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大法官 RBG 的例子闡明，家務重分工不是要對方犧牲自我、勉強承擔。若能解放雙方家庭角色定位，尊重與成全彼此成為完整的人，伴侶關係、親子感情都能更美好。
Netflix 紀錄片《RBG：不恐龍大法官》描繪獲比爾・柯林頓總統提名的大法官露絲・貝德・金斯堡（RBG）如何透過自己的生命與法律志業推動性別平等及女權進步。紀錄片中有部分相當有趣的橋段：描繪 RBG 的家內分工。
RBG 的丈夫馬丁・金斯伯格（Martin D. Ginsburg）是美國知名的財稅律師，與 RBG 於康乃爾大學法學院相識，繼而相戀。RBG 在受訪時後曾說：「馬丁是當初月會過的男生裡，唯一在乎我有『腦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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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代初期，大學男女比仍然懸殊，RBG 轉述，當時女學生仍不被獲准進入特定系所的「資料室」，絕大部分的男同學不在乎女孩們的智識，大部分的女孩仍得靠著裝傻來博得男性的喜歡。
在這樣的風氣下，馬丁可以說是一個獨樹一格的存在。他在 2010 年去世前留予 RBG 的告別信上寫道：「我最親愛的露絲，你是我此生唯一的真愛，這輩子能一路陪你走到法律界的最高地位，是我此生最大的樂事。」
「自從 56 年前我們在康乃爾大學相遇，我就沒有停止愛你和欽慕你，雖然我的人生已經到了盡頭⋯⋯我希望你能懂得放手，讓我走，但我知道你不會，我並不會因此而少愛你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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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 56 年，RBG 以自身的關係像是然展示了另一種家庭分工與相伴的可能。
婚姻初期，馬丁罹癌，年幼的女兒又需照顧，RBG 在哈佛學業、料理家務與照顧兒女之間徘徊，待馬丁大病初癒，獲得了紐約律師事務所的機會，RBG 終止哈佛法學院的研修，轉而進入距離紐約較近的哥倫比亞大學完成學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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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後，RBG 事業開始起步，馬丁擔起料理家務的責任。馬丁時常在公開場合自嘲，在金斯伯格家中，母親被禁止進入廚房，那是仍保有味覺的兩位孩子所定下的「規矩」：這個家「由父親負責下廚，母親只負責思想（Thinking）」。
甚至，在 1990 年代，為了 RBG 即將上任的大法官工作，舉家遷往華盛頓，在當時，根本無法想像一位男性可以為了妻子的事業而斷送自己在職場上的積累，即便那時馬丁在紐約財稅法界已是舉足輕重的角色，他仍然願意為妻子的事業，放下個人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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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RBG 的家內分工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對於家庭角色的想像有多寬敞，家就有多寬敞；而我們對於自身角色位移的能動性有多大，家就有多大；同時，我們對於作為一個伴侶、一名丈夫、妻子、父親及母親的想像有多具彈性，對於「成就」的想像也不再侷限。
家內事務的重新分工，立意並非另一方的「勉強承擔」
根據國外學者於 2005 年及 2019 年分別發表的論文（Gjerdingen & Center, 2005；Kim & Cheung, 2019）指出，當家中迎來新成員，妻子需要花費於家務及育兒上的時間會大幅提升，而丈夫則沒有太大改變，而這樣的現象也出現在台灣社會。
隨著女性受高等教育的比例提升，勞動參與率也持續攀升，然而家務分工的狀況卻沒有因此出現太明顯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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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2016 年「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可知，無論是職業婦女抑或是全職媽媽，台灣女性仍負擔八成以上的家務勞動，家庭作為職業女性的「第二職場」，相當程度地影響了女性的職場表現與生育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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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已婚的台灣女性每天平均要花 6.2 小時進行家務勞動，而已婚的男性則約負擔 22% 的家事及育兒工作。其中，唯一的變量在於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通常能夠獲得另一半較多的支援。
也就是說，妻子的教育程度、工作屬性、收入及職場位階影響了伴侶投入家務分工的程度，並呈現正相關。
簡而言之，妻子的社經地位越高，伴侶積極投入家務分工的比率業高，然而隨著經濟、社會、文化資本的位階，越往下層的家庭，家務分工狀況愈不理想。
換言之，中產階級以下的小資產、藍領階層的女性，一方面在個人事業上正在努力爬升的階段，另一方面卻又要承擔更重的家務工作，這也是為什麼，通常這樣處境的女性在生於過後更容易傾向於「退出」原有工作，在男性更容易獲得條件更好、薪資更優渥待遇的前提下，女性更容易退出自我實踐的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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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的前提下，說家務分工「直接」影響了女性經濟獨立的可能性也不爲過。性別平權的倡議永遠不只是停留在「單一性別的改變」，而是針對既有的分工與傳統進行拆解和重構。
