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不可以把我當正常人?」《我們與惡的距離》中我們看到精神病患者與家屬間糾結的關係,他們既想讓彼此更好,又經常無能為力。要如何陪伴家中「生病的人」?理解他身體與心理的疼痛,是重要的第一步。

善與惡,病患與家屬,孰是孰非?

台劇《我們與惡的距離》(下稱《與惡》)裡頭的思覺失調症患者應思聰(林哲熹飾)出院後到加護病房跟做完手術的爸爸說:「爸,加油,我也會加油!」的一幕,想必打動了許多觀眾。精神疾病患者的鬥志,也燃起了眾人的希望,但事實上,出院後的生活才是真正的挑戰。今天,筆者試著去細述精神疾病患者返家後與其照顧者家屬的困境與失望,以及能夠怎樣去陪伴彼此,保有希望。

病患端:你把我當一個人,可不可以?

在我的諮商工作中,一位個案 L 這樣說:「在我吃下第一顆精神病藥物後,我就沒有想過要離開醫院、去工作或結婚了。」要是這句話深深地刺痛了你的心,那很顯然,抗精神病藥物所代表的不只是緩解症狀的藥效,更是「我是精神病患者」的標籤,乃至於伴隨這個標籤而來的各種區別、認同、污名化、自我放逐……不管是平靜接受或是被無奈所逼。今天 L 能說出這番話,心裡絕對是走過好幾年的掙扎歷程。

回來《與惡》一劇,應思悅(曾沛慈飾)無疑接受了弟弟應思聰的狀況,所以把他當做「理應被照顧的病人」來看待。這份親情的關愛是很真實的,但為何當她說「吃完早餐要吃藥喔!」後,思聰如此生氣?其實,就像對待小孩時父母所處的位置,任何家屬都很容易不知不覺地落入父母般的位置,把病患看作是一個易受傷、脆弱、無法自抉、能力不適任的大小孩,也就是「主體性不足」的人、一個不完全的人。


圖片來源|《我們與惡的距離》劇照

然而,就像青少年在發展成為負責任者的路途上,面對著父母管教與限制過多的心態,他們會以充滿違抗的獨立性來行動,以強烈的方式尋找一種「不會戰敗的主體性」的自我認同。就像家長們常聽到的:「你可不可以不要把我當做長不大的小孩?!」

如果這個自我認同、成為完全的人的過程一再失敗,受挫折的他們就會掉入憂鬱的情緒之中。就像應思聰生氣地說:「你除了吃藥就沒別的能講?你可不可以把我當一個正常人,當一般人,可不可以?你把我當一個人,可不可以?」這是人憂鬱地存在的吶喊,因為他感到自己的主體性是有缺陷的、不足的,不夠被尊重。

家屬端:我也不想這樣,但我能怎麼辦?

面對思聰的吶喊,姐姐思悅無奈地表達:「我也不想這樣。」家屬很多時候確實不想這樣,卻只能這樣。因為他們不知道怎樣處理更為恰當,卻瞭解到服藥是最為保險的做法,亦是醫囑,而且他們也盡力了。不忍心看見病情復發,也夾帶一定的恐懼,家屬很可能像思悅一般只求病患吃藥,才把滴劑混進米飯中。

一位精神病患者 W,他平常是有能力適任一些程序操作的工作,他期待這次住院調藥與休養以後能夠回歸崗位,找回自我成就感。只是他認為媽媽過度保護而不願意他復工。在一次晤談裡,W 媽媽其實很清楚孩子的想法:「我也不想這樣,但我能怎麼辦?」好幾次 W 都是因為在工作上表現不佳或遇到人際問題時病發,而 W 媽媽也快七十歲,疲於處理狀況。所以,她希望 W 能在家休養,或去做他不喜歡卻更簡單的工作。


圖片來源|《我們與惡的距離》劇照

筆者並未說過病患或家屬孰是孰非,現實上,兩者都對!只是彼此所經驗到的感受不同。家屬是最清楚病患生活的人,是每次回診時讓醫師了解病患狀況的重要助手,所以他們的想法必須得到尊重。病患的感受亦是真實的,他們清楚自己受苦與在意的點,我們有必要聽見。只是其自我功能也確實受到疾病影響而下降,有時候像青少年般只有一頭衝動,對事情考量不周。

為此,既然大多數家屬都明瞭病患外顯的挫折點,看見他們像青少年般在「要求獨立」與「退縮依賴」之間轉換,那麼,家屬的做法也許要在兩者之間:

「父母付錢治療,讓孩子有能力(獨立)來挑戰自己!」(Winnicott, 1961)

也就是說,家屬要謹慎自己會不會以過度保護的姿態,限制了病患的自主性。要在現實的考慮中同時尊重病患的主體性,是不容易的。家屬不是撒手不管,卻要像在學步兒小孩身旁守候,在其失敗但能自己爬起來時多作鼓勵、在跌倒喊痛時給予依賴、在受傷病發時抱緊就醫。當中的拿捏與權衡,又需要每個家庭內彼此磨合適應。

陪伴之路:懂他身體與心靈的苦

精神疾病患者有著獨特的受苦經驗,抗精神病藥物所帶來的副作用也是真實的。在工作中,我聽過各種描述:視力模糊、思考遲鈍、肌肉無力、極睏和各種難以形容的身心異化感受(參考:錐體外症狀)。一位原本日漸穩定的病患 Y,因為藥物副作用而再次情緒不穩定,對醫護人員也變得不信任。 但神奇的是,當這些不適感在住院心理治療中被看見、被同理、被認真對待,Y 長出了忍受的能力,接受生病的耐心,並認識到藥物治療對康復之路的重要性。

由此可見,身體被藥物侵凌的異化感,加上心理被藥物標籤的缺陷感,都是一種對主體深深的衝擊。無怪乎《與惡》的思聰說:「他們根本不懂我要甚麼!他們沒有人懂我要甚麼!我到底做錯甚麼?為甚麼是我?為甚麼…」為甚麼是他得了精神病,這個問題答案也許沒有人能夠回應,但當中突顯了「懂他要甚麼」在家屬的日常相處中的重要性。

「當內在的心理困擾無法充分被他人所體察,常會使個體產生一種傾向,即過度重視那些無法令人滿足的環境。」(Klein, 1934)

這觀點可以幫助我們看見思聰為何跟大學同學工作時,過度重視那些批評的(幻聽)話語,即不滿足的環境挫折被放大,加上自主停藥而使得情緒不穩。思聰很希望完成自己的理想,更不希望自己變成拖油瓶,以至極力隱藏病患身份的痛,都需要被體察。飾演應思聰的林哲熹在一次受訪中說過,病患就像失去一半靈魂的人。我想,能找回另一半靈魂的,正來自「願意去懂」的力量。


圖片來源|公視提供

最後,正正在於精神病患者對照顧他的原生家庭,帶來很實際且現實的巨大壓力,眾人都無處可逃。一如筆者在受訓期間所跟診的精神科醫師以其臨床經驗表示:有 1/4 的精神病患者甚至無法做簡單的工作,只能接受安置式照護。為此,我們更需要思考如何讓家庭從中得到援助與壓力緩解,況且一部份心理困擾又是由現實環境造成的:社經地位低、資源缺乏、對精神疾病的污名化、心理治療的配置不足……這都需要整個社會與政府一同努力,因為:

「我們不應該讓任何家庭因為孩子或父母的精神病而破裂」(Winnicott, 1960)

即使我們不一定能夠在照護精神病患者的路途上看見多少希望,但至少,我們不能被絕望擊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