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兩個月來,焦安溥脫離閉關創作的狀態,忙著與她的小幫手們到各地舉辦公民對談。許多人不明白為何她願意耗費精力,廣邀群眾來與她一對一聊天;搞不懂為何她願意東奔西跑,只為到台灣的每一個角落貢獻一、兩小時的對談時間。直面這些質疑,安溥不慌不忙,以她一貫的慵懶口吻輕聲說道:「眼前是一個很好很好的時間點。」(推薦閱讀:撐同志!張懸公聽會動人發言:我今天不為自己來,為所有活在我生命裡的人來

「我無法回答這個問題。」

「為什麼?」

她沈默半晌,終於開口:「我常常覺得這個世界上其實沒有社會議題⋯⋯」

就這樣,一個陽光溫煦的午後,一間低調的溫州街小店裡,我與焦安溥,正式展開了一場公民對談。

第一章:玫瑰色的

「一個好問題也許會讓你想要好好活完一輩子,因為這個問題問不完,可是它能讓你終其一生看見無數個事情。」

2016 年 11 月 28 日, 同性婚姻合法化第二場公聽會上,已閉關創作一年多的張懸,首度以本名「焦安溥」重新回到媒體與大眾面前,並公開表達支持同性婚姻的立場。公聽會後不到半個月,她旋即在粉絲專頁公佈「公民對談」的活動邀請:每週三場、每場三小時的公民對談直播中,焦安溥將以「公眾人物」與「公民」兩個角色,與所有願意前來的人聊聊婚姻平權、公民權利,或單純讓大家問些問題。

消息一傳開,網友們頓時沸騰起來。有人認為這不過是場自以為是的文青活動,炒作的效益大於實質意義;有人則私訊張懸粉絲專頁,說要幫她辦公民對談。焦安溥說,好啊,那我們一起做吧。這些人便成了公民對談的小幫手,協助架設直播、幫忙整理對談內容,偶爾充當粉專管理員。

小幫手蘇育霆回憶起當初做公民對談的初衷:「起初只是想來看看同溫層外社會的全貌,現在希望公民對談可以幫助社會做思想上的系統升級。」

以婚姻平權為導火線,公眾討論的熊熊大火從網路社群延燒到現實世界,從粉絲團筆戰、買報紙廣告、懶人包闢謠,最後來到動員大遊行。反同性婚姻的群眾身著白衣走上街頭,領著小孩高喊「婚姻家庭,全民決定」;支持同性婚姻的人們在雙頰畫上彩虹,從凱道望向對面的總統府,希望當政者能圓滿所有人成家的想望。(延伸閱讀:寫在幸福盟抗議婚姻平權後:我愛你同志,只是你不許結婚

然而,這段日子以來,正反兩方總是只有交戰,沒有交集。

「其實大家在網路上都把別人提出來的問題,變成某一種觀點去攻擊或支持。」安溥左手托腮,「我們在回應別人問題的時候,彷彿就覺得自己被賦予一個『我要回答出什麼』的角色,所以我們才會有所謂說服對方的動機、覺得有說服對方的必要。」

對從小就喜歡發問的焦安溥而言,問問題是種「很有幽默感的挑釁」。隨著問題種類的不同,大人呈現的反應也有所差異。她享受大人在千奇百怪的問題前,倏然掉下身份地位的標籤,回歸到一個「人」的剎那,或許支吾,或許流淚。小安溥擅長用無止境的問題逼近大人知識的極限,脫去大人身份的外衣,將他們從無所不知的角色中解放。

「我們活在這個世界上,不可能永遠都回答得出什麼。」安溥說。

在她的世界裡,無法回答,並不意味失敗。回答得不好,也不代表無能。為了逃避失敗而選擇所謂的「標準答案」,其實讓更多事情被回答得更糟。她認為人之所以想逃避失敗,其實是想努力做個撐得起自己身份的角色,律師要有律師的樣子,醫生要有醫生的樣子,久而久之,卻忘記自己生而為人的樣子。

「我們都非常習慣性地去尋求身份的界定,可是身份這件事情,讓每個人都無法表現他們自己。」

現在,35 歲的焦安溥決心幫大眾回到那個沒有標籤包袱的孩提時期,用公民對談服務那些單純想要發問、渴求知識的人。她認為自己沒什麼風格,也沒有太過刺目鮮明的立場,再加上身為歌手,必須大量學習如何聆聽別人說話,「這讓我可能有比一般人更熟悉這件事的基礎,它其實是以我身上有的條件作為一個平台,讓大家有機會在裡面揣摩、嘗試更多的表達方式。」

