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號》沒特別談性別,卻讓觀眾看見,性別議題在韓國社會裡有話可說。比如,朴海英伸手撥開車秀賢的衣領——她剛因為與犯人打鬥而遭到電話線纏頸——然後說:「女人的脖子上不該有這樣的傷,別喝酒了,早點去看醫生吧。」

在韓國爭議不斷的《 82 年生的金智英》即將上映,網友持續批評、抗議,最常見的說法是:「女人的處境哪有這麼糟糕?女人想太多了。」(推薦閱讀:主編選書|《82 年生的金智英》性別非資格賽,比誰慘沒有意義

真的,想太多了嗎?

《信號》是 2016 年一部收視與口碑俱佳的韓劇。 2015 年一個鬱鬱不得志的基層警員,意外獲得一部對講機,聯絡上了 1989 年一位在體制內抗爭、追求正義的刑警。兩人橫跨時空,藉由過去的偵查、現在的科技,偵破了許多難解的案子。《信號》風格硬朗,唯一的主要女性角色也總以強悍能幹的形象示人。

它沒特別談性別,卻讓觀眾看見,性別議題在韓國社會裡有話可說。

第一個攫住我注意的鏡頭,是主角所屬的懸案組偵破一樁大案之後,女主角車秀賢和年輕罪犯側寫師朴海英的對話。朴海英抑鬱地看著窗外,車秀賢作為前輩,過來安慰這個第一次見識犯罪現場何等殘酷的後輩。朴海英轉頭,無意接受前輩的「說教」。他上身前傾,車秀賢被逼退了一步。他伸手,有些輕佻地滑過、撥開車秀賢的衣領——她剛因為與犯人打鬥而遭到電話線纏頸——然後說:「女人的脖子上不該有這樣的傷,別喝酒了,早點去看醫生吧。」

簡單的一個動作、一句話,反轉了兩人之前的主客、上下、尊卑。《信號》裡不憚其煩地用各種場景告訴觀眾,警界是怎樣一個等級嚴明的場域。朴海英卻能靠著「女人就該/不該怎樣」和肢體上的侵略性,佔了前輩車秀賢的上風。「性別」,當然是一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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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刑偵劇的受害者幾乎都是女人,編劇想說什麼?

藉由車秀賢的職場經驗,觀眾可以看到 80 年代末期韓國女性的困境。 那時的警察局甚至沒有一個屬於女警的、可供休息的值班室,即使上司特別關照分配了一個,男同事的反應不是「女人就是麻煩」就是「女人就得多照顧點」。車秀賢突破了女警的窠臼,加入了刑警隊,但她所擔負的工作仍然是花瓶、門面,負責倒茶送水、處理情感糾紛相關案件,還得被同事懷疑她對騙財騙色的渣男的憤怒是不是因為自己感情出了問題。

回到案件本身,劇中大多改編自現實事件的案件,受害者幾乎都是女人。小女孩遭到綁架撕票的案件,讓她的母親十五年如一日地在警局前面抗爭,風雪日復一日滄桑了容顏。改編自華城殺人案的京畿南道殺人事件,一共有九個女性遭到殺害,只因為一個精神異常的男子、和他那總是以「孩子從小沒了母親才是最可憐的人」為他開脫的父親。

為了遮掩富二代糜爛生活和政商權貴勾結而產生的大型竊盜案,一連串陰錯陽差之後,最尖銳的衝突發生在大橋斷裂後被壓在廢墟底下的兩個女孩,生死存亡之際誰能搶到生機?墜入深深的橋底的、身受重傷的女高中生何嘗不是一種暗喻,各方角力之下受害最深的往往是社會底層,而底層的底層是無助的年輕女性。

紅院洞連續殺人案的罪犯以「幫助受害者解脫」為名殘忍殺害多名女性,除了是因為女性在體力上不具優勢、容易受害之外,也是因為加害者在觀察周邊環境時鬱鬱寡歡、活得痛苦的,往往是女性。讓觀眾不禁要問,為什麼女人總是這麼不快樂?那些低落的、麻木的、拖行著腳步的、被生活壓得喘不過去的女性,是怎麼被社會形塑出來的?編劇留了這一幅慘烈的眾生相,讓人深思。

