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欣透過寫書，自我救贖也接引他人，她的《階級病院》，寫出階級底下幽微的人性，「在階級的保護下，你只需要跟從，不用思考。」
閱讀馬欣《階級病院》的過程，像是一場拆解自己童年的實驗，看她深掘出我們這個世代人靈魂深處的黑洞，寫出階級底下種種幽微人性。我一直認為，當閱讀在心內出現了背景音樂與氣味時，便臨近殊勝。若說馬欣的文字是沉澱後、凝結著的無光青春，那馬欣本人卻是靈動與戲謔，有背景音樂倏地唱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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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欣的文與人，總讓我想起陳綺貞的一首歌曲，必須得是澈亮的嗓音唱著：「你一直在玩，你一直在跟你自己玩；你跑去跟別人玩，你跑去跟另一個人玩。」馬欣在玩著，卻不是玩樂，而是笑眼看人間百態。
正如訪談之初，馬欣對我說著她對笑容的體會：「因為我的長相有點像是 Q 版的龍貓，所以我知道，有時候只要笑就沒事了。」
童年終於摘下了它歡愉的面具
我不禁想起馬欣在看完電影《血觀音》之後寫下的：「女人是學會笑的動物，看你要笑得清淺、深刻還是開朗。」笑，也是一種偽裝與保護色，更是她口中總戲稱的一場「臥底實驗」。我點點頭，女子皆懂。但令人吃驚的是，馬欣開始理解笑容之下萬般角力場的年紀，如此年幼。「我是在小學三年級開始明白的。更童年時的我，其實不太喜歡笑、不知道如何與人互動、也不認為有這必要。直到那件我書裡寫到的『霸凌』事件之後，一切才開始有些不一樣。」
馬欣帶我回到她的童年，那時重慶南路的書街還正火熱，她小小的身影穿梭其中。在書局裡那一長排代理的國外童書、外文名著中，她翻到了《蒼蠅王》。
《蒼蠅王》那一場屬於孩童也屬於世人的變奏大逃殺，讓年幼的馬欣理解了「角色」也是一種戰略位置。「我開始研究班上的人，發現跟從者與主導者的動作儀態、笑容都是不一樣的，從那時我開始覺得，把自己標籤化，也很有趣。」後來的她，更在女校裡學會，如何笑得斟酌一點、不要太放，才不致招人討厭。但到了長輩或男性面前，只要笑得開心一點，很多事就能混過去。那種女性面對不同對象時，笑容的斟酌，被馬欣看得通透：「我那時候很喜歡做這些實驗，因為笑容可以避掉許多別人對你的猜側、假想的敵意、輕易的讓人標籤化你。你卻反而可以在這個場域裡面重獲自由，因為你讓對方安心了。」
是如何的童年，哪般的場景，讓人不得不提早看穿世間的假面，入世遊戲？我不禁想起歌手雷光夏為《階級病院》寫下的推薦短語：「童年終於摘下了它歡愉的面具，那些當你還未意識到之前即已發生的階級傾斜。」童年之眼，往往是殘酷的，從馬欣的回憶中我們看見了，她過早成熟、提前攤破的眼神。關鍵字是霸凌、凋零與閱讀。
於是她在《階級病院》裡反覆召喚出發生在家中劇變來臨前，那場陽明山裡鬢影繁花般的私密盛宴，以及尚未搬離的那棟舊宅兩層洋房。這些如今看來階級分明的場景，是在閱讀馬欣、閱讀《階級病院》時必先流覽的遊戲前導畫面。而這些被她說起來、寫下來淡極的回憶，卻都是一種沉重至底後的反彈，這也讓她成了她口中「不成形狀的人」。