「多一個看事情的可能是很重要的,讓討論一件事情在這個社會上最後有一個宏觀的討論過程。」安溥吸了口菸,像對著聽眾說話般繼續滔滔不絕。

「公民對談鼓勵的其實是中間的人,社會的中產階級、中堅份子,或是對於知識還懷抱著中立求知的心意的人。讓這些人知道他們其實有管道可去,可以建立思考的途徑,可以去理解自己跟別人邏輯上的差異,並回過頭來看別人思考上的謬誤,也去看自己的觀點還需要補強的地方。」

「想要得到知識的人可以在公民對談裡面得到更多的知識,而不是得到資訊或報導;想要練習表達觀點的人,可以練習如何讓觀點跟邏輯的思考同步;已經確定立場的人,也可以有機會對著不同的人訴說自己的觀點。」

張懸骨感的手指夾著菸,隨著話語的流動隨意揮舞,彷彿一個自信滿滿的指揮家。

第二章:你

焦安溥的理想聽起來很美好,不過在公民對談的現場,一切事物未必都對得上她想像中的節奏。

「我終究沒辦法只是個主持人,別人一看到你的時候會發現其實你是『那個我聽了八年歌的張懸』,無論那是來自於認同或是害羞,總是有人會在那一刻依然感覺到面對公眾人物的壓力、面對某一種權威的壓力。」焦安溥說。

但沒關係,跟不上拍子的話,也可以改變拍子的速度。感覺到與談者細微的焦慮,於是焦安溥戴起紙袋,遮住那雙對知識無窮渴望的眼睛,遮住所有逼迫或說服的意圖。後來因為紙袋娛樂的效果太大,她改戴一頂沒有 LOGO 也沒有雜色干擾的黑帽,非常中性,非常素,與染回黑髮的焦安溥一個樣。公民對談就這樣不斷地自我演化,讓對談回歸到最原始的狀態。

「你展現公民對談演變的過程,對於觀看直播的人來說也是一個觀察你怎麼處理的過程。這就是公民意識的第一個基礎:『學會觀察我們的社會現象跟周遭』。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當眾人早就殺紅了眼,焦安溥卻選擇了另一條耗時費力的路,要大家睜開眼睛,努力辨認這個世界的樣貌,「希望可以讓大家從觀察公民對談開始,發現自己做得到『觀察』這件事,進而學習觀察整個社會現象與周遭。」

然而,每天打開電視,瞬間就會被大量的資訊埋沒。現代人學習從海量的雜訊中撈取有用的資料,再從有用的資料中淘選自己有感的訊息,光是要做到這個程度就已經耗盡氣力,何況還要進一步觀察?

「平常我們會覺得輪不到我們去⋯⋯」安溥遲疑了數秒,「無從置喙的感覺,因為沒有人覺得有人需要自己的觀察。」

在這個資本主義當道的世代,每個人在社會裡都感覺像是個可替換的小螺絲釘,既不珍貴也不特別。沒有人需要自己,也沒有人需要自己的觀察。所以冷漠變得合理,沈默成為習性,人們越來越不知道如何傾聽他人的意見、說出自己的看法。焦安溥想改變的,正是這種「沒有人需要自己」的意識所形塑的消極社會。

「我們的觀察其實是在投資這個社會的公民意識。當你越能夠表達自己的觀察,通常自己的立場就會越來越模糊,因為你會發現觀察帶來了更多意想不到的資訊,你也會觀察到自己還缺乏什麼關鍵性的知識,以確認自己觀察到的事物本質到底是什麼⋯⋯」

「關鍵性的知識?」我有點跟不上她的思考速度。

「就像福爾摩斯看到一個場景,他必須知道要尋找什麼東西做佐證,才能再推敲出更艱難的事情。」

焦安溥的專長是比喻,她總是能用簡單的比喻化開艱深的理論,使其變得可口。她的比喻也總是精準,每個措辭都經過精心設計,讓句子更加完備,極力避免語意不夠周延,像極了一個吹毛求疵的理論家。

理論家的對面是實戰家,可以想像當文職彬彬的書生對上驍勇善戰的武將,免不了要被奚落一頓。「公聽會上有些人覺得我發言太溫和,」安溥自嘲,「就是沒有戰力可言,有種遠水救不了近火的感覺。」

「但妳本來就不是善戰的人啊。」我說。

她點點頭,呼出一口菸:「你不會要章魚像蛤蜊的殼一樣硬嘛!每一個人擁有的條件不一樣,就善用你的條件。這世界上總有人是兇悍的,總有人是柔弱的,你不要逼兇悍的人不打仗,不要逼柔弱的人帶頭盔,不然我們的自我認同可能都會處於一個精神分裂的狀態吧。」

語畢,安溥看向溫州街旁的建築物,若有所思。

「我們必須假設,」她指著一旁的大樓,「社會裡的每一個議題都不是失火了,而是整理大樓管線的過程。它本來就不會像是撲火一樣直接拿水澆,它不可能用壓倒性的方式得出一個結果,讓這個社會更能準備好下一次要討論的事情。」

