在教,等到升等時大家只看得到一篇一篇論文的點數,不大有人在乎一朵一朵辛苦灌溉的小花。

一般來說也較常見到學界女性花心神在照顧後輩、輔導學生,我的每個女同事們辦公室桌上都有一盒面紙,因為總在不經意的時候,會有脆弱的學生在辦公室會面時哭得梨花帶淚,這些工作女性們都做得心甘情願,但卻從來寫不進評鑑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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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業界和政治圈,學界也是有所謂「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

女性步入領導職有一道衝不破的障礙,這也許也是許多工作已經穩定的女性學者,不願進一步往這方面發展的原因。雖然二十一世紀都已經過了五分之一了,大多數人還是習慣讓男性領導:

同樣要求下屬,男性是領導力強,女性則是跋扈專橫;同樣運籌帷幄,男性是雄才大略,女性卻被叫做奸詐狡猾;同樣追求工作家庭平衡,男性是顧家好男人,女性則是恪守本分;男性流淚是有血有肉,女性流淚則是情緒化。

社會給女性不同的期待往往讓女性感受到無形的壓力,而對領導職望之卻步。做好自己的研究,教好自己的書就好了,人活著何必這麼辛苦?

幸運的是,在我所工作和居住的環境,不乏優秀的女性領導者,為我們示範溫柔而堅定的力量。

紐西蘭總理阿爾登在幾次領導國家度過危難的時候,展現出她無比的同理心和清晰的條理;我自己的系主任不但是研究優異的正教授,也讓我看見她強勁的韌性卻不失優雅的關懷。

雖然在這些位置的女性還是少了些,但是總是有這些好榜樣告訴女性們,其實我們也做得到。如果我們喜歡教大一力學,當然就義無反顧地去教,但是不要讓其他人定義那是我們唯一能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