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和女性,在文章裡似乎被化約為兩個互相為難的群體。親愛的邀你反思,當我們試圖歸責某一方的時候,父權結構是否就隱身不見了呢?

我們需要性別民主嗎?

加州榮退教授露絲.羅森(Ruth Rosen)在《裂開的世界:現代女性運動如何改變美國》(The World Split Open: How the Modern Women’s Movement Changed America)書中說,女性「像男人,也不像男人」,社會不尊崇女性養兒育女的態度「顯然侵犯了她們全然參與社會的權力」。羅森認為,迫使女性像男性一樣生活的社會不是民主社會。她說,真正的「性別民主」必須尊崇家庭生活,就像尊崇職業生活一樣。

我們確實應該尊崇對家庭的付出,但是應該將此原則應用在母親和父親雙方。最新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調查顯示,更多男性表示全職工作比較適合自己,但是同樣多的男性和女性表示,寧可在家養育孩子也不要出去工作。調查中,有百分之五十六的母親和百分之五十的父親覺得很難平衡工作和家庭的責任。百分之二十三的母親說,她們和孩子相處的時間「太少」,百分之四十六的父親—兩倍—希望花更多時間和孩子相處。這個差別可能解釋了為什麼有更多女性和比較少的男性認為自己的親職表現很棒或非常好。推薦閱讀:致 2017 的職場筆記:做一個兼顧職場與家庭的爸爸

雖然對自己的親職表現更有信心,女性對於事業與家庭孰重的議題上還是有內在壓力。《大西洋月刊》(Atlantic)雜誌發行以來,讀者最多的文章是學者安瑪麗.斯勞特(Anne-Marie Slaughter)寫的〈為何女性仍無法擁有一切〉(Why Women Still Can’t Have It All)。斯勞特是前任國務院(State Department)政策計劃(Policy Planning)主任。她認為必須改變「在工作與生活之間取得平衡」的觀念。她寫道,她發現身為政府高層主管,雖然她的丈夫願意在她任職華府的階段扛起大部份的親職責任,仍然很難達到她想要的工作表現,同時成為她想成為的家長。她說,她相信女性(以及男性)都可以同時擁有一切,但是以當代西方社會和經濟狀況而言,目前並不可能。她說,位居高層領袖地位的女性應該明白,絕不能靠著個人野心和紀律就可以「擁有一切」。許多在外工作的女性掙扎著賺錢養家,或是支持失業的丈夫。況且,好的幼兒托育簡直可以拖垮銀行,學校和活動的時間表往往和工作需求相互衝突。她舉出經濟學者賈斯汀.沃爾弗斯(Justin Wolfers)和貝姿.史蒂文森(Betsey Stevenson)的研究,雖然女性比四十年前擁有更高的薪水、更多的教育機會和更好的社會地位,女性卻比以前更不快樂。斯勞特建議,為了創造一個適合女性的社會,我們必須選出女總統和五十位女性參議員,消除「領導差距」,女性才能均衡地發揮力量,在司法和領導階層擁有平等的地位。同場加映:Lean In 之後:事業、育兒、婚姻,我們真能 have it all?

我們同意,如果有更多女性從政並位居領導地位是一件好事。公司企業如果啟用「友善家庭」的政策,將可以找到並留住更多有才華的女性員工。我們推測,工作與生活的平衡確實會改善每個人的人生,但是前提是必須支持母親和父親的權益。例如,英國男性只有一到兩週的有薪育嬰假,女性則可以請五十二週的有薪育嬰假,以及另外三十九週百分之九十薪水的育嬰假,有需要的人還有額外的政府補助。如果要創造真正的公平和兩性合作關係,我們必須超越目前專注於女性(很多男性因此覺得被排除在外)的討論,朝向更人性的討論,對象包含每個人。如果男性在家中的角色得到支持,因此減輕了許多女性在工作與生活之間的緊張,同時也讓男性更能參與家庭和社區,那麼,女性真正想要的情況確實可以發生。越來越多的女性發現,雖然她不一定希望單身,但是她們的生命不需要有男人才能達到個人、社會和愛情的目標。對許

