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英文總統第二任期的內閣名單剛出爐,立即遭受婦權團體批評「倒退30年」。這個懸殊的性別比例究竟是偶然?還是必然?它是「用人唯才」的結果,抑或是反映女性就業的艱辛?而它所釋放的訊息,又是什麼?

蔡英文總統在她第二任期的就職演說中說道:「國家的光榮感,生死與共的共同體,這一段記憶,將會存在我們每一個人心中。團結的感覺,就是這個樣子。我們今天現場,有許多各國使節代表,而且我相信,世界上一定有許多國家,也都在關心台灣。」

她所指的,雖是防疫,但也是任何一項台灣人共創的難忘經驗,包含我們在追求性別平等道路上的一次次突破。

我不禁回想起一段與辦公室同事的對話。那是在今年初,總統、副總統暨立法委員改選後沒多久,全世界真的都在關心台灣——看我們再度選出一位女性總統,以及超過四成的女性立委。那時候的我,也曾體會「國家的光榮感」。

同事問我:「可以幫我查一下立委改選後的性別比例嗎?女性立委比例應該比上一屆高吧?」我點點頭,連忙在網路上搜尋數字。「順便也給我一份內閣性別比例好了!」他又說。我抬頭望著他,小小聲地說:「應該很低」,便又回去找數據。我把兩份數據給了他,他看了一下,收起立委那份,把內閣那份還給我,說了聲「謝謝」。

幾個月後,那份被退回的數據終於有機會被全面翻新。結果出爐,卻是一份男女比例更為懸殊的「男海」名單——女性閣員比例僅有 4.76%。這份名單立即受到婦權團體的撻伐,卻也引起網路上許多人以「用人唯才,無關性別」為由,大力聲援。

面對這份吵得沸沸揚揚的內閣名單,我們到底應該如何看待?內閣性別比例懸殊與性別平等到底何干?或許可以順著以下脈絡來釐清。延伸閱讀:蔡英文新任內閣,史上最「男」:女性參政比例,到底意味著什麼?

「用人唯才」是社會共識,但「才能」往往淪為合理化性別失衡的說詞

首先,或許可以先談談大家的共識。

支持新內閣名單者,無非是肯定這些人的能力,強調的是「用人唯才,無關性別,這份名單只是恰好幾乎都是男性」,他們看的,是名單上的人;而不支持者,也完全不否認能力的必要性,他們只是認為,這份名單可以更具性別意識,更反映社會組成,更正視政府作為人民表率的職責,他們看的,更是名單以外的人。儘管聚焦的方向不同,「用人唯才」其實是雙方的交集。

也就是說,對名單提出質疑與抗議者,無意否定名單上某個人的才能,而是對整體呈現的性別懸殊比例感到不滿。他們在意的,是這份名單呈現的情況——當前政府的金字塔頂端仍由男性佔多數,而這些人並非經由人民直選,是執政高層篩選後的結果,是人為的。他們拒絕的,是用一句簡單的「用人唯才」,否定女性的才能、忽視女性面臨的困境。

我們無從得知女性在名單中消失,是一開始便不在,還是在遴選過程中遭剔除,但能力絕非女性所缺乏的,否則公務人員的性別比不會是近乎 1:1,女性立委的比例不會超過四成、女性直轄市及縣市長,以及女性市議員的比例不會都超過三成。否則,連任的蔡總統,不會得到有史以來的最高票。

如同婦女新知基金會指出:「拔擢人才時,『性別』與『能力』的論戰,往往是用來合理化性別失衡時的遮羞布。」有才與否,不該是爭論的主軸,一味強調名單上由男性霸佔只是「恰好」,更是嚴重忽略了能力以外的事,包含機會、經驗與社會期待。

懸殊的性別參政比例背後,是女性就業的艱辛

如果能力並非癥結,那我們應該如何看待女性在名單上消失?或許,我們可以透過幾個數字來思考。

首先,是勞動參與率。2018 年,未婚男性的勞參率為 68.51%,略高於女性的 63.56%。然而,在有配偶或同居者的勞參率中,男性為 68.28%,女性則為 49.27%,兩者差距高達 19.01%。

其次,是結婚離職率。2016 年,15 至 64 歲的女性結婚離職率為 29.92%,其中僅有約半數女性復職,且平均復職間隔為 6 年 1 個月。

第三,是生育離職率。2016 年,曾因生育第一胎而離職的者有 79.4 萬人,離職率為 24.99%;曾因生育而離職者有 90.9 萬人,復職率僅為 55.57%,且平均復職間隔為 5 年 5 個月。

第四,是就職意願。2016 年 5 月,在 15 至 64 歲的女性中,除了未婚者外,「做家事」是她們無就業意願的主因,包含 52.96% 的有配偶或同居者、 30.16% 的離婚或分居者及 41.32% 的喪偶者。此外,有配偶或同居者,且有未滿 6 歲子女的女性中,有 85.25% 的人表示因為「需照顧子女」而無就業意願;但對有配偶或同居者的男性而言,因同樣理由而無就業意願者僅 0.29%。

第五,是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的申請比例。自 2009 年實施的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至 2018 年底,女性申請者佔總數的 83.34%,男性則只佔 16.66%。

這些數字告訴我們,婚育是影響女性就業的原因之一,而其影響力是非常巨大的。當女性在升遷名單上消失,有可能是因為她真的在職場上消失了;當女性被認為經驗不足,有可能是因為她有 5 至 6 年的經驗,是填在履歷表的「照顧孩子」那欄;當女性被以「她說過沒意願」而遭刪除於重要職位上,有可能是因為另一伴的就業意願,比她的更重要。

內閣性別比例的數字只是表象,更重要的,是數字背後的失衡原因,我們看見了沒?


520 行政院長蘇貞昌主持行政院院會。圖片|行政院

邁向更好的國家,政府應該扛起形塑性平風氣的責任

這份性別失衡的閣員名單,是一個社會現象的縮影,也是一個社會現實的扭曲——它呈現的,是男性佔多數的領導階層;它扭曲的,是社會中真正的男女比例。當政府作為人民的表率,作為社會改革的推手,內閣成員便具有示範性的作用。他們是典範,是楷模,無論作為個體或集體,他們是擔負教育意義、形塑社會風氣的少數。

所以,政府應該更為嚴謹地看待內閣組成所釋放的性別資訊,以及對性別意識能產生的後續影響。

比方說,以家庭為由請辭的文化部長鄭麗君,她所釋放的訊息可以被解讀為個人的選擇,也可以是「女性擔任家庭照顧者」的結構性處境。與其讓結構性歧視的問題被放大,若是政府願意,也敢於提供更好的支持網絡,讓一個有能力的女性,也可以找到方法去支持家庭,是不是能傳遞更為正面的訊息?

同理,當內閣進行全面改組,政府可以做的,是透過提高女性閣員的比例,帶頭營造一個性別平等的風氣,讓女性參政「不再難得」,女性閣員並非「萬中選一」,去破除「女性-家庭」的歧視性性別連結,傳達政府積極確保女性能放心上班的訊息。女性的能力,無庸置疑,而我們談到的機會、經驗與意願,更是需要女性進入決策高層,去扭轉社會的觀念、改變不友善的制度、實現女性的期盼。

蔡總統說:「一個更好的國家,政府必須要擔起更多的責任」,而一份看得到推動性別平等決心與誠意的名單,便是這樣的責任。唯有如此,鄭部長的離開,才可以真的是一個自主的選擇,不會覺得是女性的可惜,並且,對男性閣員來說,也很自然、平常的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