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數亞洲人的手臂上都有施打卡介苗的疤痕。也許我們對於疤痕有莫名其妙的批判,但正是這些疤痕訴說著曾發生在我們身上的故事。

文|Esther 梁妍熙,圖|妹妹娃娃多媒體

 

「你手臂上的痕跡是什麼呀?」

「哦,那是 FOB 痕跡。」

FOB , Fresh Off the Boat ,「剛下船」的意思,比喻剛抵達美國的外國人,近幾年大部分使用在描述移民的亞洲人。

你也許沒有深思過左手臂上的疫苗疤痕。對你而言,它只是個童年的經過,每個人都有。

人與人之間差別只有大小的問題,而對於大部分人,只要疤痕小,就根本不用去思考。但是對於不在台灣出生的我,它象徵了歷史與文化,並提醒我們人類在各種時期面對生存的脆弱。


(左:幾乎看不到的日本腦炎疤痕;右:常見的卡介苗疤痕,一出生的嬰兒就接種)

也許可以這麼說:正是因為我沒有卡介苗的疤痕,我才注意到了它,並開始關注疫苗疤痕與人類之間的密切關係。

在 1970 年代之前,全世界最害怕的病毒是天花。數千年以來,它威脅了人類的生存,而我們毫無方法避免或抵抗它;得過而活下來的人往往存下無數的疤痕或甚至眼盲。

第八世紀時,它整整消滅了全日本三分之一的人數。十八世紀的歐洲幾乎每年都因為天花而喪失 40 萬人。

據說使用天花痂磨成粉,再由鼻子吸入導致免疫系統可以應付的輕微病毒,這是來自於十五世紀的中國,也是早期接種疫苗的方式。

過了 400 多年後,人類才發明一個可以安全保存及方便運輸的疫苗。而在 1967 年世界衛生組織才有足夠資源發展到全球根除天花。他們在 1979 年宣布天花的根除,也就代表我們爸爸媽媽、爺爺奶奶身上都有天花的疫苗疤痕。 


(四年級的莉莉手臂上天花與卡介苗的疫苗疤痕都有。)

騷擾人類幾千年的病毒在我們父母年代時才根除,但是我們幾乎從來沒有真正害怕得到致命的病毒。

台灣像亞洲大部分的國家一樣,目前由於還算有肺結核的風險,都會要求小孩在一歲前打卡介苗。但是歐洲、澳洲、美加地區在 1980 年代後都停止打卡介苗了。


(阿根廷出生的 Pipi說她的疤痕也是卡介苗的,因為拉丁美洲也有肺結核問題。) 

訪問許多的女性之後,發現其實台灣的女性對於他們的疫苗疤痕沒有什麼想法。

「還好我的疤很小,如果是大的,那我可能就會煩惱它的存在。」「我有個朋友不穿短袖,因為疤太醜了。」「我覺得有疤是還好啦,因為大家都有,但是為什麼要選手臂呢?為什麼不選腳底或看不到的地方呢?」 (原因在於疫苗由肌肉吸收比較有效率,脂肪則會阻礙到吸收。) 

雖然我的出發點是疫苗疤痕,但是這些回覆讓我好奇她們對於「疤痕」的接受度。是否有「好」或「壞」的疤痕呢?

對於注重外型的髮型師,「疫苗疤痕可以接受,但是青春痘的疤痕我完全沒辦法接受。有青春逗的疤痕就是該去美容處理一下。因為呢,社會就是這樣,青春痘疤會讓人感到噁心。

如果有一天社會對於青春痘疤的態度有改善呢?

「如果有的話當然是很好呀⋯⋯但是不太可能吧!總而言之,社會應該讓我們感到我們可以做自己就好了。」

對於獨立創作歌手來說,疤痕的接受度也是來自於那個疤的由來。手臂上被第一隻愛犬咬的疤痕還在,對她來說,這是可以紀念狗狗的標記。

「但是演藝圈好像就是無法接受人體自然的狀態。讓我印象很深刻的一次是一個導演,拿著兩千元要求我去吃避孕藥改善青春痘。那時的我真的嚇到了,想說『真的有這麼嚴重嗎?』」


 

也許我們對於疤痕有著莫名其妙的批判,但是身上的疤痕敘說著各種故事——我們的童年與各種回憶彷彿像皮膚上的雕飾。這些雕飾是回憶、是歷史、是我們在某個時空及地點與他人的連結。有一面的我們是相似的,我們都經歷過疫苗的疤痕;但另一面的我們又非常的獨特;我們疤痕的尺寸與深淺都不一樣,反映了我們獨特的免疫系統。」

These scars tell more about us than we think, they'r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and a reminder of the fragility of huma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