多女性而言,這是解放。確實也應該如此。但是我們需要記得,女性信心越來越強之時,可能反過來影響男女之間的和諧。女性越是將個人長期目標和男性分開,性別之間的社會裂隙就越大。為了盡量縮小差距,我們討論兩性平等時,必須歡迎男人和男人議題的參與。

重疊的挑戰

我們在本書第一部份提出了男性行為的負面趨勢,這個現象不限於男性。體重過重的女性也很多—在許多已開發國家中,女性肥胖比例和男性相當,在比較未開發的國家中,甚至更多。珍.圖溫吉(Jean Twenge)和基斯.坎貝爾(W. Keith Campbell)在《自戀時代》(The Narcissism Epidemic)書中指出,從一九八○年代到今天,大學生的自戀個性快速增加,「女性的轉變尤其明顯」。年輕男性仍然比較自戀,但是年輕女性也很快地追上了。只要想一想不斷推銷給女孩的「公主」宣傳就知道了—很奇怪的,很多家長覺得這些商品很「可愛」,全心擁抱。他們沒想過,像是《冰雪奇緣》(Frozen)和《灰姑娘》(Cinderella)之類的電影會讓他們的女兒誤以為長大之後有權利擁有愛情和金錢。

談到媒體,雖然年輕男性比女性花更多時間在網路上打電玩,但是十八歲到四十九歲的女性每個月平均比男性多看十一個小時的電視節目。這個觀察符合研究結果:針對女性不快樂程度的研究顯示,越不快樂的人看的電視節目越多。

除了懶散男性的角色之外,媒體並沒有呈現多少其他的選擇。媒體也只呈現為男人瘋狂的女性,整天只顧著引誘男主角,不做別的事。貝克德檢驗(Bechdel Test)是個非正式的檢驗系統,憑著三個簡單的項目將影片分類:過關的電影必需「至少有兩位有名字的女性出現,彼此之間有對話,對話內容與男性無關。」很少電玩能通過貝克德檢驗。只有一半的電影能夠通過。這個檢驗並不完美,有些過關的電影仍含有性別歧視的內容。然而,有些戲院和組織—例如瑞典電影學院(Swedish Film Institute)—認真看待貝克德檢驗,用它來檢視影片是否歧視女性。

女孩比男孩更著迷社交網絡和手機。例如,一位二十多歲的女性告訴我們,她妹妹正在念高中,每天花好幾小時梳頭髮、化妝,就是為了在臉書上發表自拍照,讓她的朋友以為她要出門去玩了。實際上,她一發表了自拍照,就卸妝睡覺去了。十四歲到十七歲的女孩每天也比男孩多送出一百多條的簡訊—男孩發出和接收的訊息總和的兩倍多。 

雖然有這些「社交」行為,女性之間往往很難表達自己對彼此和對狀況的真正情緒。有些男性喜歡社交上的強烈互動,女性通常比較喜歡愉快的社交狀況,避免任何衝突。很不幸的,老一輩女性教給下一代的是:如果沒有「好聽」的話可說,就不要說—直接—任何話。最近,我(妮基塔)從朋友那裡聽到一個非常熟悉的狀況。她正在和「最要好的朋友」進行很難搞的簡訊對話。她感覺和朋友之間有些什麼不對勁。

她的朋友計劃舉行一場生產前的寶寶派對,卻沒有邀請她。近來,她們兩個很久沒有聚一聚了。她寄去的簡訊都沒有回音。她問朋友是不是對她生氣了。朋友回說:「不。你怎麼會認為我會對你生氣呢?我只是最近壓力很大。我們之後再約,一起喝咖啡吧。」我的朋友問身邊的丈夫,如果是他,會怎麼回覆?「我會跟他說,不要再這麼混蛋,然後我們會一起喝杯酒,繼續當朋友。」男人會直接告訴彼此心裡想什麼,即使是罵人。女性則往往不說什麼,只是慢慢疏遠,希望事情就這樣解決了,或是時間久了,問題不再是個問題。延伸閱讀:從生物心理學研究性別印象:女人心計是不是父權產物?