最後是改編自密陽集體性暴力事件的仁川案,在偵查過程中血淋淋呈現在螢幕上的蕩婦羞辱和對於「完美受害人」的苛刻,直到今時今日,都還是當代人必須面對的課題。

比性別困境更可怕的是,沒人覺得這是個問題

最讓人感到不安的,是編劇自己也無意識地忽略了女性的困境。

劇集花費了一些篇幅,刻畫男女主角感情的進展。作為資深刑警的男主角李材韓一開始對菜鳥車秀賢又要佔用值班室、又不會開車感到深深的不滿。隨著車秀賢展現自己的刻苦堅毅的學習和辦案能力,逐漸讓李材韓對她改觀。終於,在某一次車秀賢又得去為長官遞茶送水時,李材韓直接搶過茶盤代打上陣,讓正準備欣賞妙齡女警的猥瑣上司們尷尬不已。運鏡的方式、角色的反應呈現出「好浪漫」、「好感人」的氛圍。

代妳受女人「該受」的苦,成為角色示愛的方式。

可是,不論前期的憤怒、後期的心疼,李材韓的焦點永遠在:妳(女人)為什麼要要求特殊待遇、要求單獨的值班室?妳為什麼眨著漂亮眼睛、毫無氣勢,讓人可以差遣妳?妳為什麼要去遞茶送水不懂拒絕?而劇集的拍攝方式顯示出主創人員似乎也沒有意識到李材韓的思維有多麼不對勁。

警局的空間分配不合理,變成了女警要求特殊待遇;職場上被迫承擔的情緒勞動,成了女警不懂得拒絕;上司對女下屬的意淫,是因為女警的眼睛太漂亮。《信號》花了大篇幅強調人們(特別是男人們)如何在權貴勾結的困境裡反抗、反思,卻沒有留下一點空間和距離讓觀眾思考,在結構底層的警員之下還有更受壓迫的群體,女警。

女警的困境被整合進男女主角的感情線、車秀賢個人的成長線,彷彿當車秀賢用皮衣取代荷葉領襯衫、用俐落短髮取代柔和的長髮,成長為面無表情、堅毅幹練的資深刑警時,一切的困難就都能迎刃而解。

女性的艱困很日常、很細碎,有時連那些高聲疾呼的人都沒發覺

將社會對女性的壓迫轉移到個人是否努力、是否反抗的問題,不僅反映在女主角的職涯,也反映在劇作對偵辦案件的解讀。在紅源洞殺人事件裡,兇手雖然在殺人的數量上和手法上都是全劇數一數二的殘酷恐怖,卻非常難得地得到了主角朴海英的同情。這是第一次,朴海英抓到兇手時沒有伸張正義的痛快,反而因此開始質疑社會安全網是否漏接?殺人犯如何成型?他因為兇手的遭遇開始反省和思索何謂正義。

然而,這個「無辜」的加害者如何走到殺人的地步?劇作告訴我們:是他的母親造成的。

鏡頭剪輯,用幾個畫面帶過加害者的成長歷程,被母親無辜地裝入黑暗的米袋、被母親硬塞飯團,罪犯當時只是個無助渴愛的小男孩。難得撿到一隻小狗,也被母親殘酷地殺死,男孩震驚的眼神讓人心疼。從頭到尾,母親的臉甚至從沒有出現在鏡頭裡。鏡頭的取捨讓母親成為沒有面目、沒有故事的加害者。

《信號》的編劇告訴我們,殺人犯可能先是一個受害者,才是一個加害者。可是,他忘了告訴觀眾,這樣一個病態的母親,又遭遇了什麼才成為一個加害者呢?一個莫名傷害孩子的母親,成了紅院洞事件受害者悲劇最終指向的必須背負責任的人。主角和觀眾甚至都忘了去問,殺人犯的父親去哪了?

對於許多人而言,母親是家庭的最後一道防線。當父親失能,我們期待母親出來一肩扛下雙倍的擔子。因此,父親的缺席是情有可原,母親的崩潰卻可能製造了受傷的孩子、殘暴的嫌犯,與更多破碎的家庭。那些將母愛與生物本能綑綁的「科學研究」、那些孩子出事時矛頭直指「不負責任的母親」的新聞報導,還有像《信號》這樣基於戲劇的留白和精簡,過分簡單地將失能母親與殘暴罪犯掛鉤的大眾文化,都在在地沉痛告誡每一位母親:妳是最需要為家庭、為孩子負責的人,妳不能承受不了、不能放手,否則,孩子傷了、孩子病了,都是妳的錯。

《信號》的勇於揭露和力有未逮讓我們知道,性別議題不必被框限在特定的主題和劇情下。性別的困境很日常、很普遍、很細碎,它可能存在於罪犯看似無差別的行兇,也可能存身在上司和下屬之間的角力,更有可能隱藏在看似怒其不爭的愛的語言。單一性別必須應對的艱難處境,在編劇的筆下讓人感同身受,同時也在某些不經意的時刻從畫面和台詞裡逃逸出來,讓人們知道要為性別平等的社會所做的事還有很多很多。

再回頭看看《 82 年生的金智英》,還會覺得作者想太多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