成年許久後的她，經常遇見友人提問：「因為我『曾經』開朗活潑，所以在我長大不需要經常偽裝後，很多同學都開始奇怪，我怎麼不再是那個開朗活潑的人了？怎麼會寫出這些東西？」馬欣是那種身子骨相極美的人，她輕輕就能撐起美好的頸肩，卻說出絕決的話：「因為那個人跟我無關啊，我一直都是臥底。即使到現在也還是，我還在這個社會裡面，頂多可以『下課』的時間多了點，那就是我寫作的時間。」
馬欣很怪，但她的怪是在清醒、是在格格不入，當她第一次站在階級崩毀的廢墟之下時，不到十歲。
於是她才能從廢墟裡伸出雙手，拉出小小的自己，告訴世人：「為什麼要摘下面具？有些人根本忘了自己有面具、在臥底，因為他想從中得到的目標大於這些，於是他變成了一種自然，『大人』就是如此誕生的。」
在閱讀的冷冽裡取暖
我一直相信所有的寫作與閱讀，不管是文字、影像或音符都有其意義。馬欣也如是，她回憶那些最初相遇的文字、人物與作家們，這樣說道：「開始閱讀後，我感覺到就像是有人從遠古伸出手來解救自己。」尤其是當她在六、七歲時，面臨著家族信仰的崩塌、對大人產生質疑的痛苦，那時的她確是被書架上的書救了。她一一唱名：「從《蒼蠅王》、《高老頭》、《安娜卡列妮娜》到沙林傑、左拉、莫泊桑，這些名字，從我可以抓住的一根稻草變成了許多稻草，這比師姐來擁抱你還有用。」
閱讀，也幫助了她理性思考，像是在《愛莉絲夢遊仙境》中她讀懂了，關於愛莉絲到底有沒有從 Wonderland 中出來並不重要，因為她一定會再回去的，就和《全面啟動》那個旋轉不休的陀螺一樣，當你擁有開啟一個異想世界的能力時，你該關注的不是如何出來，而是如何回去，她對我細細說著原因：「傻瓜，因為人都有這樣的欲望。」
那些閱讀，都讓她感到被理解。即使是蕭條衰亡如《紅樓夢》、淒冷寡歡的張愛玲，她都從中感到了溫暖。不是只有溫暖的結局能解答人生，這是馬欣為我展開的另一種生命題型。她回憶，「第一次看《紅樓夢》時，我才十一、二歲，當然不可能完全了解那樣的世界。但不知為何我卻很喜歡，它雖然明寫熱鬧，卻是越熱鬧越蒼涼，那種荒涼竟然很溫暖的包容了我。」馬欣的閱讀，便似烈火與清燄，正因為她所目睹的人事已非，曾經被前人看到、被理解，於是得以寬慰。從曹雪芹那雙眼中，她看得更透徹更清明，「說穿了，人不過是要選擇，像薛寶釵一樣成為體制的擁護者，還是要像林黛玉一樣在某個地方仍堅持維護著自己的自由。《紅樓夢》也是一個 “to be, or not to be?” 的問題，跟《哈姆雷特》沒有不同。」
年幼的馬欣接受了，「那些華麗的夜宴都是得結束的。」即使是冷冽的書寫和閱讀，但原來她的荒涼都能被理解。從他人的身世與故事中，她於是明白了：「這也正是我所生的時代，權力在交接，我知道我們家族所信仰的價值觀、風光的人物都在下台。但還有人想反擊，有人卻只能吃驚，我雖然小，也知道這一切終歸會結束的。」
馬欣曾經寫下她初讀張愛玲的感受：「第一次滑溜到張愛玲的小說世界中，並無障礙。」或許這些正好與她的童年記憶無聲重合，她說起張愛玲寫下自己父親吃鴉片時的感受，那種家族腐朽的感覺，她也有同感。訪談間，她內斂著、斟酌著向我透露那書中寫下的童年與家族，但我明白，馬欣是那種越是節制、越顯滂沱的訴說者。她向我輕輕回憶道，「當『那個家』要走過繁華了，目送它，是很辛苦的，因為那裡都是你愛的人。而我的爸爸一輩子都是一個階級服從者，為自己的階級努力者。」