這種態度和避免衝突的個性會延續到成年。許多年輕女性無法說話直接、對彼此打開心房,她們會覺得不自在,因為她們缺乏練習,不習慣批評別人或接受批評。如果遭受批評了,她們很難不對批評她的人生氣,即使對方是好意。相對的,男人之間的溝通反而會建立更強的信任感,因為他們知道男性朋友會對他們坦誠以告。這也讓男性更會解決衝突,取得妥協,而不是一直討好大家或「保持和平」。這可以部份解釋為什麼二○一三年蓋洛普(Gallup)調查發現,只有四分之一女性比較喜歡有女性上司,百分之四十比較喜歡有男性上司。三分之一沒有意見。 

為什麼女性說出心裡的話— 即使是對自己最好的朋友—會這麼難呢?因為女性的社交生活,尤其是成長的時候,強烈仰賴其他女性如何看待她們。關於別人的資訊被視為權力。她們很怕得罪人,不但會失去一位朋友,而且這位朋友的意見會影響別人,導致她被其他朋友排擠。大部份女性也不希望傷害彼此的感情。在過程中,不會表達自己真正的感覺。為了維護友誼和團結,她們真正在乎的議題不會得到解決。因此,在女性團體中,會有社交孤立的感覺。

很多現代女性,就像現代男性一樣,也開始逃避與異性的社交、關係和親密感。在日本,百分之四十五女性說她們對性沒有興趣,百分之九十的年輕女性認為單身比婚姻更好。日本研究者擔心出生率越來越低,開始研究創造人工子宮,無需母體,胎兒就可以長到足月。

在美國,《紐約郵報》(New York Post)最近觀察到一個流行趨勢,二、三十歲的女性寧可照顧狗,也不想結婚生小孩。愛狗的女性讀者說,她們會毫不考慮地放棄換尿布、面對孩子發脾氣、存錢讓孩子上大學,轉而在四腳「毛小孩」身上尋求可以預測的情感。一位女性說,照顧狗比較不麻煩,她有比較多的時間可以出門,不需要請保姆!另一位說,狗比較好,她的小狗「很棒,除了很會打鼾之外。牠甚至有自己的Instagram。載運小狗也比小孩簡單。比起養小孩,養狗比較不那麼有決定性。」美國寵物產品協會(The American Pet Products Association)表示,從二○○八年到二○一二年,小型狗—十一公斤以下—的數量增加了百分之二十。

願意和男性組成伴侶關係的女性中,許多人對伴侶的期待不切實際,甚至根本不可能。就像色情片讓男性對性有不切實際的期待一樣,很多女性版的色情材料—浪漫愛情電影和情色小說—讓她們對男性有不切實際的期待。雖然大部份女性希望對象要高大或至少比自己高,許多成功年輕女性承認,當她們受過越多教育、經濟上越獨立時,她們要求伴侶具備的條件就越來越多,願意交往的對象越來越少。背後的原因就是希望一旦婚姻中有了孩子,還能維持同樣或更好的生活品質及社交地位。

同樣的,相對於每一百位二十五歲到三十四歲從未結婚的就業女性,只有九十一位從未結婚的同齡就業男性。二○一四年,調查了一千多位男性與女性。百分之八十二的男性和百分之七十二的女性說,第一次約會時,男性應該買單。即使關係有了進展之後,百分之三十六的男性說都是他們買單,百分之十四的女性說她們買單。也就是說,女性受了更多教育,經濟上比男性更成功,但是她們比男性更不願意拆帳,分擔開銷。或許,當男性與女性都對女性當領導人感到更自在時,或是兩性平等時,這個現象就會改變。 

地雷和蛋殼:性別與約會

大部份女性不喜歡別人叫她賤貨,大部份男性也會避免沙文主義的標籤,尤其是「沙豬」。這兩個標籤都行之有年了,非常缺乏建設性。問題是,現代男性知道有一大串不能做的事情,卻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麼。男性沙豬越來越少了,但是在約會的競技場中,現代男性不像以前的男性那麼果決。老一輩的丈夫會說:「她是我見過最美的女人。」妻子會說:「剛認識的時候,我覺得他是最糟糕的混蛋⋯⋯然後他贏得了我的心。」

