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麗群《我與貍奴不出門》新書摘錄獨家!性別亙古以來都有一時一地的限制,而我們處之泰然的「態度」突破重圍。如果女性不堅定地提醒世界「聽好了」,那就會隨時有人踰矩詮釋你。

現在還談皮包嗎

階級。性別。消費主義。事到如今一個女性再討論她的皮包,似乎也是叫人倦怠的了。

儘管世間仍舊不懈地在女人手袋這件事上做指點的文章。若是下劣一些,就說些「包包換鮑鮑」這類自以為俏皮的話;比較不懷惡意的,大概也覺得有滑稽之處,例如女朋友出門為什麼需要各式各樣皮包呢,為什麼各式各樣的皮包裡裝了各式各樣的自我要求與安全感呢——化妝品、濕紙巾、皮夾、鏡子、維他命丸、保險套避孕藥、止汗劑、記事本、A4 尺寸裝工作文件的 L 夾。我聽說有人放兩種不同的防狼噴霧(怕緊急時刻撈不到)。男朋友出門只需要兩個口袋,一邊裝錢,一個裝鑰匙與手機。(行動支付時連錢也不必裝)

這固然貼近事實,這說法充滿象徵。男人身體上垂掛兩個袋子即大步走大道,一邊裝著資本,一邊裝著進入的權柄。女人的身體則什麼都要滿足,她皮包的納藏層次像她下腹內外構造,最好能容受要撫養全世界的夢。

時裝史上女性手袋其實是愈做愈大的,它脫離純裝飾性的軌跡與女性主義亦步亦趨,特別是在二十世紀的六十、七十年代後,從務實角度看,確實是現當代女性於社會職業生活中活躍的表現,例如 Jane Birkin 抱怨當時女包之侷促不實用,找不到既好看又能裝各種東西的大提袋,Hermes 就為她製造了柏金包。不過有時我也憂愁地想,按照這尺寸的發展方式,或許意謂我們曾想丟掉的東西從來也沒能夠丟掉,它們一直在裡面,它們是我有生之年不可能改變的積壓。

這樣一來,不挑些自己喜歡的,不變些花樣自己哄自己比較甘願地背負它們,很難過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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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前整理衣櫥發現埋著一只黑色舊式 Bally。裝在絨布袋裡。母親自己都忘了還有這件東西,看了一看,說也有將近二十年了吧,實在保養得很好。家裡一直有三五件這類老皮包,都是我所知道的,也當然不是到處塞著好東西三天兩頭都能夠有出土之喜,所以發現這隱藏版,我就格外高興,真是前人種樹後人乘涼。它四角五金一點顏色也沒掉,但是在時間的包裹裡也不再光芒鏗鏘,有緩緩的玉意。

我說給我用吧給我用吧,放著也是放著,這些東西就是要用的呀。這幾個拿出來用,我可以很久——說不定從此以後——都不買皮包了。

當然後來⋯⋯,後來我當朋友們自駕的拖油瓶去了義大利。在折價驚人的 outlet 裡看見一件紅色漆皮亮面貝殼包,價格比之臺灣店上徹底是跳崖。因為想起自己早先的話,就心虛地在那兒走過來走過去,朋友說你為何魂不守舍,我指指它,拍下各種試背與各種角度照片以各種通訊軟體傳給各地親友⋯⋯,最後收集到五個「應該買」。

「啊三五年內我不再買這些東西了!」這樣說,誰也不理我。

也不是不知道來自歐洲的奢侈品牌及其形象建設與亞洲人之間的情仇,實在是古老帝國主義的充滿血統想像。在 outlet 為了購買過季商品躊躇的市民階級則根本是花式的沒救。

這紅色貝殼包用了幾次,也不知怎樣,本來覺得規格日常,很實用,但那人與物與環境之間的咬合,彷彿遲遲差著零點幾釐米,有一點「多」。因此大多時候,也是包進絨布袋收在衣櫃。