她總能記起，當家族的階級出現動搖時，舊宅的房門不斷在改動著位置，每週、每月都有不同的風水大師來，房裡的門變來換去。一個房間裡，就可能開了三道門，書架也得搬來搬去擋住舊的開口。她聲音低了下去，接著說起：「那時候，我就知道該糟了，父親慌了。他那麼辛苦的在維持著自己的階級，像他這樣的人，一輩子都在避險，沒有做過不正確的決定，連婚姻也是。但後來卻得靠著門的更動，去挽回什麼，你很想為他哭泣。」但哭泣或不安，都無法挽留慢慢消失的事物。那段時光，也在馬欣身上留下強大的衝擊，就像張愛玲寫父親的那種心痛，馬欣只輕搖了下頭，對我開口：「但我離張愛玲還很遙遠，她太強大了。我只是明白了，在那麼小的歲數時，我無法安慰父親，只能抱住他即將消失的身影。」我想，這就是《階級病院》裡，馬欣選擇寫下童年光景的原初衝動，她仍在嘗試擁抱從階級跌下的親人，以及那目睹著一切的、小小的自己。
我忽然想起，那個天暗得太早的下午，我匆忙問起了她寫作的目的，她不作思考、更不怕俗套地回答了我：
「寫作有目的嗎？當然有，為了救贖。當你發現你能在救自己時，也同時救了別人，就好像可以繼續寫下去。」
階級，是不可能改變的
「在階級的保護下，你只需要跟從，不用思考。」這是馬欣在書裡、在話語間，不怕揭示予人的。她的文字就如同階級本身一般，如此殘酷。
就像她一邊向我說著：「你要脫離階級，只能靠你的思想、另一個世界的自己，就像《艾蜜莉的異想世界》一樣，壯大心靈，才能面對現實。」我才覺鬆了口氣，她卻又選擇向我殘忍公開：「但事實是，階級是不可能改變的。」心靈的訓練，何嘗不是一種遁逃。
正如同在她自述的童年閱讀經驗中，那一串華麗的名家書單開展而出，她也承認那是一種不可避的階級。書寫跟閱讀，也存在著階級。面對我的提問，她一貫坦然承認，「確實不是每個人家裡都有書櫃，也不一定每個人都能在六、七歲時，就能在《蒼蠅王》裡找到理解，當然更不是每個人都能書寫。」長大後，經過無數次搬家的她，更能體會著「擁有自己的一面書櫃與唱片櫃，是多麼奢侈的事。」
「有一個能看得見那些藏書的童年，我覺得我當然是僥倖的，這絕對是有階級的。」但不可否認的還有大時代的變異，她依然能清楚記得，那是一個轉角就有書店的時空，那使得過去的閱讀階級沒有現在那麼高。「現在你要看書、找書，必須特地去誠品，去跨越許多服裝店、文創店，才能到達。」
更殘酷的事實是，懂得閱讀，也不一定就能從階級中脫出。馬欣以《包法利夫人》為例，包法利夫人所接受的婚前教育，竟然是閱讀一堆羅曼史書。或是因為閱讀，而被禮教捆綁的更緊。但是馬欣要談的是人性，她直言：「禮教其實更是惡意的溫床，因為它沒有思考到個人，只能思考群體。我們經常也能在社會看到，甚至自己也習慣用同樣的標準看不同的個人。」她形容，這就像是在人群中抽出不一樣的人來理毛，長一樣了，才能再放回去，這就是「禮教」。
馬欣從日本漫畫《浪人劍客》裡舉例，一個充滿禮教的家族與社會，是如何的模樣。「漫畫裡，宮本武藏去挑戰強大的吉岡家族時，當那個強大的家族面對他時，卻無人願意出劍，只是左右互看。」吉岡家族才發現，他們最大的羞恥不是戰敗，而是竟然沒有人看向前方，只左顧右看著誰先出腳。
「這正是很多國家、民族、家庭的縮影，所謂的正義是你看了別人先出手後，再拿出你的小刀來晃一晃。」
這也是我們不可能打破階級的原因，因為它要守衛的東西太多了。馬欣從卡夫卡筆下的《城堡》中看見：「在《城堡》裡面，那些人根本不知自己在保護什麼寶物與領袖，『他』從未現身，守護的不過是一種價值。」那虛幻的價值是什麼模樣？馬欣解答，「就像大家的存款數字一樣，那是人的安全感，它不可能被取代、更改，並且無所不在。」
《階級病院》的封面上，有句醒目的自述，馬欣寫下：「原諒我是一個怪物。」這句話的緣由，正是因為她意識到她所寫下、所思考的這些事物，可能會造成他人的困擾，「因為原本，誰都不需要想這些」。
可不是嗎？馬欣真的很怪，但她的怪是在清醒、清醒得格格不入。
我是一個不合時宜的人
