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潔晧以《輔大性侵事件相關記錄與評論》記錄了媒體/自媒體關注事件的始末。當所有人都在意該不該道歉,陳潔晧想說,作為一個倖存者,她更需要的是理解與支持。

文/陳潔晧

見證輔大性侵受害者的傷痛-從回應內在感受到重建連結

近期收到很多信件,不約而同都提到輔大性侵案牽動了他們個人的情緒,我想起自今年五月底開始關心這個事件以來,自己的身心狀態。起初我帶著些許的抗拒,跳著看完受害者男友所寫的公開文,然後開始思考著,我究竟能做到什麼?這只是個社會的性暴力事件,而我,只是個旁觀者。我能相信受害者與其男友的指控嗎?如果裡面有一絲一毫誇大的成分,我是否會成為誣陷無辜者的幫兇呢?如果今天這個性侵的女孩沒有得到幫助,她會不會陷入困境之中?

突然,我跌進了漫長的回憶裡,想著我在話還說不清楚的年齡,在四個人性侵我的奶媽家裡,焦慮地看著我的母親,等她帶我遠離這個恐怖的地方。

而她,對我的恐懼與要求,沒有任何反應。

我就在那裡待了三年。

我想起當我威脅奶爸、奶媽要把事情說出去時,他們威脅要打死我的恐懼;我想起我遇到的每個成人,我試圖要說每一句求救的話,喉頭就卡住,眼淚就止不住的一直流。沒有人懂得我在哭什麼。我想起每個寂寞的夜裡,我睡在奶爸、奶媽身邊的恐懼。我想起每天望著日曆,等待綠色的假日那天父母探訪二十分鐘的日子,是如此漫長,長到今天閉上眼睛,那個月曆數字的顏色依然浮現在我眼前。時間,像是未曾前進般,困著我、困著未來、困著一切。

我後來知道,這叫做創傷情境的重演(flashback),是遭受創傷的倖存者一生的夢魘。這是強制性的反應。要勾起創傷情境,需要的只是一個與創傷回憶有關的象徵。有時只是單純的一個感覺:冷,讓我憶起當時我在冬天裡等待媽媽的孤單。有時是個單純的物品:畫筆讓我憶起我在那三年裡我要不到一張紙、一枝筆畫畫。有時是新聞:網路上傳來性侵事件。有時是個人:那個冷酷的面孔讓我想起別過臉的母親,對我的哭泣沒有任何反應。

我陷入了嚴重的恐慌:如果今天這個性侵的女孩沒有得到幫助,會不會就像當年的我如此絕望?當時我有一種衝動:如果能幫到這個女孩,拼上我所有生命我也覺得值得。我可以轉身,當一個旁觀者,冷眼看著另一個創傷事件被冷漠而粗魯的對待,但我沒辦法。至少今天沒辦法。

所以我開始蒐集我能在網路上看到的一切有關的訊息,正面、反面的評論與報導,相關人物的發言與關係。在做這件事時,我並不知道我能得到什麼。真相?觀點?八卦?其實我最迫切的,是拯救我內心那個孤獨的孩子,不要再感到絕望了,我,成年的我,在試圖做些甚麼,去挽救另一個困境中的人免於絕望。如果一切都只是誤會,那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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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當事件越發展越大,我也越感到崩潰,因為訊息四面八方而來,我也越陷入童年創傷的情境中無法自拔。當時許多讀者也寄信給我,說他們看到這個事件的發展,感到止不住的哀傷與憤怒。這些信件給了我一個新的啟示。我和太太開始重新檢視我和其他倖存者之間的情緒,我們試圖轉換一個方向,去安撫這些類似的痛苦。我們改以私下通信與會面的方式,試圖在個人的交流中,互相給予關懷與溫度。我發現這個方式,與網路上公開的憤怒撻伐不同,卻有效的安撫不同人的焦慮與痛苦。

七月初,我在情緒感到相對穩定許多時,和太太與姊姊一家人開始計畫已久的日本旅行。神社、寺廟、古城,一切如同夢境般,我沒想過我可以對這個世界感到如此自由與快樂,我以為我復原的進程是如此的寬廣與令人期待。