現在,當女性說「不」,男性會乖乖退場,卻不知道以後如何改變自己的策略。因此,大家都比較少約會了。被拒絕之後,沒人解釋為什麼拒絕他,他只好或是繼續當個混蛋,或是改用情聖的把妹招數。男人聽到女人說,她們想要和善良、懂得尊重她們的男人交往,卻看到這些女人對較有攻擊性、積極、不理會女性感覺的男人更好。這一點尤其令男人感到困惑。有人將這個現象與聖母妓女情結(Madonna-Whore Complex)相比較,稱之為英雄渾蛋情結(Hero-Asshole Complex)。看起來,慾望似乎有不同的規則,社會還不知道如何討論。確實,大部份女性希望她喜歡的男人渴望得到她,而不是理性的追求她,但是這種心態使得男性追求女性的過程有了灰色地帶。紐約大學史坦頓島學院(College of Staten Island, CUUY)哲學系主任馬克.懷特(Mark D. White)最近發表一篇文獻,主題是男性與女性感覺自己被渴望的經驗。他談到這個令人困惑的狀況:

和女人約會時,如果我要在體貼的考慮和自動出現的慾望之間試著達到合適的平衡,我會認為,沒有表現足夠尊重的代價—得罪或傷害女人—比沒有表現足夠慾望與熱情的代價—讓女性不開心,可能危及關係的成功與否—高得多了。我的思考是,我認為第一種狀態的危險比第二種大太多了,我寧可太尊重、太體貼。這可能就是諾安.史潘瑟博士(Dr. Noam Shpancer)說的「細心、試探、一直很禮貌地為你設想、問你這樣可不可以、那樣可不可以的男人,可能讓你性冷感—不是有了這些特質還讓你冷感,而是正因為他有這些特質。」

對很多男人而言,雖然女人說「不就是不」,但事實上,「不」往往是「或許」,要男人證明或表明—不是用性行為的方式—她為什麼要說「好」。Redditor網上有人寫道:

我認為男人感到迷失。成長系統給了我們很明確的角色,現在卻告訴我們這很危險,告訴我們行為要不一樣。但是常常在某些脈絡下,女性要我們謹慎、尊重,在別的脈絡下,又要無所顧忌的慾望。一旦搞錯了,你就是太不積極(不夠有力或不夠強勢)或是太有攻擊性,太有力,像是「強暴」。我們很難知道當下應該如何採取行動。有的時候,男人因為尊重、平等而得到獎賞,但也會聽到女人說自己會幻想著男人不問一聲就佔有她。我該如何理解這些矛盾的訊息呢?女人兩者都要嗎?如果兩者都要,她如何期待男人理解她當下要什麼?或是她們其實並不都想要,她們真的只想要其中之一,但是文化給她們壓力,不得不說她們也想要另一個?

我們的問卷中,一位年輕男性表達了類似的看法:

在一個後女性主義的時代,性別角色不太清楚。二、三十歲的現代男性成長時,大家要求他敏感、體貼,把任何有攻擊性的衝動掩藏起來,但是他會發現這樣的態度一點用也沒有。二、三十歲的女性談的是女性賦權,但還是喜歡過度表現的力氣和攻擊性。敏感、禮貌、問女人要什麼會讓女人冷感,因為看起來很弱。新男性不但沒有吸引力,而且讓我不敢踏出第一步,因為我總是在擔心自己對心儀的對象是否表現過頭了,我不能表現得粗魯油滑,也不能用把妹台詞。沒有清楚界定的規則說我可以做什麼,我只知道不能做什麼—能夠得到結果的各種招式……謝啦,我去打電玩算了。

女性對於「解放」感到壓力。沒有人能夠解釋「解放」到底意味著什麼。女性主義分裂成各種小團體,就是因為大家無法同意性解放是什麼。有些女性,例如坎狄達.羅耶爾(Candida Royalle)和安妮.斯普林克(Annie Sprinkle)認為色情片是女性賦權。其他人,例如安德里亞.德沃金(Andrea Dworkin)、蘇珊.布朗米勒(Susan Brownmiller)和羅賓.摩根(Robin Morgan)認為色情片破壞了女性主義的目標。雖然宗教保守人士和激進的女性主義者主張禁止色情片,從一九六○年代到現在,社會態度已經改變了。以前期待女性一直保持純潔,結婚時仍是處女,現在認為女性應該隨時隨地準備好了,願意並能夠和男人發生性行為,而且不期待之後發展固定的關係。雖然目前的狀態已經消除了某些性禁忌,但是大部份性教育仍停留在維多利亞時代。「我們的身體,我們的選擇」聽起來很有力,但是如果沒有人了解自己的身體或選擇的話,又有什麼用呢?

