鈕承澤事件後續的回應,可以看見媒體與社會的有罪推定、咎責被害者的言論等,這與 #MeToo 運動後續發展的瓶頸與困境,有許多相似之處,那我們接下來該如何做呢?

12 月 5 日爆發鈕承澤涉性侵疑雲一事,他在 7 日結束警詢筆錄,說了一句:「我已經被判處死刑了!鈕承澤已經死了!」,他向警方表示,是與女方朝著「交往方向進行中的男女朋友」,不解為何會被提告,而女方出示對話紀錄,在事發前兩天,才互加通訊軟體,駁斥兩人關係,打臉鈕承澤的「戀人說」。


圖片|鈕承澤個人臉書截圖

鈕承澤事件後續的回應,可以看見一些情況,像是媒體與社會的有罪推定、咎責被害者的言論等,與 #MeToo 運動後續發展的瓶頸與困境,有許多相似之處。

#MeToo 運動 [註1] 從去年 10 月,至今已發酵一年的時間,根據《自由時報》指出,#MeToo 雖然讓女性勇敢道出性暴力的迫害,但也有人批評此運動,讓性騷擾與性侵事件的謊報數量增加;另一方面,男性因為深怕被誣告,開始與女性劃清界線,盡量避免交流與接觸,造成「性別隔離」的情況,被稱為「彭斯效應」(Pence Effect)。「彭斯」是來自美國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他曾表示會避免單獨與妻子以外的任何女性獨處,因而創造出職場上的「彭斯守則」(Pence rule)。

而鈕承澤事件的後續回應,也恰好能與 #MeToo 的發展過程,所遭遇到的質疑與困境對話,例如媒體獵巫疑慮、咎責被害者的言論持續反撲。

鈕承澤說,「我已經受到最大的懲罰了,鈕承澤已經死了,大家不要急著把石頭都丟下來。」目前法律尚未給出判決,而社會普遍基於自身經驗認定,或是媒體報導未審先判,在網路上言語指控,整體社會輿論導向受指控者一定有罪,這也使得人們會有誣告焦慮:我可能無罪,卻因為案件曝光,社會卻說我就是有罪。(延伸閱讀:女人控訴性侵有誣告之嫌?聽聽 #MeToo 裡的男性恐懼

此外,亦有咎責被害者的言論出現,康康在受訪時,對此事件表示:「你被搭訕為什麼就跟他回家,你這樣是不是會讓男生誤會你對他有好感?」性侵事件的發生,不免會看見:「那是女生不懂保護自己!」「那是你不懂潔身自愛!」等言論,認為是受害者本身的問題,才會導致性侵事件的發生。

看到這裡,或許你會覺得有些憤怒,然而,這也是 #MeToo 運動在各國所遭遇的困境與挑戰。

#MeToo 運動的困境與討論


圖片|來源

美國:#ProtectOurBoys

DiCanio 在 1993 年,指出謊報性侵約有 2-10%,而在 2016 年 Claire E. Ferguson 和 John M. Malouff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的研究結果,發現 5.2% 的案件為謊報性侵。而研究也顯示美國近年來,謊報性侵的比例逐漸攀升,因此出現了 #ProtectOurBoys 的標籤,用以譴責謊報。根據 BBC 在 2017 年的報導中提到,#MeToo 的影響力與宣傳,對於性別文化的改變固然有幫助,但因為男性害怕被誣告,男性開始放棄追求女性,深怕拿捏不好或是雙方想法有出入:「會從追求變冒犯」。男性開始躲避女性的情況,就像得了「厭女症」一般。有些企業甚至會選擇不雇用女性員工,以防會有「職場性騷擾」的機會發生。

「#Metoo 的初衷是鼓勵受害女性勇敢站出來發聲,打造更安全的職場環境。」不該將所有男性都視為「壞人」。法國老牌女星凱瑟琳丹妮芙(Catherine Deneuve)於今年 1 月 9 日,指控 #MeToo 運動極端化,儼然上演現代版的「獵巫」。

「#MeToo」運動仍然是一呼百應,在 2017 年獲選為《時代》年度風雲人物。

韓國:我開始害怕女性

在今年的 3 月 8 日,國際三八婦女節,南韓首爾有數百名民眾身穿黑衣,高舉「#MeToo」標語。不過南韓男性表示,#MeToo 運動讓他們心生恐懼,職場上只能儘量避免與女同事互動,以免產生不必要的誤會;韓媒也指出,愈來愈多男性有「厭女症」。

跟女同事說話時會特別小心:「我說的話都有可能被視為性騷擾的指控,取決女性怎麼解讀。現在跟她們講話變得好麻煩。」

要求上司不要安排和女同事一起出差:「出差會長時間與女同事相處,因此選擇避開可能發生誤會的狀況。我也幾乎用網路和女同事接觸,這樣比較安全」。

女性在辦公室變得像隱形人:「沒有做錯事,卻被男同事要求離開他們的聚會,深深感到管理階層試圖要避免和女性有任何接觸。」

日本:我勇敢指證,卻換來批評

在日本記者伊藤詩織開出日本 #MeToo 第一槍後,她不但沒有受到同情,反而遭受批評,甚至被懷疑是在說謊:「利用美人計,想藉此成名。」(延伸閱讀:#METOO 專訪伊藤詩織:打破日本性侵沈默,我賭的是誰會相信我

