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領軍在國際上和疫情抗衡,在職場上卻承受失業的風險,在家庭裡無償育兒時數也日益增加。我們該怎麼做,才能達到真正的性別平等?

  • 「喂,你聽得到我的聲音嗎?」
  • 「喂喂,你有在說話嗎?」
  • 「你能不能在聊天室裡讓我知道你聽得到我的聲音嗎?」
  • 「其他夥伴是不是和你一起在辦公室呢?沒看到他們在螢幕裡。」

過去兩年,你也曾在加入線上會議時,說過或聽過以上任何一句話嗎?

這些都是這兩年來,很多人常聽到的對白。過去兩年的工作模式在疫情面前迅速轉換,我們從 100% 的辦公室工作形態,為了和疫情抗衡還有和人們保持距離,開始走向遠距、居家、或是混合式工作模式。

工作與生活的界限也漸漸地開始模糊起來,遠距或是居家辦公的我們,對於該在什麼時候按下休息鍵,有了很多的不確定性。

而女性,是在這條界限上更加小心遊走的一群人。

PwC Taiwan 在《2021全球女性工作指數報告》披露,在疫情之下,24 個 OECD 國家的女性失業率比 2019 年多出了 3%。其中一個原因可被歸咎於社會裡原本就存在的性別不平等:女性多在需要人與人接觸的服務業上班,突如其來的疫情造成工作模式的轉換,面對無法擁有居家辦公的選項,女性只能選擇離開職場(PwC, 2021; “How Covid-19”, 2021)。

又或是,傳統思想仍在。疫情帶來的在「事業或家庭」兩者二擇一的困境之中,多是女性需要承擔無償育兒一職。資誠(2021)的研究也提供了數據證明,女性在無償育兒這一塊投注的時間平均每週遠超過男性 7.7 小時。

7.7 小時的育兒時刻,對於無需離開職場、居家辦公的女性群體,等同於在做著兩份正職(PwC, 2021)。疫情的來襲、學校停課、很多育兒場所也關閉,無處可去的孩童們,成了居家辦公父母的同事。

而在居家辦公的情境下,或許還是依循舊時方法,擔子落在女性身上,由母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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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領軍與疫情抗衡,失業率與家庭照顧時數卻攀升

在家之外,在動蕩不安的時代,或許你也會承認,是由女性舉起手來撐起半邊天。

例如,在疫情初期表現出色的地方例如台灣、芬蘭、紐西蘭和德國,均由女性領導,她們的超前部署也帶來了較低的死亡率(Henley,2020)。而在新冠肺炎疫苗開發的路上,也是由所女性主導(O'Donnell, 2021)。


芬蘭總理馬林(左一)、比利時前首相威爾梅斯(中)、歐盟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右二)與德國前總理梅克爾(右一)在歐洲高峰會。圖片|達志影像/美聯社

看似女力崛起,但若細看,你會發現還有很多的不足,需要我們去補上。

讓我們稍微離開疫情課題片刻,抬頭仰望天空,好好吸氣呼氣,思考無處不在的氣候議題。

去年年末在格拉斯哥舉辦的氣候峰會,從新聞照片上你可以清楚地看到走在街上抗議的是年輕女性,而坐在圓桌有決策能力的,則是男性(Sengupta, 2021)。

面對此景,身為《紐約時報》國際氣候變化記者的 Somini Sengupta 提到,氣候變遷和災害多是影響低收入群且有孩子要撫養的女性。沒有她們的聲音,也無人去思考她們的處境,該如何從根本解決氣候問題?

靜下心來思考,世界各國多是男性領軍,女性都到哪裡去了?而原本已在緩緩前進的職場性別平等,因疫情攪局又後退了幾步,該如何解決根本問題?

而女性為災禍下最大的附帶損害(Collateral damage),並不是空穴來風。

研究數據顯露,新冠肺炎影響最大的群體,依序為:身為幼小兒童母親的女性、女性群體,然後男性群體(Lofton, Petrosky-Nadeau, Seitelman, &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an Franciso, 2021; Mckinsey & Company, 2021)。

或許以下場景你很熟悉,你也會因而明白數據的由來:

  • 你的女上司一手抱著孩子,一邊和你視訊通話。
  • 或是視訊會議進行到一半,你會看見也想參與會議的小手小頭在女同事的身旁搖搖晃晃地冒出。
  • 或是臨時喊卡的會議,因為女性夥伴或是主管,得去照顧家中的年老長輩。
  • 或是偶爾孩子們一時興起,會關閉母親正在進行的視訊對話。
  • 或是半途中斷的會議,女同事需離開座位,因為家中有突發狀況需要處理。

幾秒或是幾分鐘後,你會在重新開啟的鏡頭裡,看到對方的禮貌笑容,說了聲抱歉,會議再度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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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婦女節:資誠、美光邀請女性展開「自我照顧」練習

一些企業看見了這些鏡頭背後的焦慮和不安。在 2021 年的「國際婦女節」,不同企業舉辦了和女性精神健康有關的活動以提高對該議題的關注:

  • 資誠(2021)舉辦和親子、正向思考相關活動和講座。
  • 美光(2021)女性領袖社群同員工福利團隊在台灣舉辦和「放鬆」(relaxation)還有「自我照顧」(self-care)相關活動。

他們看見女性群體在疫情中身兼多職的壓力和惶恐,他們為此提供一個方向、一些方法,讓他們可以自在地談心理健康。

或許你會好奇,為何偏在「國際婦女節」舉辦和精神健康有關的活動,是否是因為社會對女性在職場和家裡的責任預設值,在疫情當中有加深的跡象?

沒人明說,沒人討論,一些企業、一些人們挽起袖子自己來。給了工具,仍不足夠治本。各國政府和企業,也該思考如何把對女性群體的歧視、偏見和一些理所當然,連根拔起,以絕後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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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共融多了「公平」,讓我們一起重新思考性別平等議題

歐美企業一直在「共融」這條路上走得前面。2020 年五月喬治・佛洛伊德之死在美國和世界各地引起了「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的反種族歧視示威,也催化著企業重新審視種族議題和重新考慮「多元和共融」的重要(Silverstein, 2021; Boden, 2020)。

多元共融概念的沿革在 1960 年代首以「多元教育」(diversity education)現身以杜絕種族歧視(Love, 2020)。隨著時間推移,觸角逐漸伸向性別、國籍、年齡和其他多元元素。在這過程中企業也開始思考各群體的不同因而需要公平的資源,以及打造有歸屬感的職場環境之重要。

漸漸地,「多元」加了「共融」,過程中又多了「公平」,一些企業還為之加上了「歸屬感」,這些概念也被量化,成了企業走向友善職場的方向。

但走得前面的同時,因為一場疫情,我們再度發現女性作為弱勢群體,仍是首先承擔風險、並且承受損失的群體,因而在性別一塊有了倒退的跡象。

世界用了十多年好不容易在男女之間取得一些平衡,但僅用了兩年時間,就看著疫情摧殘著搖搖欲墜的「性別平等」地基。

然而在乎性別平等、在乎女性賦權的人們,依然走得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