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改寫自《這是愛女,也是厭女》第二場新書發表會「愛女/厭女文化中的性侵受害者──誤解與突破可能」側記。#MeToo、#TimesUp 等 hashtag,串聯全球數百萬受害者,在社群網站上書寫自身遭受性騷擾/性侵害的故事。但是,台灣有自己的 #MeToo 嗎?

這兩年,#MeToo、#TimesUp 等 hashtag 串聯起全球各地數以百萬計的性暴力受害者,他們在社群網站上書寫自身遭受性騷擾/性侵害的故事,讓社會大眾驚覺,性暴力事件遠比想像中更近、更多。但是上述行動在台灣並未激起太多的火花。並不是台灣的性暴力事件特別少,而是台灣的性暴力受害者特別沉默。

為什麼在台灣,遭受性暴力的經驗對很多受害者而言,是一件如此難以言說的事?很有可能是因為,這個社會只容得下一種樣子的受害者:如果你沒有頑強抵抗、沒有聲淚俱下,如果你的表現有任何一點瑕疵,那你就不是合格的受害者;那麼,你的故事是假的、你的痛苦與不舒服都不被承認。(延伸閱讀:台灣 #MeToo 困境|梁心頤:「當我說出受害經驗,大家只想追問恐怖細節」

報復式色情受害者:當你受害,而整個社會聯合起來羞辱你

最明顯的例子是報復式色情(revenge porn)的受害者。政大新聞系的方念萱老師指出, 報復式色情的受害者不願意暴露的部分被暴露在了社會大眾面前,而大眾卻並不承認他們是受害者。不僅如此,這個社會反而用價值評價的方式將暴力加諸其身:你們的私密影像被流傳,因為你們是蕩婦,這是你們自找的。這樣粗暴的指責不僅略去了傳播與觀看者作為加害者的角色,也對影響受害者選擇拍攝與否的社會文化性別腳本視而不見。(延伸閱讀:我的身體你的慾望,「偷拍」真的無法可管嗎?)

認定女人應該「說不拍就不拍」,而一旦拍了、流傳了,「要拍就不要怕」,這種說法、堅持,完全忽略了性腳本所扮演的角色與作用力,以及厭女當道時,這樣的指點與評論是如何呼應了厭女文化,忽視了女性在社會、文化、親密關係中所受到既有規範的束縛。——節錄自《這是愛女,也是厭女》p.6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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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文化的身體觀,讓性暴力受害者極度痛苦

政大法律系的陳惠馨老師則提到,我們的文化讓性暴力受害人陷入一種難以言說的困境,他們沒有語言,也不知道要如何說。這種說不出口的情況並不難想像: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面臨不合理的對待時,都很難當下做出回應,只能在心裡生悶氣,更何況是性暴力受害者,面對這麼嚴重的侵犯、處於受害的驚嚇,還常常陷入自責:一定是我哪裡不對,才會成為受害者。是我說錯話了嗎?是我做了什麼,讓他挑了我?

陳惠馨老師也希望大家理解,性侵害的文化議題。

每個文化有不同的身體觀,我們對身體的感覺有文化因素,而我們的文化讓我們太在乎我們的身體,尤其是身體的暴露。這樣說並不是要性暴力受害者不要在乎自己所受的侵犯,而是希望大家可以多想想,我們的文化對於性暴力受害者的壓迫有多重,這種文化使得報復式色情的受害者非常痛苦。

陳惠馨老師曾經陪伴一名遭到強暴的被害人。那位被害人在經歷報復式色情之後,沒有錢可以生活,也不敢出去工作,因為怕被人認出來。事件不斷被新的事件蓋過去,大眾的記憶會慢慢消逝,當事人卻被困在「萬一有人認出我怎麼辦?」的恐懼之中,再也走不出來。

譴責受害者 3.0:為什麼「不要踩在受害者的位置」這麼難?

即使是「典型」的性暴力受害者,也面對著難以言說的困境。政大法律系的王曉丹老師關注性侵受害者所處在的二元對立的困境,他指出,性侵害的受害者往往很難訴說遭受性侵害的過程,他們會自我譴責,並且想像社會將如何譴責他們。王曉丹老師將對性侵受害者的譴責分成了三個版本,受害者往往會依循這三個版本來敘述自己受害的經驗,從而陷入了混亂:

  • 1.0 版:性壓抑式譴責——是不是因為你穿得太暴露/另有圖謀/酒喝太多/不檢點才被性侵?
  • 2.0 版:1.0 版性壓抑轉換成性解放式譴責——沒事啦,現在社會那麼開放,你幹嘛把它想得那麼嚴重!
  • 3.0 版:則是更為複雜而困難的譴責版本,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如果你不是可憐的被害人,那你就是自己主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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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二元對立包含了三個層面:自由主義式的同意/不同意概念的單面性;被害者/能動主體的二元對立;脆弱性/能動性的二元對立化約論。

這三個層面讓受害者難以言說自己被侵害的過程。他們強烈地感覺到自己受害,但卻無法找到合適的語言;即使他們嘗試說出來,也常常遭受質疑:你如果有能動性,就不是受害者;你如果要避免被侵害,就應該有能動性。

為了打破這些二元對立,王曉丹老師認為有必要引入「脆弱性」這個概念,從而改寫能動主體——人人都有脆弱性,人人都易感、易受傷。協助性侵受害者,必須正面肯定其易感易受傷的本性,拒絕陽剛的主體模式,避免上述的譴責版本,在這些前提下,受害者方得以發展多種多樣的主體模式。

抵抗並非一瞬間即可完成,抵抗是生命裡不同時刻記憶的交錯,串聯起持續的突圍行動,在遺忘與追尋間琢磨自我,在模糊與清晰間不斷往返。每一個不正義的性暴力都是個別的單一事件,此種不正義都有其單次性(singularity),「因不同個體的機遇、選擇與生命情境而有其不可重複的性質」。——節錄自《這是愛女,也是厭女》p.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