日本法律給性侵受害者的規範:當下你得一邊尖叫一邊抵抗,表示自己「非合意」,還要讓對方施加暴行致受傷,法律才有可能保護事後追索正義的權利。不只是法律,社會對性侵倖存者,也有所規範:你出面時,得看起來夠淒慘、夠虛弱,而且無法好好說話,衣著也必須樸素。

在 2017 年兩性平權的排名中,全球 144 個國家,日本只拿到 114 名,日本的女性仍處在弱勢及壓迫的環境之下,社會對於性侵事件的發生,普遍認為是「受害者本身的問題」。

中國:#RiceBunny(米兔)

中國在 2017 年兩性平權的排名,全球 144 個國家,排在第 100 位。

當中國遇到 #MeToo 運動,以央視主持人朱軍騷擾女實習生的案例來看,事件爆發後,相關新聞很快就遭到刪除,微博上也找不到相關話題,好像一切從沒發生過。性別倡導者認為,中國還是普遍以男性為主導的結構,並指出:「強暴文化仍然很強大」。

中國政府將 #MeToo 運動視為「顛覆力量」,連「#MeToo」標籤都遭到封鎖並嚴格審查,網友便自行創造諧音相近的標籤「#RiceBunny」(米兔)。

#MeToo 也是 We too!

看完鈕承澤性侵疑雲和 #MeToo 運動遭遇的批評與質疑,這時你可能會很困惑,「我要如何判斷,才能保護自己也不傷害對方?」「我要如何避免理解有誤?」

「only YES means YES」沒有同意,就是性侵!

現代婦女基金會以此口號,作為性侵防治宣導,鼓勵性行為前要「溝通透明」,以避免在「性同意」的認知上有誤會,降低造成傷害的可能。無論是否為親密關係的兩人,只要是性主動的一方,都有責任確認對方,是在「完全清醒」的狀態下「同意」性行為,而不是「沒有說,就等於願意」;而受邀的一方也有權利行使「性同意權」,只要沒有積極同意、表示不確定、無法表達時,都不等同於同意性行為。

那,什麼是「性同意權」?(摘自現代婦女基金會

  1. 任何成人都有「性同意權」,任何性別都應該享有等值的「性同意權」。
  2. 性行為需要「雙方」都同意才能發生,任何一方「沉默」、「沒有反抗」或「沒有拒絕」都不代表同意性行為。
  3. 雙方都要在「意識完全清楚」的狀況下,參與性行為相關的活動,用藥、喝酒或身體不適造成意識不清,都不代表同意性行為。
  4. 雙方都要「自願地」、「主動」參與性行為相關的活動,受到威脅、恐嚇或權勢壓迫,都不代表同意性行為。
  5. 就算一開始同意性行為,只要過程中不想要性行為,或是不同意性交的形式,都可以中途反悔喊停。
  6. 不因具備現任或前任伴侶的身分,就永遠取得對方的「性同意」,一樣要尊重對方的決定。
  7. 性同意權不因為個人穿著或進入任何場所而減少,即使有一方穿著清涼、出入夜店,也不等於同意與任何人發生性行為。

停止咎責,溫柔相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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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oo 運動不僅僅是說出「我」──個人經驗,更是將更多倖存者的經驗帶出,呼籲社會重視性暴力的問題與整體環境,停止咎責、沉默與忽視。社會若持續咎責受害者,受害者會因為畏懼輿論,而不敢尋求協助,這將會造成惡性循環,持續滋長性暴力的發生。

期望有一天,每一個人都能自由自在,不必擔心受到侵犯,而 #MeToo 的標籤也能徹底消失。這時,我們要溫柔陪伴,傾聽倖存者的傷痛,在 #MeToo 運動裡,每一個人的發聲,都是一股力量,讓倖存者們知道他們不是一個人,我們承接著彼此,我們正建立起一個安全的傾訴空間,讓女性與男性都可以勇敢說出:「We Too!」

女人迷與現代婦女基金會共創「正視性侵——陪伴、訴說、復原的性別教育之路」專頁,讓性侵、性騷擾受害者有窗口可以訴說傷痛,透過線上匿名的方式說出受害經歷,現代婦女基金會的專業人員會線上回覆並給予心理支持,並轉介適合的社會單位、陪伴機構,讓線上的陪伴實際產生線下行動,溫柔修補,給出力量。

同時,也邀請你一起透過「2018 全球性別影響力大獎 Gender Impact Award」,回顧今年的性別事件,細看當代性別發展的進程。我們相信,性別意識的普及、性別暴力的消弭、性別友善環境的打造,是來自每一個人的努力,來自每一次事件的累積動能,來自每一個不畏強權的眼神,來自每一個真實的聲音。沒有人是旁觀者,每個人都是影響力,邀請更多人見證並且成就性別的改變。

[註1]:「Me Too」一詞最早出現在 2006 年,黑人女權人士拉納伯克(Tarana Burke)所發起的反性侵運動中。而在 2017 年,因為好萊塢女星艾希莉賈德(Ashley Judd),指控王牌製片哈維溫斯坦(Harvey Weinstein)誹謗和性騷擾,女星艾莉莎米蘭諾(Alyssa Milano)隨後在推特上用「#MeToo」,鼓勵那些曾受到性騷擾或性侵的女性,一起勇敢地說出這些經驗,讓社會重視性暴力的問題,此運動便開始擴及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