階級無所不在，但總是有如同馬欣一般，天生無法成為階級守護者的人，我相信絕非少數。正如同馬欣所舉的例子，「寫作者通常都不會是階級守護者，要不然幹嘛來做這麼苦的事？」如今，寫作早已非神聖的事，它成了一種思考的方式，但思考卻可能是一種自苦。
「很多人會感到精神痛苦，就是因為思考讓他變得將醒未醒，他沒辦法這一個物質與階級的世界裡面遨遊，也無力改變這空轉與徒勞的本質。」馬欣誠實到無以復加，她甚至坦言：「不寫，當然是最幸福的事。」
馬欣是從編輯成為影評人，再成為作家的。從一個相對安全的觀望之處，跳進這無異於大娛樂場的世間，她無奈的自嘲，一切都是因為自己有股噁心的使命感。「這討人厭的使命感，讓我跟自己過不去，於是去寫沒人喜歡的反派，後來編輯發現我想要引渡、藉殼的思考，才鼓勵我自己走出來發聲。」於是，她才寫下了這本自陳家族、童年與斑駁記憶的誠實之書。
我在她的身上明白了，世界始終需要誠實的書寫，悲慘或殘忍甚至比起勵志雞湯文溫暖，因為它才是真實。我無比同意馬欣所說的：「心靈書籍太多了，好像所有人都可以批判你、教你怎麼有被討厭的勇氣，包含你自己都可以討厭自己，大家都不快樂。」但問題其實在你的精神世界，如果它不夠具體的存在、甚至不曾存在，你就得一直從外面找尋認同，「就像汲水一樣，可井掏乾了，你就慌了。」
如果說，面對童年的悲慘貧弱，是勇敢；那麼面對童年的華麗特權，是更勇敢。馬欣未曾迴避著自己在他人眼中那似乎是「站在階級上」的過去，這看來光鮮的花環，卻可能布滿倒刺。她早早就都明白，於是才能和我說出：「我經常想，會不會我背負了某種原罪？我一直都不是一個很正確的存在，時過境遷，我又在一個不正確的位置上，書寫不那麼政治正確的事，但我還是想面對。」
「如果今天不目送這些過去的身影，我過不去。不管別人怎麼看，怎麼不正確，他們都真實活過一段時間，即使是南柯一夢也好。」我總能在她的字裡和故事裡，讀到一種隱形的溫柔。於是我相信《階級病院》並非為了批判而生，是為了救贖而寫。
從躲在電影後的書寫者，她現身召喚出自己與所愛之人的身影，而且不以小說保護自己，而是選擇她認為一定要誠實的散文。馬欣以一種宣言般的神態，向我說道：「寫作這個東西，如果不誠實，那它就不成立。」她一直記得，寫《美國眾神》的尼爾．蓋曼曾說過，寫散文如果不誠實，就別寫了。而她欣賞的張愛玲與蕭紅，不也都誠實的接近赤裸嗎？
「所以，我只好誠實以對。」
回顧《階級病院》的寫作之路，她以許多殤逝作為一種紀事。「開始寫時，發生了林奕含的事件；寫作中途，我讀到了韓國男團 SHINee 鐘鉉的那封遺書；快成書前，又看到了盧凱彤的離開，他們都是終究沒法挺過去的人。」馬欣說，那是非常傷心的一個過程，她在讀鐘鉉的遺言時，發現自己完全能理解他所說的「辛苦」活著，是什麼模樣的辛苦。因她自己也是這般「乖戾的、沒有社會化的人」。
我卻忽然懂了，她的書寫是一場自救。有些人在書寫裡完成了救贖，卻活不過人生的「無明」之難。馬欣不然，她選擇這條勞動力跟種田差不多，CP 值又超低的書寫道路，不過是想將曾經溫暖她的文字力量，接引更多同路人。
天色暗得快，小房間裡的馬欣，剛喝完杯子裡的水，起身攝影前，像是想起什麼般輕輕補充：「我在想，如果有個今天還活著的人，告訴你一切都沒有關係，或許可以給別人一點點力量。」在陰影中的她開口，說出我不需筆記也能記下的話語：「像我這般歪七扭八、在階級裡長得怪身怪樣的人，如果我都可以倖存的話，不管你是誰，都是有同伴的。」
階級病院裡，也許無藥可醫，但無論你是有病、奇形、故障或是寂寞者，都能找到同類，一起往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