在大阪的夜晚,我收到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的邀約,他們邀請我去擔任與談人,談性侵與復原。當時我直接聯想到輔大性侵案與民陣、日日春之間的關係。我認為如果要談到輔大性侵案,我並不是最能深入剖析事件爭議的人。再加上雖然我剛出書公開我童年性侵受害的過往,但我創傷所遺留對陌生人的恐懼尚未消失,也尚未準備好面對無法預期的現場互動,而且與談時間我也不在台灣。

幾個因素和太太簡短討論過後,很快就決定委婉拒絕絕他們的邀約,希望他們不會被我的回覆拖延活動的時程安排。然後我們就繼續我們的快樂旅程。

第二天日日春在他們的粉絲專頁上寫了我的名字,說我不克參加,並點名其他幾位無法參加的人。我陷入莫名的恐慌之中。是我不懂人際互動嗎?還是我得罪了他們?他們是在對付我嗎?

我瞬間又跌入了三歲長期孤立無援的感受,感覺我一定是做錯了所有事,才會全世界都拋下我,讓我孤獨的去面對恐怖的惡意。太太當時安慰了我一陣子,她說了很多話,但我完全聽不見,也記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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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期間緊密的人際關係,讓太太的姊姊和姊夫馬上就察覺到我的狀態。吃飯時我說出了我的憂慮,一開始大家被我的憂愁所籠罩,沉默了像是幾世紀長的幾秒鐘,然後姐夫開始痛罵這些莫名其妙的台灣人,一點正常的互動與邀約的常識也沒有。在感受到姊夫憤怒的那一刻,我突然感受到莫名的安慰。理智上我一直都知道這不是我的錯,但情感上卻覺得如此的孤獨,全世界總是對我的痛苦保持沉默。

姊夫的憤怒在那一下打破了那個沉默,我含著淚水在餐桌上跟大家說:「你這樣一說,我真的覺得舒暢很多。」大家都笑了。吃完飯,姪子(四年級)拍拍我的肩膀說:「喂,不要理他(那些莫名其妙的台灣人)。」我笑了。那天我們在大阪環球影城開心的玩,沒再想起任何台灣的事。

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是如此神奇,當你說出內心最沉重的負擔,關切與共鳴讓你感覺如釋重負;冷漠與否定則使人感到孤立而脆弱。

相信如果我在脆弱時聽到「不要站在一個受害者的位置上」的回應,即使在理智上我明白是對的,情感上我也無法脫離創傷情境中的孤獨與無助。是否這就是那個女孩在受傷後面對系所、工作小組與排山倒海而來的行政程序與論戰時所感受到的孤獨?我不知道。這只是我的投射與想像。

九月二十一日,受害女孩下午發了一封道歉信。在公車上看著她的道歉信,不斷想著她。她孤獨嗎?她需要幫助嗎?這封信的意義是什麼?但這次沒有再陷入我的創傷回憶情境之中,這是復原之路上的一個小進步。

深夜回到家中,臉書上所有人都情緒大爆炸。也許,那封道歉信隱含更深的意涵。個人層次上,我全力支持與贊同性侵受害者想做的事,以及要走的路。雖然我不在那個陪伴她走過傷痛的重要信任位置,我在一個距離之外,但我依然關切她的傷痛與復原。在群體的層次上,我看到了這個事件的發展再次勾起了許多人的傷痛。

當天深夜我收到五、六封信,每個受傷的朋友都再次說起這個事件如何觸動他們傷痛的感覺。部落格上整理有關輔大性侵事件的記錄,點擊率一個晚上飆到接近二十五萬。

我感受到某種深刻的呼喚,是我內在那個寂寞而受傷的孩子在呼喚我,他告訴我,我要做些事情打破沉默、建立連結。

我打開自己的部落格,看著我和太太一起整理的《輔大性侵事件相關記錄與評論》,裡面的紀錄停在七月初,去日本之前。但筆記上密密麻麻的連結似乎在告訴我,在見證傷痛的路上,沒有人可以置身事外。我開始繼續整理這個事件的筆記。我內心的孩子在告訴我,無論結果如何,我都要看到最後。作為一種見證,也是一種提醒,當創傷發生或創傷情境再現時,給予適當的支持與同理,創傷的能量便能釋放與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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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不適,但痛苦與哀傷不至於長久阻塞在身心與關係之中。也許我們無法給予每個人支持,但當我們看到身邊的親友因為某些事件而充滿情緒時,我們可以傾聽身邊那些未曾被見證的故事,並安撫那些未曾被理解過內在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