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繆戲劇《圍城》的今日寓意：酸民、英雄、恐懼綁架

面對權力結構之惡，卡繆藉著將統治者象徵化、把恐懼具體化於劇作的手法，展明了對國家暴力的譴責立場。

卡繆 1948 年寫作《圍城》這部劇本的時候，他的小說《瘟疫》才出版一年。雖然同樣是以瘟疫來襲比喻二戰期間在德國佔領下的法國政府，但兩部作品寓意有別。《瘟疫》中肆虐的是無可名狀的病毒，在《圍城》卻化身為具體的「瘟神」及其女秘書，也因此主角的反抗，明顯成為與獨裁者的對峙、甚至單挑。

《瘟疫》假託在北非小城，《圍城》則設定在西班牙。城內原本的統治者並不高明。在面對彗星異象引起民眾恐慌時，他們只知道用高壓禁止談論「世界末日」的話題，卻無能以理性溝通破解迷信。瘟神取而代之，也只是剛好而已。但是瘟神的出現，恰恰考驗了庶民百姓的人性。他首先採取殺雞儆猴的方式，只要女秘書一筆劃過生死簿的名字，那人就應聲倒地，於是人人自危。他塑造的是恐懼，讓人不敢反抗、不敢出聲。唯一無懼的是男主角迪亞哥。他採取和平抵抗，拒絕以暴易暴──這個立場，正是數年後卡繆和沙特論戰爭執的重點。

圖｜Photo Credit ©Jean-Louis Fernandez

但迪亞哥並不是華格納筆下的天真英雄，生來無懼。他的無懼是自我錘鍊出來的。他曾在脆弱無助時逃到女友家，被女友的法官父親驅趕，於是憤而挾持了一個小孩。這對羅密歐與茱麗葉般的情侶，還經歷了比父母反對更為激烈的難題：當迪亞哥染上瘟疫，女友是要生死與共，還是斷尾求生？領導民眾反抗的迪亞哥，更在女友垂死之際，忍痛拒絕瘟神的交易，留下來與市民一起戰鬥，但卻換來心上人死亡的後果。

圖｜Photo Credit ©Jean-Louis Fernandez

迪亞哥為何無懼？因為他看透了瘟神就是以恐懼來綁架民眾。利用民眾的懦弱，讓他們互相殘殺。當民眾一度奪走女秘書手中的生死簿時，立刻暴露出權力慾的劣根性──有人立刻想要處決自己看不順眼的人。瘟神冷笑著挑釁迪亞哥：「他們自相殘殺就夠了！你認為這些人值得你拯救嗎？」迪亞哥卻神智清醒地回答：

他們若是有殺人的那天，也不過是瘋狂一小時。而你，你是依照法律和邏輯來屠殺。不要嘲笑他們低垂的頭，因為多少世紀以來，恐懼的彗星總在他們上方劃過；也不要譏笑他們畏懼的樣子，因為多少世紀以來，他們死於非命，他們的愛情也被摧殘。

對於卡繆來說，平民百姓即使犯錯，也情有可原。罪不可赦的，乃是系統性的犯罪，也就是國家暴力的罪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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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迪亞哥形成對照的，其實並非瘟神、也非法官，而是一個叫「納達」（Nada，西班牙語「空無」之意）的虛無主義者，簡單來講就是一個酸民。他懷疑一切、否定一切，面對世事，無不嘲諷，看不慣加害者、也嘲笑被害者。對他來說，善惡沒有高下、生死也沒有差別。結果瘟神一來，他立刻變成扈從，甚至幫兇，還發明種種狡獪的統治伎倆來折磨民眾──例如核發「生存證」，要求民眾提出理由，證明自己值得生存。

透過納達這個人物的塑造，卡繆展現對「平庸之惡」──尤其是知識份子平庸之惡的批評。一個沒有價值信念的人，看似超然獨立，睥睨一切，但在卡繆眼中，反而最容易見風轉舵。納達的變化，在劇中比情侶主角的道德選擇，更令人怵目驚心，也更引人深思。這樣的典型，正如他自己的小說《異鄉人》的主角，是個忠於自我感受、卻不在乎外界的人物。但在《圍城》中卡繆卻重新反省，指出在面對巨大道德考驗時，虛無主義者也極可能不堪一擊。就這層意義而言，《圍城》呼喚的反抗動能，在卡繆的思想歷程中，不啻為一重大轉折的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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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城》1948 年的首演在當時頗受批評。一部份原因是劇本將統治者高度象徵化，似乎將權力濫用的成因推給外來者，而豁免了每個人對時局敗壞的責任。但是今天回顧，正因其象徵化而擺脫了二戰經驗的束縛，成為今日的多重映照：民主國家政府被政商結盟操控、極權國家政府則實際掌控媒體與人民的行動，無論哪種社會型態底下，人民仍然無法得到真正的自由。要不要反抗？如何反抗？為何反抗？《圍城》提供了一個清晰的參考座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