《紐約客》(New Yorker)作家愛麗兒.利維(Ariel Levy)在她寫的《女性沙豬》(Female Chauvinist Pigs)書中討論到性物化和自我物化對年輕女性的性發展與認同所造成的影響。她研究了淫亂文化和女性「賦權」的影響,社會從爭取女性權益變成了脫衣舞課程。利維寫到,各種年紀的女性都面對了同樣的議題,但是「老一輩的女性親身經驗了女性運動,或者至少經驗了女性運動在集體意識中仍然活躍的時期,少女卻只有當下。在她們的意識中,沒有過去那個時代。那時,十六歲少女不會去豐胸,色情明星不會寫暢銷書,脫衣舞不是社會主流⋯⋯」

當年輕女性的表現好像性飢渴和慾望才是美德,社會為什麼會感到驚訝呢?畢竟,年輕女性一天到晚都身處猛烈炮火之中,不斷接觸到性感影像和時尚的生活形態。家長、同儕和媒體不斷釋出各種矛盾的訊息。我們若認為青少年會忽視身體裡的荷爾蒙、電視上的色情明星、網路上無數的色情網站,那是不切實際的。利維說,怪不得青少年不遵守傳統規則,不會為了「終生伴侶」保留自己,也無法理解性其實是為了吸引注意的表演。她建議: 

不要只告訴青少年他們為什麼不可以有性行為,也要告訴他們為什麼有性行為。我們沒有協助他們分辨「性的慾望」和「希望引起注意的慾望」……如果成年女性生活淫亂,還可以說她們可能在反抗女性主義的限制。但是我們無法這樣看待少女。她們從未經驗過女性主義,根本無須反抗……全國都熱愛色情片和鋼管舞。這並不是自由且自在的社會坦然接受「性」的結果,而是在這個強烈焦慮的時空下,絕望的任性消費情色。

利維提到黛博拉.托曼(Deborah Tolman)為了《慾望的困境》(Dilemmas of Desire)一書和少女的訪談。托曼發現,少女們無法分辨「被渴望的經驗」和「性行為的經驗」。少女忽視或壓抑自己的性興奮,因為她們害怕真正感覺「身體裡的性慾」會導致疾病和未婚懷孕。托曼稱之為「安靜的身體」。少女們最常感覺到的是大量的困惑和焦慮。

最近幾十年,女性的處境更糟了。澳洲女性主義者傑曼.戈瑞爾(Germaine Greer)於一九七○年寫了《女太監》(The Female Eunuch)一書。她說:「解放尚未發生,就連性解放也尚未發生⋯⋯真正發生的是商業色情得到解放,幻想得到解放。但是人並未得到解放。」男女雙方都在尋找答案,但是在目前的政治氛圍中無法找到。

語言並不等於解放,解放才等於解放

我們提出女性運動裡的挑戰和矛盾,以及政客提出來關於性別的扭曲統計數字,因為女性必須知道,除非好聽的標語能反映現實,真正的女性賦權根本不存在。雖然女性運動已經頗有進展,但是現今西方社會和文化結構下的兩性都有許多真實的問題。並且,政治正確地假裝關懷女性議題會對男人產生無謂的敵意,轉移了注意和資源,無法專注在長效的改善,無法創造更有效的兩性合作。 

《目擊者》(Spectator)雜誌記者尼克.科恩(Nick Cohen)最近有一篇文章,討論到這種政治正確的有害影響:

我們這個時代的特色就是對於語言力量的狂熱。從一九六八年之後的左翼開始,一直到現在,大家都相信對手的口誤揭露了他掩藏的意思與不容置疑的假設。只要聰明的解讀出來,大家就會看到菁英份子的壓迫了……你們堅持改變語言就可以改變世界,光靠著不冒犯對方就足以處理種族歧視或恐同症,卻讓真正的種族歧視與恐同症不受質疑地氾濫,同時,病人和障礙者持續受到忽視。 