結果最近最常用的是在超級市場裡買到的麻布編織購物袋。一只盛惠臺幣七十五元,上面寫藍色大字「我的袋子比你的好」(My bag is better than yours.),狂得平鋪直述,平鋪直述的狂,要說它中二吧,又有你無法反駁的天真意氣,又是適合夏天的顏色。它好用的很,回到家才後悔當時旅途上竟沒想到買它十個。如此豈不是有十倍的好。我總是能將皮夾、鎖匙、化妝包、手機、書本資料、梳子、筆記型電腦、防風圍巾、乾洗手,一概漂亮地裝進去,撐得規規矩矩,方方正正,沉沉重重。出門時,它總是臨兵鬥者皆陣列在前,但回到家時往桌上一甩,一下子就塌了。

現在常覺得這種軟質塌落的樣子特別可愛。背著皮包的生活也是這樣的:你盡量筆挺,你盡量背負,你盡量能提起,你盡量懂放下,但是也會有一瞬間,你找到機會,頹然地稍微開口,吐露攪結的實情:一張手心揉過的衛生紙,一段碎票根,它們都落了出來。我盯著它們,發起長久的呆,在呆中忽然醒覺這就像是談論皮包一事之倦怠過時一樣:那種適宜於新潔的,光滑的,漆皮亮面的年紀,實在已安安靜靜過去了。

不過,大紅依舊是好的。

女性的生命經驗

在散文裡我好像不太常寫自己作為女性的生命經驗,這本稿子翻來翻去,好像只有剛剛您讀到的那一篇勉強能算。

從前常困擾我的一個問題是:我們是不是應該先作為一個世界的申言者,接下來再作女性的申言者?但漸漸我發現,之所以會產生這困擾就是最大的問題:這個困擾並非心懷世界,而將女性排除在世界之外,排列在世界之下。這是女性對己群最大的出賣。我幾乎不聽說男性創作者曾考慮「我該先作為世界的申言者?還是男性的申言者?」。因為雞雞一般都內建一個「我即世界」的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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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直到今日所謂的「普世」或「人類」終究是男性世與男人類,絕大部分的男性也不能說是關切女性的處境(但這一點我不在意)。

事實是:性別處境是一個女性一生至死不可能擺脫的雷雨雲,國族、階級、政治與宗教的所有問題,在性別領域都會派生出專屬的性別問題;事實是國族階級政治宗教都有一時一地的限制,但性別問題從遠古直到永恆。

事實是,除了女性自身沒有人會為你發聲。女性不詮釋自己隨時有人越位詮釋你。

我想這應該也是很多女性創作者(無論領域是什麼)早期會面臨的困擾:不是別人的懷疑,而是自己都自己懷疑自己的關切與主張「有沒有必要」「是不是重要」「我是不是該把女性的問題放在另一個更大的問題裡面討論」。或許以敘事策略而論,這些考慮沒有錯,但這只是戰術面,不是戰略面。(延伸閱讀:寫在黃珮婷專訪後:讓我們談談真實的女性經驗,與真實的限制

戰略面是:如果一個年輕的女性創作者,也出現我上述的曾經困擾,那她不應懷疑自己,應該繼續述說女性與為女性述說。女性不僅必須,甚至可以說有義務,理直氣壯地申說女性的關切,女性的境遇,女性的眼光,要說得好,說得久,說到沒有人能把它排除在世界之外,排列在世界之下。《秋刀魚之味》、《晚春》、《比海還深》、《無人知曉的清晨》、《母親》、《家族真命苦》如果不是出自小津安二郎、是枝裕和、山田洋次,而是小津安子、是枝裕子、山田洋子,大家就等著看吧,要有多少人說他們「女人拍的題材,老是跳不出家庭親子的小框框,缺乏宏觀的關懷」,或者會有多少人嗤之一句「婦人之見」—— 等一等,我想太多了。更大的可能是小津安子、是枝裕子、山田洋子自始就不會得到機會與支持拍出這些作品。

從這角度而言,有時我亦覺得例如女導演,女畫家,女詩人這樣的稱謂,或許也有戰術意義:在這類帶有強烈主張性格的職業身份之前,先提醒這個「世界」,聽好了,這就是一個女性的意見。即使你說的內容跟女性經驗毫無關係也都有性別上的意義。但當然了,如果只是取巧地占用議題,每天在那邊自溺自戀自哀自美,或者向異性戀男人的意淫獻媚,別人也是看得出來,隨時準備撲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