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性侵受害者來說,揭發事實已不容易,倘若彼此之間還存在著權力關係,那樣的壓力難以言語。2018 年,金智恩鼓起勇氣揭發安熙正性侵的事實,然而,恐懼與不安一直籠罩著她⋯⋯

文|金智恩

在活著的權力面前說出真相

「我是安熙正的祕書金智恩,過去多次遭到安熙正性侵。」二○一八年三月五日,我在活著的權力面前說出「真相」前,我一直在恐懼中顫抖。

下屆總統有力候選人、是未來的掌權者安熙正,其影響力是現在進行式,他的力量難以估量。他不但是下屆總統民調第一名,還曾參與學運、具有三八六世代的優勢。

從青瓦臺到財政界,與安熙正建立關係的人多認為他會成為下屆總統,都渴望能結識他。與各界建立關係,觸角蔓延、彷彿具有生命的龐大組織核心,正是安熙正本身。

要參加 MeToo 運動揭發這等人物,說出「你犯了錯」,不只是對安熙正個人喊話,也意味著與他的政治地位,以及與其有關的無數人士對抗。對我來說,MeToo 是展開一場與深不可測的力量的抗爭,就算能倖存,來日也將如行屍走肉的自殺行為。

但就算會死,我也不想再回到那個賊窟。第一次性侵發生後,安熙正向我道歉,我以為一次就會結束的傷害卻反覆發生。二○一八年二月,我再次受害,這才領悟到自己永遠無法逃離。

我想擺脫這個反覆的枷鎖,再也不想當一個被獻給神祇的祭品,靠遭受性侵維持生計,身邊的人卻都默許領導者使用暴力的那種組織。看到徐志賢檢察官參與 MeToo 運動,我一直感到很不真實,只當成新聞上別人的故事,是另一個世界的事,而非我的現實處境。

我劃清界線,閉上了眼,「妳不過是個無名小卒,妳的對手是總統候選人安熙正,妳絕對打不贏的。上次不也如此?就算鼓起勇氣說出來,也沒人願意出手相助,只要妳閉嘴就沒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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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MeToo 在韓國開始發酵,過去沉默的女性逐漸發聲。我看著她們陷入苦惱,鼓起勇氣,又猶豫不決。二○一八年二月,安熙正在我面前提起 MeToo 卻再度性侵我。

如今這種事不會再發生在我身上了吧?我帶著自嘲的口吻洗腦、苦撐的日子頓時潰堤。我感到自己很悲慘,暈眩、頭痛、出血等病痛隨之而來。被性侵後,我去了澡堂,洗了又洗,卻什麼都洗不掉。

這時,競選期間擔任安熙正隨行組長的前輩打來,問了幾件公事,但就連話筒另一端的微小聲音,都彷彿在鞭打我的心,皮膚細胞彷彿飛至空中自行移動著,我根本沒辦法正常對話。

前輩很快就察覺有異,問:「有什麼事嗎?我可以幫妳,妳說說看。」我猶豫了一番,終於吐露了被性侵的事。話筒那端一陣寂靜。是啊,果然大家都一樣,根本沒人會幫我。就在腦中閃過這種想法時,前輩的聲音打破了沉默。

「我幫妳。」

聽到這句話,茫然的恐懼頓時瓦解。我決定昭告天下,但是,我真的能辦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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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與理想擺盪的一週

下定決心後,我依然猶豫著該不該報警。我擔心自己無法與之對抗,龐大的權勢會導致一切不了了之。假如像過去一樣,我一個人忍著,是否就能相安無事?找律師諮詢前,我需要莫大的勇氣與決心。

我突然想起我曾對後輩說的話,關於安熙正的眼神,後來她又對我提起:「我現在知道姐姐之前說知事看人時,彷彿掃過對方全身的感覺是什麼了。」

後輩說,安熙正一直找她。我的心臟頓時漏了一拍,這不是我逃避就能解決的,這件事很可能不會在我這裡結束。就算我能擺脫這惡夢般的賊窟,其他受害者仍會繼續出現。

冷不防想起後輩的話後,我更加畏懼。黑影正逐步靠近我的後輩,我無法看著別人也被扣上箍緊我的腳鐐,卻成為佯裝不知的旁觀者。這個罪行無論對我、對我身邊的人來說依然是進行式。

我必須阻止這一切,我認為這是我能扮演的最後一個角色。倘若我的同事、後輩也發生相同的事,我大概無法承受。我雖能想辦法掩藏我的傷口,卻無法容忍自己成為讓罪行一再發生的幫兇,我也許會因此先瘋掉。

