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企業大潤發,被揭露有員工在車內對女同事性侵未遂。當車門上了鎖,妳於是再也逃不走,再加上擔心對方做出更恐怖的事,更不敢反抗。我們因此可以理解,為什麼女人總是害怕在夜晚出門、害怕獨自搭車。

近日,根據《鏡週刊》報導,一名大潤發女員工,與同事同乘車輛時,遭性騷擾與性侵未遂。文中提及,一名中階幹部在公務車上,強行撫摸女同事的胸部及私處。「⋯⋯一行人回到台北,車子停在人來人往的內湖大潤發一館露天停車場,這名中階幹部藉故請開車的主管先回公司,再對女同事誆稱:『這是主管給我的機會。』想要硬上,經女同事不斷反抗,並用 LINE 向同事求救,才脫離險境。」

女性在諸如車內的密閉空間,即使遇到性騷擾或性侵害,常會面臨不知如何逃脫的困境。即使想要反抗,也可能因為擔心對方做出更嚴重的事,而不得不選擇緘口。

分享發生在我生活周遭的另一起真實事件。

女性朋友 A 和網友 P 相約見面, A 坐上 P 的車, P 隨即將車門上鎖。而後, P 不斷碰觸 A , A 雖感不舒服,卻不敢反抗。「我很怕激怒他,他會做出更恐怖的事。」「當時那種狀況,他要殺了我,或是把我載到哪裡去,都很有可能發生。」

面對比自己身強體壯的男性,以及上鎖的密閉車廂,讓 A 即使想逃,也毫無退路。

這或許是作為女性都並不陌生的恐懼經驗。我們擔心,我們沒有體力去反抗、沒有能力來捍衛自己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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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懼的根源:所有女性都害怕被強暴

回想個人經驗,我其實非常害怕一個人搭乘計程車。當遇到不得不搭乘計程車時,我通常會在上車後,立刻將司機的執業資訊拍下來,傳到家庭群組;在車子行進過程中,我也會一直注意司機的行徑路線和自己手機上的 Google Map 路徑是否相符。

我承認,當我和一位男性在密閉空間獨處時,常有一股沒來由的恐懼。然而,想在此強調,這並非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將所有男性都視為潛在的性侵加害者,而是能否讓我們進一步去談,何以許多女性會因此憂慮?

這個恐懼,來自於許多過去的新聞報導,以及大眾是如何對女性耳提面命:要記得保護好自己。

「⋯⋯受害者的穿著、出現的時間地點、互動時的態度與言論、當時身體是否有傷痕等等,都成為大眾『客觀』判斷的項目。當上述項目不符合主流論述的想像時,社會論述很容易進入責怪被害人的方向,而受害人似乎必須不斷為自己澄清與辯護。」
——《這是愛女,也是厭女》,王曉丹

女性不敢獨自乘車這件事,也和其他女性困境相似,例如:女性在夜深人靜上街時,往往須承受比男性更多的恐懼。

1996 年,積極投入臺灣女權運動的彭婉如,在夜晚搭上一輛計程車後,遭逢不測身亡。這是彭婉如命案,以血淚推動了「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推薦閱讀:彭婉如逝世 22 年紀念:因為她,擱置兩年的性侵害犯罪防制法終能通過

時隔二十年,至今,女性在走夜路與乘車時,卻仍有安全疑慮。大眾仍期盼,女性不要在晚上獨自外出,也不要穿著暴露的衣服,以免招惹危險。

「暴力是系統性的,因為它鎖定一個群體的成員,只是因為他們屬於該群體。舉例而言,任何女性都有理由恐懼強暴。」
——〈壓迫的五張臉孔〉, Iris Marion Young

當強暴發生在密閉空間:妳是我的,妳無處可逃

回到文初所提的兩起事件。事件中的兩位女性,都因為身處於不利於逃跑的密閉空間中,而被迫承受加害者的性騷擾與性侵未遂。

在談及強暴時,我們須理解當下的受害者處境。社會大眾經常檢視受害者的穿著與舉止,卻忽視其實強暴之所以發生,其實是因為加害者做出的選擇。(延伸閱讀:【性別觀察】世界丹寧日:被強暴後,法院卻說牛仔褲很緊,我是自願脫下的

「目前我們藉由書本、報紙、電視、大螢幕所重現的暴力影像或畫面,讓我們很容易忽略強暴的事實、強暴的影響、以及強暴的意義。」
——《不良女性主義的告白》,羅珊・蓋伊

強暴,所代表的不僅是一次暴行;而即使加害者受到懲處,也不能抹滅受害者身心的創傷。

這則時事,之所以讓人心有戚戚焉,是因為我們隱約能想像,這些事或許也會發生在自己身上。

如同王曉丹在《這是愛女,也是厭女》一書中所云:「每一個不正義的性暴力都是個別的單一事件,此種不正義都有其單次性( singularity ),『因不同個體的機遇、選擇與生命情境而有其不可重複的性質』。」(同場加映:當你受害,而整個社會聯合起來羞辱你:為什麼受性暴力者容易失語?

面對性暴力,是社會中的每個人,都需要共同理解的課題。不逃避談論、不迴避責任,唯有正視問題的存在,才能讓我們所身處的世界變得更好,也更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