我們不去誠實地檢視真正的議題,而是不斷審查語言。這就是為什麼在二○一四年,密西西比州的性教育將有性生活的女性和骯髒的巧克力做比較,同時,碧昂絲(Beyonce)穿著比基尼出現在《時代雜誌》(Time)最具影響力的一百人之中。在某個層面,比基尼是在對「正面看待自己身體」致敬,另一方面,也是在告訴女性,無論你的成就如何,最重要的還是你的身體相貌。他們永遠不會要求人權鬥士馬拉拉.優素福扎伊(Malala Yousafzai)和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這樣的女性穿著游泳衣入鏡—因為我們會嚴肅地看待她們。崇拜名人的少女(以及少年)要怎麼想呢?時代雜誌的封面乾脆放上搞怪小天后麥莉.希拉(Miley Cyrus)坐在鐵球上的那張照片算了。

現代社會期待媒體裡的女性自願地物化自己,以博得重要性。如果她長得不夠美,就要化濃妝或走黑暗路線—但仍需試圖表現自己最性感的一面。然後交給繪圖軟體做後製處理。即便是女明星也受不了這種做法了。美國影集《辦公室》(The Office)裡的女星拉什達.瓊斯(Rashida Jones)在《魅力》(Glamour)雜誌裡寫了一篇文章,主題就是媒體把一切都色情化了。她說,女性不可能都喜歡脫衣舞和裸露自己。對於女人,承認並表達自己的性特質是一大步,但是我們看到的大部份都似乎十分刻意⋯⋯⋯我認為已經做得太飽和了。」電視產業將過度飽和稱為「噸位議題」(tonnage issue)。如果電視上過度使用某一句話,電視網會提出報告。瓊斯說:「色情影像和流行文化都有噸位議題。」這些影像和人物無處不在,喜歡模仿名人的年輕女性可能不明白,個人的性感表現與「對自己的內在自我感到驕傲」有關。

如果碧昂絲在時代雜誌上的封面照片不算是噸位議題的臨界點,我們就不知道何者才是了。這就像女性主義者凱特林.摩根(Caitlin Moran)說的,為什麼現代女性必須是「髮型非常棒」的「哥兒們」?

女性如果根據低俗文化塑造她們的認同感和性表現,就太對不起自己了。我們同意利維寫的:

如果我們真的相信自己很性感、有趣、有能力、聰明,我們就只需要做自己,不需要像脫衣舞孃或像男人或像任何人一樣……(這樣做)不會比某些疲憊至極的人整天扭曲自己、努力證明自己來得更困難。更重要的是,得到的獎賞正是女性沙豬渴望的、女性值得擁有的自由與力量。

為了做到這一點,女性必須開始尋找新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重要性—不用鄙視男人,而是運用有創意的方式,對每個人都有利。男人和女人確實不同,但是無論哪個性別,個人之間都還是有更多的不同,所以我們不需要對每個性別用同樣的成功的定義。正如露絲.羅森(Ruth Rosen)說的,在真正的民主社會中,女人不需要覺得自己必須像男人一樣地生活。

教導我們的女兒如何成功

越多女性得到成功,就會越明白男人並未獨佔權力。她們會瞭解,男性極願意接受交換。真相是,沒有人能夠「擁有一切」。美國女性運動的錯誤信念就是期待工作等於權力與自我完成。

很少特權是沒有責任的。如果某項責任無法協助他們獲得機會、無法提供利益或有價值的經驗的話,成功人士學會了拒絕。他們不會接受了某個狀況,之後又抱怨有多麼壓迫。在邁向成功的路上,女性需要有人輔導她,不用依賴法律和政府為她們發言,有時候還補助她們生活費用呢。

為了讓更多職場女性獲得成功,除了建立政策將親職提升到專業地位之外,社會能做的最佳策略就是讓她們準備好,克服障礙。重點應該是為女性(和男性)創造安全健康的職場環境,而不是試圖禁止「跋扈」這樣的字眼—臉書營運長雪莉.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在其實很正向的「挺身而進」(Lean In)運動中所言—破壞女人的力量。我們會如此鼓勵女孩負責領導:「你知道嗎?跋扈的人讓事情完成。傾聽別人,做你的功課,知道自己在說什麼,不斷表達自己的意見。往上爬的路從不容易。」