二月二十五日,第四次被性侵後,安熙正觀察著我的狀態,問:「對不起,妳還好嗎?是我不夠成熟,原諒我吧。我看妳今天沒上班,不舒服嗎?希望妳能趕快好起來⋯⋯」後來仍不斷傳訊息、打電話,我竭力避免自己表現出來,卻很害怕那如傾盆雨點的奪命連環叩。

後來我在道廳走廊巧遇安熙正,立即躲到前方的人背後。這下意識的反射動作讓我領悟,如今就算是工作也無法穩住我的心了。

訴諸法律途徑的想法再度變得堅定。我找了律師,律師說因為對方是公眾人物,一旦訴狀受理,無可避免地會被公諸於世。我雖希望自己能在被保護身分的前提下揭發,但也知道不容易。在律師的提議下,我見了調查報導組。

假如要避免這起事件不被掩蓋,就需要媒體持續關注。就算之後才會決定是否報導,他們仍會先記錄並追蹤調查。我表示,正式提出告訴前,不希望有任何報導。比起披露某人的過失,揭開真相、獲得法律判決更重要。我要求記者要絕對保密,若安熙正察覺了,我不知道自己會有什麼下場。

二○一八年三月五日訊息訴狀被受理、進行調查前,請擋下一切報導。(⋯⋯)倘若無法揭開真相,我會全心專注在訴訟上。調查很重要,請幫助我。記者大人,我很急迫,也很害怕,請您揭開真相。(⋯⋯)記者大人,這並不是什麼熱門話題,是刑事案件。

但隔天安熙正就開始打給我。我不是沒有預想到安熙正的人脈,他早晚會知情,只是這也太快了。我心想,是我期望太高了嗎?現在我死定了。我不禁懊悔,找媒體真的是最好的方式嗎?我埋怨記者,也埋怨起自己。我害怕尚未開始調查,就被權力埋葬了一切,也怕自己會一起被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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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的,上至安熙正的兒子,下至道廳、競選團隊、○○研究室的職員都紛紛來電。我很不安,卻無處可逃。這麼快就開始了嗎?我都還來不及跟家人提這件事,該怎麼辦?我只能打起精神面對這快速捲入的漩渦,做出判斷:與其被扭曲或隱匿,親自說出來無疑是最佳方案。

直到直播兩小時前,我才和媽媽聯絡,當時我不知道能說什麼,只說:「媽,我要參加 MeToo,如果不說出來,我覺得自己會死,別讓爸看到新聞。」從我口中親自對媽媽說出「安熙正」這個名字、告訴她我遭受什麼傷害,實在太煎熬了。

我很擔心媽媽會怪罪自己,更怕爸爸看到新聞會昏過去。爸爸曾因腦出血而暈倒,那時在急診室意識恍惚的爸爸,一直喊著我的名字,讓我很自責,認為爸爸生病都是因我而起。

告訴家人後,我堅定了決心,只是走入電視臺的瞬間卻遲疑了。「只要把被性侵的事實從記憶中抹去,不就能一帆風順地過下去嗎?」這想法再次浮現。

節目開播在即,我在那短短時間內反覆猶豫了不知道多少次,最後咬緊了牙,步上死而後生之路。我走進《新聞室》節目攝影棚,這裡就像沒有空氣般一片靜寂。我見到調查報導組的記者,對方看起來很緊張。孫石熙社長在播報新聞的空檔向我走來。他與我握手,沉默地看著我,眼神很清明,彷彿這裡的所有人都帶著真心替我加油。

好,上節目吧。佩戴麥克風時,我思考著接下來會碰到的情況,卻毫無頭緒,好像要暈倒了。在肆虐的暴風中回過神來,我已坐在鏡頭前。工作人員謹慎地替我別上麥克風,盡量將椅子調到最高。

訪綱是在節目開始前才收到的,就只有這樣,我毫無準備,不知道該看哪裡說話,該從哪件事說起,講話音量應該多大,也沒人告訴我訪談時間有多長。

他們告訴我,只要把經歷的一切說出來就好。但就連和律師兩人獨處時,要我談論自己被傷害的過程都不容易了,更何況是在鏡頭前。雖然主播面前有訪綱,我的眼前卻空無一物,也不知道該將目光放在哪裡。

聽到主播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我的腦海一片空白,燈光漸趨擴大,彷彿下一秒就要將我吞噬。我的頭好暈,害我必須坐在這裡的一切,都讓人怨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