西方人口學家在近年來有「停滯的性別革命」一說，泛指當愈來愈多女性活躍於公領域（包括工作及社會角色上的自我實踐），然而男性在私領域的性別角色仍然停滯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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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情況便會導致某種失衡或是反撲，男性出現相對剝奪感，而反彈性別平權（或者說是女權）的無限上綱，很難意識到私領域的角色重建應該謂之為「家庭分工」，而非現代女性為了要「做自己」而犧牲男性權利去「幫忙」或「勉強承擔」。
支持彼此成為完整的人，而非片面的存在
解放當代家庭角色的定位，同時也是解放自己。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亞洲男性對於「私領域（家庭）」中的角色及其貢獻呈現相當貶義的狀態，男性的自我建構時常倚靠外在的成就，而非內在的角色。
在一個多元且共融的世界，每一個人的每一個選擇都是具有意義且值得重視的，這也是為什麼北歐國家的生育率得以回升的重要因素——他們完成了兩個階段的性別革命，分別是女性自主意識的抬頭，以及男性父職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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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職認同感的提升對於性別平權而言是相當重要的一步，在當代家庭「雙薪」的結構下，將育兒視為共同的實踐，現代爸爸對於「家庭」的感受愈趨與媽媽雷同，尤其在歐美，可以發現在遠距工作、彈性工時成為主流的現在，早晨時光帶來子出門玩耍、散步、丟球的清一色皆為爸爸。
根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於 2017 年的調查報告指出，有 54% 的爸爸認為親子時間令人感到相當滿足，同時也有助於他們的自我認同；其中，52% 的媽媽亦有同感，雙親共享親子時光，對於伴侶關係與家庭生活體驗都有正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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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內角色同時也代表著將「關係」視為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一個人的成就與價值不僅僅來自於事業有成、功績彪炳。
作為維繫一段美好關係的重要他人，使其生命與時間感的定義也會有所不同——家務勞動不再是浪費時間，陪伴孩子不再是「沒有社會能力的人」不得不承擔的責任，真正的性別革命在於對性別角色定義進行全盤的解構，因此能找到更佳適切的生活方式，支持彼此成為完整的人，而非片面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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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瑞典的一項研究顯示，當代男女對於個人職涯發展的重視並無二異，因此在家務分工仍然不均的情況下，若女性持續性地認為家務分配不均，並且對於雙方付出的精力、時間有著不同看法，便會增加離婚的機率。
對此，美國猶他大學（University of Utah）的社會學家丹尼爾・卡爾森（Daniel Carlson）認為：「這的確會影響到夫妻間的關係」，家務分工的不平等導致不平衡的心態積累，同時也使其中一方相當疲累，進一步還會影響到伴侶間的性生活，使得鴻溝越來越大，成為當代家庭的隱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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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若我們今日要談的是如何重新定義「家庭」，以及實踐「對當代家庭的想像」，那麼伴侶雙方價值序列的調整便是第一步。
首先須意識到基於平等的家務分工勢對雙方的「個人空間」必然造成影響，雙方坐下來共同研討，例如：孩子 0 歲至 8 歲開始上學這段期間，可以說是家庭的非常時期，兩人生命的價值序列需要一同因應、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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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第一階段，兩方都有相當程度投入學習成為新手照顧者，在此階段，母親因產後身體變化、哺乳壓力更易敏感與不適，伴侶作為穩定情緒、提供支持的角色，也相當重要。
第二階段，一方在育兒互動上貢獻降低，但主力家務運作的打理，讓另一方更有餘裕照顧孩子與自己；第三階段，根據家務、育兒以及工作崗位的需求各自調整時間分配、相互支援，在不斷動態位移的過程中照到彼此協作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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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其中的語境並非為了家庭而「犧牲」，而是重新調整彼此對於現階段成就或自我實踐的「定義」。
例如，透過問彼此「這個育兒階段，我們各自想實踐的是什麼？這對自己有什麼意義？」而不是「為了育兒，我們各自只能做到什麼？」或者「為了育兒，我們必須各自犧牲或放棄什麼？」
對標明確的正向目標，讓「育兒」與「家務」也成為自我實現中重要的一環，豢養明白共同經營「家」的價值與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