我們也可以帶女孩看那些通過了貝克德檢驗的電視節目和電影,幫她們訂閱關於領導力的雜誌。二○一三年, 《美好家園與花園》(Better Home and Gardens)是美國最受歡迎的雜誌第四名。十七種女性雜誌,包括《大都會》(Cosmopolitan)、《十七歲》(Seventeen)、《誘惑》(Allure)、《幸運》(Lucky)和《少女時尚》(Teen Vogue)的流通量都超過《富士比》(Forbes)、《經濟學人》和《職業母親》(Working Mother)。事實上,《大都會》的流通量比《富士比》、《經濟學人》和《職業母親》加起來的流通量更多。同樣的,在英國,《魅力》雜誌流通量最大,擁有四十二萬八千三百二十五名訂閱者。緊接其後的是另外幾份女性雜誌。這些雜誌的訂閱者都比《經濟學人》多。如果閱讀《大都會》或《魅力》雜誌的年輕女性也訂閱金融和新聞雜誌的話,我們一定會看到年輕女性的興趣大幅改變,並且會變得更為自信。

伊麗莎白.吉爾伯特(Elizabeth Gilbert)在她的書《約定:帶著愛去旅行》(Committed:A Skeptic Makes Peace With Marriage)裡,訪談了好幾百位女性,問她們如何平衡事業和家庭。她找不到共同的模式。她說:「就是一大堆聰明女人用自己的方式努力著。」在她之前的暢銷書《享受吧!一個人的旅行》(Eat, Pray, Love)裡,吉爾伯特寫到自己從痛苦的離婚中復原的經歷。在婚姻中,她的前夫想要孩子,她卻不想。還有其他的元素讓她離開婚姻,但是「要不要孩子的問題是最後的打擊」。毫無疑問地,如果不同世代的女性之間有更多機會坦誠討論不同的決定如何影響人生,以及不同的道路需要怎樣的伴侶,許多痛心都可以避免了。

如果母女一起閱讀個人金融、投資和商業的書籍,打開對話,母親可以分享她們第一手的經驗與知識,協助女兒計劃未來。母親也可以和女兒討論,早一點或晚一點(如果要生孩子的話)生孩子的不同挑戰和人生取捨,例如學貸、生育能力,以及親職如何影響事業機會。女兒需要有這些對話。職業婦女或過勞的單親母親能夠找時間進行這種對話嗎?我們強烈覺得她們應該找出時間跟孩子對談,讓孩子獲益。雖然大學女生比男生多,也比較參與課外活動,在二○一二年CIRT大一調查(CIRT Freshman Survey)中,入學的大一女生有百分之四十一(男生有百分之十八)一直覺得「要被所有必須做的事情壓垮了」。女生是男生的兩倍多。相較於不覺得要被壓垮了的學生,覺得要被壓垮的學生比較不相信自己的能力,在社交場合也比較沒自信。

為了對抗這個現象,我們還可以做另外一件事,就是讓更多女孩參加運動團隊,發展社會責任感。運動團隊結合了競爭和團隊合作,為將來職場上與人合作創造堅實的基礎。運動團隊也幫助女性學習到,她們可以倚賴彼此。社交場合缺乏誠實開放的溝通。母親可以鼓起勇氣讓女兒看到,女性之間也可以誠實溝通—尊重別人說真話,不要閒言閒語,不要在人前人後表現出不同的態度,如果有人提出有建設性的批評,要和她保持友誼。母親也可以身教做示範,對別人保持不批判的態度,也就是說,描述別人的行為而不要進一步批評別人。

同樣重要的是鼓勵女孩主動約自己喜歡的男孩,幫助她們學習冒險、面對拒絕,並發展個性、耐性和堅持—這些都是有價值的職場技巧。從這些經驗中,她們也會間接學到如何選擇伴侶—能夠欣賞懂得冒險的女孩的伴侶。對女性和男性而言,沒有冒險的人生很無聊。冒險的人生一定會包括失敗—失敗是成功路上的重要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