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屆世界婦女庇護安置大會,吾思傳媒執行長張瑋軒、韓國詩人崔泳美、檢察官徐志賢對談,一起還原現場。

2017 年 5 月,日本記者伊藤詩織現身,指控前 TBS 華盛頓分社領導人山口敬之對她性侵。
2017 年 12 月,南韓詩人崔泳美刊載詩作〈怪物〉, 影射南韓文壇重量級詩人高銀長期性騷擾女性。
2018 年 1 月,南韓首爾北部地檢前檢察官徐志賢現身,指控檢察長安泰均性騷擾,高層卻企圖掩埋真相。

亞洲 #Metoo 槍響,這場運動無法停止、也不能停止。日本 2019 年 4 月有民間發起的司法改革運動 Flower Demo、6 月提倡廢除強制女性穿高跟鞋上班的 #Kutoo 運動;南韓 #Metoo 則一路延燒到演藝界及政治界,乃至校園的 #Schoolmetoo。

2019 年的 11 月 7 日第四屆世界婦女庇護安置大會,吾思傳媒執行長張瑋軒,與前兩年掀起韓國 #Metoo 討論浪潮的詩人崔泳美、檢察官徐志賢,共談#Metoo 亞洲現況——一切怎麼開始?怎麼結束?

我們的運動,又走到了何處?

這不是男人與女人之間的戰爭,而是一場過去與未來的戰爭

對談一開始,張瑋軒提及了崔泳美的詩作〈怪物〉,問到兩人,在揭露真相後,有什麼樣的感覺?

崔泳美說,寫作當下,她是感覺很自由的(I feel free),但是隨著詩作刊載在雜誌上,她開始感到害怕。

「詩作發布後,韓國社會非常失望(upset)。開始有媒體記者想要見我,大眾的注意力也都放在我身上,所以我開始感到害怕,因為只要說錯一句話,就會衍生許多問題。我告訴自己,泳美,你要小心,你要小心說話。但你不需要對怪物感到抱歉,更不需要對冒犯自己的人感到抱歉。」

同樣的焦慮發生在檢察官徐志賢身上。2010 年遭到上司性騷擾後,她曾向上級舉報,卻遭到降級調職。直到 2017 年接受電視台採訪,她是帶著覺悟前往:「我想著,我再也沒辦法當一位檢查官,也可能無法成為律師。甚至想,這輩子我再也無法走出家門了。」

公開現身,人們喚她們勇者,然而當時,整個韓國社會仍傾向於責備受害者,尤其在亞洲社會,#Metoo 皆處於共通困境——加害者握有龐大的權力,導致僅有少數受害者願意站出來說話,告發後,受害者很有可能必須活在恐懼中,包括失去生計、遭受批評的壓力。

正如同兩位的顧忌,體現了 #Metoo 受害者在揭露真相之前所處的困境,他必須先考慮到最壞的結果,不只是真相無法伸張,還有社會接踵而來的報復,包括身體上、心理上;舉發後,受害者的言行一一被放大,從發生時間到性騷擾細節,矛盾的自白更可能引發社會質疑。

我們在對談會現場,感覺到的是兩位在用詞、每句話都十分小心,若無法準確用英文描述的字,便會使用韓文做二次確認。

然而正如崔泳美所說:「這不是男人與女人之間的戰爭,而是一場過去與未來的戰爭。」

被高捧的國家級詩人跌落神壇,理當為受害者爭取權益的司法界卻掩護性騷擾事件發生,韓國社會的聲音起初仍是偏向責備加害者,然而隨著兩人的舉發,後有相同受害者站出來,涉及政界、影劇界、校園,從國內到國外,紛紛有人去信表達支持。站在浪尖上的徐志賢與崔泳美,她們目睹了風向轉變。

從責備受害者到支持:韓國 #Metoo 近兩年的改變

吾思傳媒執行長張瑋軒引述一段 2018 年的報告:根據 2018 年的全球性別差距報告(Global Gender Gap Report),韓國在 149 個國家裡,排名第 115 名。被湯森路透基金會列為對女性來說最危險國家的印度,則在報告中排名第 108 名。針對這樣的報告結果,兩位如何看待女性在韓國的現況?

徐志賢與崔泳美針對報告結果,說出了對韓國性別現況的看法。崔泳美表示:「某部分正確,某部分不正確。我認為目前在韓國,女性的處境已經逐漸進步,夜晚走在首爾街頭是非常安全的。就 #Metoo 來說,去年我因為害怕被責罵,所以不方便多談,但是一年過去,我覺得能夠更自在的談這件事。」

徐志賢則提及在 2018 年偷拍色情片爭議,當時針孔攝影機被安置在更衣間、公共廁所、旅館等公共場所偷拍女性,但當局卻無任何作為,引發韓國大規模抗議。

「很多外國人表示,因為針孔攝影機而害怕到韓國。而在當時的社會風氣下,許多人會責怪女性。」大眾認為,被偷拍的女性,應該要為自己感到羞恥。

自兩位挺身而出後,南韓越來越多女性站出來訴說自己的經驗故事,這讓韓國社會逐漸開始重視,性暴力的問題確實存在,不得忽視。於是南韓知名導演李潤澤在去年 9 月 19 號因性侵過 9 名女性,判 6 年有期徒刑,社會開始有了支持受害者的 #Withyou 運動,2018 年 10 月更有 1.5 萬人走上韓國街頭,發起社會運動「不便的勇氣」,要求政府嚴懲偷拍女性的犯罪者。(延伸閱讀:韓國的 #MeToo 實況:韓劇光鮮亮麗背後,你看見受壓迫的女性了嗎?

明天說不會更好,我選擇現在行動

我們不得不承認,這個社會還沒準備好一個更安全、自在的說話空間。張瑋軒問起兩位,揭露真相後,是否曾經有過後悔?如何處理這些情緒?

崔泳美回想起搭上計程車,前往韓國電視台 JTBC 接受訪問的那一天:「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時刻。記者告訴我,泳美,你今天就必須做(上電視台)。我沒有太多時間可以思考,但是我想著,明天做不會更好,於是馬上做出決定(要接受電視台採訪)。」

徐志賢眼裡有淚,撐著說完所有句子:「我最後悔的時刻,是看到曾經和自己一起吃飯、喝酒聊天的檢察官們,在事情發生後,並不是支持我,而是說我是騙子。我真的相信他們是我的朋友,但他們卻反過來責罵我。」

但是她相信自己做了對的決定,她必須說出自己的經驗,讓受害者們不會感覺到自己是一個人。

崔泳美引述了美國詩人馬雅·安傑洛的話:

There is no greater agony than bearing an untold story inside you.——Maya Angelou, I Know Why the Caged Bird Sings
沒有什麼更大的苦惱,比得起深藏在你心中的故事。——美國詩人馬雅·安傑洛

這也是為什麼,女人迷在 2014 年推出正視性侵匿名留言板服務,我們需要讓受害者能感覺到安全,去訴說自己的故事,並且我們希望一起了解如何陪伴受害者,走過這段創傷,重新找回自己的力量。

如同崔泳美所說的,#Metoo 不是男女之間的戰爭,而是未來與過去的戰爭,真相最終會比恐懼與後悔更強大,亞洲 #Metoo 運動不會停下腳步,從我們身邊開始,撐起更安全的對話空間,讓更多的受害者,能夠無懼說起自己的故事,並一起終結性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