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短篇小說集同名的〈致賢南哥〉中，趙南柱承繼《82 年生的金智英》觀點，接續探討韓國社會「身為女性」的日常感受，小說透過主角人物「我」對男朋友「賢南」的書信告白，吐露出藏存在內心深處的感受，認為男友對自己的照顧，其實只是藉愛情名義進行的一種干涉和控制。
文｜政大臺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崔末順
《致賢南哥》為韓國第一本標榜「女性主義」的短篇小說集，共收錄七篇目前仍在文壇活躍的七名三十到四十歲女作家的作品。當今韓國文壇最為顯眼的奇特現象，就是女性議題廣受讀者歡迎，不管在質或量都開創出前所未見的局面，而且在銷售量或獲獎成績也都名列前茅，成長氣勢似乎銳不可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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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義成為韓國社會焦點
韓國傳統上深受父權影響，要求改善女性地位與處境的聲音未曾稍歇，不過最近女性議題相較以往卻顯得特別引人注目，背後確實有其特殊原因。
二○一六年發生的首爾江南地鐵站隨機殺害女性事件，可謂最具代表性，該事件不僅震驚社會，引發舉國性的哀悼行動，在年輕女性族群危機意識驟然升高之際，一向即在社會蔓延的厭女現象，也突然成為社會熱烈討論的議題。加上二○一七年，文化藝術界爆發幾起性暴力事件，促動社會多個行業接二連三響應「#MeToo」運動，讓女性安全和性別議題，隨即成為最熱議的焦點。於此，過往常常不過只是一回性「話題」的女性議題，此時已迅速擴張為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一種社會現象。
受此社會氛圍影響，女性作家的文學創作也大幅增加，成為閱讀市場的主流商品，性別議題更進一步成為檢驗及評斷韓國文學和文化的一個基準，甚至帶動讀者閱讀過去出版的小說，引發作家重寫舊作的熱潮。如韓國代表性小說〈好運的一天〉（1924）、〈翅膀〉（1936）、〈金妍實傳〉（1939）、〈霧津紀行〉（1964）、《侏儒射上的小球》（1978）等名作，都分別被作家重新以女性主義視角進行改寫及評價。文壇如此充滿實驗性的做法，係針對過去文學經典中女性聲音的消音現象，提出另一種方式的控訴，同時也想藉此呼籲民眾共同站出來，一起要求全面檢討韓國社會女性的處境和地位問題。
多元呈現「此時此地」的女性處境
《致賢南哥》即是在此文壇潮流和讀者的積極反應中問世，在其規畫出版之初，即明確揭示女性主義觀點的訴求，並邀集各有不同創作風格的七位女作家，聚焦又立體的呈現出她們對「此時此地」韓國女性的詮釋和個人視角。
當中，與短篇小說集同名的〈致賢南哥〉中，趙南柱承繼《82 年生的金智英》觀點，接續探討韓國社會「身為女性」的日常感受，小說透過主角人物「我」對男朋友「賢南」的書信告白，吐露出藏存在內心深處的感受，認為男友對自己的照顧，其實只是藉愛情名義進行的一種干涉和控制，它不僅造成「我」的不自在和不舒服，實質上還屬於一種日常性的暴力；崔恩榮的〈你的和平〉描述三代女性的故事，小說透過主角「宥珍」的視角，描繪一心期盼媳婦也能如同自己侍候婆婆般服侍自己的母親「靜順」跌宕起伏的心路歷程，一方面彰顯出上一輩女性艱辛又備受壓抑的苦悶生活，同時藉此提出賦予她們充分發話機會的重要性；金異說的〈更年〉描寫育有一對兒女的「我」，面對國中生兒子亂搞男女關係，內心感到非常苦悶，正面點出無論是社會抑或家庭，到處都充斥著「物化女性」現象的低俗世態樣貌；崔正和的〈讓一切回歸原位〉勾畫一位專門拍攝「坍塌建築物」的女性人物，探討她患有「所有東西都要歸回原位」的強迫症緣由，映照出父權底下厭女現象普遍存在的韓國社會問題；孫寶渼的〈異鄉人〉則以推理小說形式，描繪擔任警察的「她」在調查女性連續失蹤殺人案件的過程中，逐漸擺脫過去的受害陰影，重新站了起來；具竝模的〈鳥身女妖與慶典之夜〉為一部奇幻復仇劇，故事以獵殺方式，向犯下性侵或性騷擾的男性，逐一展開讓人感到既痛快又獵奇的復仇故事；金成重〈火星的孩子〉為有關女性生產的美麗寓言，透過被射向火星的實驗動物中唯一存活下來的「我」，描繪定居在火星的過程點滴，藉此表達無論哪個性別，毫無差別的，都是一個必須互相依靠、互相安慰、共同生活下去的存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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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差異眼光，真正看見女性
《致賢南哥》收錄的七篇故事，以多樣的題材、人物和多元的形式，刻畫韓國社會對女性多方面的差別視線，提供讀者一個能夠感受到共鳴、安慰以及省思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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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在韓國一出版就創造出驚人的銷售記錄，不僅創下出版兩週即賣出超過一萬本的佳績，在大型連鎖書店教保文庫、網路書店阿拉丁也均站上排行榜，更獲得讀者「容易閱讀且啟發思考」、「想推薦給朋友的好書」等評價很高的迴響。
如果說「女性主義」論述，是將「打破因生物學或社會文化的性別差異而引起的所有差別待遇」視為終極目標，我想本書的出版，肯定會扮演起韓國女性主義從「論述」和「語言」的形式，正式進入到「日常」和「故事」領域，進而擴大其影響力的一種信號彈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