她捻熄手上的菸屁股。

第三章:玫瑰色的你

說話之於張懸,已經是門極其嫻熟的技藝。她在演唱會上總是絮絮叨叨像個哲學家或詩人般,談公眾人物的價值,聊婚姻平權的意義,也有時純粹想一邊喝酒,一邊講講幹話,講著講著,竟也有聽眾不為聽歌,只為聽張懸說話來見她一面。

這樣多話的張懸,給我的第一個回答居然是:「我無法回答這個問題」。

「妳開始關注社會議題的契機是什麼?」——這是我問的第一個問題。

她俐落地點起一根 CASTER 5,想都沒想,便給了我一個乾脆的答案:「我無法回答這個問題。」

「為什麼?」我愕然。

她聳聳肩,隔了好一段時間終於開口:「我常常覺得這個世界上其實沒有社會議題,會有社會議題就代表其實我們太不在乎自己的問題,直到別人也發現這個問題⋯⋯目前為止台灣討論過的任何問題,都是我們在生活中一直在面對的事情,那從來不是別人的事,只是現在別人提出來了,所以就當別人的事討論。」

美麗灣開發案、反媒體壟斷運動、太陽花學運、香港雨傘革命⋯⋯這些張懸關心過的事件,對她而言都不只是單純的「社會議題」,而是她的生活。她認為,所有的議題其實都會回到社會,沒有什麼議題會永遠留在立法院或抗議現場,它們終究還是會回到社會裡面,影響你我每一個人。(延伸閱讀:永遠站在雞蛋的一端!25張震撼照片帶你看香港的雨傘革命

「我覺得我做過的事情都是生命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在我關心的事物裡。也許我關心的其實就是我這一輩子發生過的事。」焦安溥說。

這段話令我想起她在公聽會的發言,兩者遙相呼應:「我今天不為自己而來,我為所有我認識的人而來,包括我渴望在生命中以後要遇見的人。」

許多人在爭取婚姻平權的過程中逐漸發現,婚姻平權從來就不只是「同性伴侶的事」,它的最終目的也不只是讓同性可以結婚。在這個口號背後,蘊含的是一種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曉悟,是一種我站起來了,沒有人需要因此倒下的價值。(推薦閱讀:【許秀雯|看見同志】台灣「多元成家運動」,爭取的不只婚姻平權

但包容很難,尤其對台灣而言更不簡單。台灣是那麼的年輕,解嚴至今也才三十年、歷經四屆民主選舉,整個社會尚未消化完殖民文化、獨裁政權帶來的衝擊與創傷,就倉促被祝福自由,太多人握著手上珍貴的權力,卻不明白那對自己有什麼意義。

「台灣現在討論的各種議題,其實是來自於還在辨認這個社會想要演變出什麼樣的價值觀。」安溥輕輕地說,「台灣在這兩三百年來,不斷地承受換政權、換文化的陣痛,於是我們對於『包容』的恐懼感一直都在,因為包容代表被侵入。我會覺得我沒有任何能力再包容什麼,因為包容這件事對我來說就是被統治、被管理、被迫怎麼樣,只有在發現『包容』不至於吞噬個人既有生存能力的時候,才會覺得包容這件事情是我辦得到的事。」

克服台灣人對包容的恐懼並不容易,但焦安溥執意要讓台灣社會試著去學。她像個丑兒那般揮舞著大旗,在各地刮起公民對談的浪潮,令所有人撕去身上的身份標籤,回歸單純的自己,坐下來,認真聊十分鐘的天。有人來了一場還不過癮,接連來了好幾場;也有人帶著憤怒前來,卻內心平靜地離去。所有可能性都能在公民對談裡發生,在那裡,只有觀點交流碰撞出的火花,沒有絕對的黑白是非。

安溥認為,對於人類的行爲應該回歸行為本身去觀察,而不是輕易地把人類行為往善惡兩個極端推。「我們來承認一下,人活一輩子,有誰真的是只為了善良或邪惡而活著的啊?」她挑起眉,似笑非笑地提出質疑。

「如果我們都知道自己不是分分秒秒都在做至高無上善良的事情,我們怎麼捨得要求別人閹割自己的愛恨好惡,只為了服務至高無上的善良?」

她的問句間接導出了公民對談之所以存在的原因:為了成就一個所有人都能安然懷抱自我慾望的世界,台灣必須先孕育一個能夠進行成熟公眾討論的環境。唯有所有人都學會理解並尊重彼此的差異,才能形塑真正多元包容的公民社會。

「我希望公民對談可以感染更多人,讓大家開始意識到自己有觀察與問問題的能力。也許未來公民對談可以變得更有機、更隨機,在更多團體的不同人身上培養公共討論的習慣,他們可以自己去擴散這個活動,不要再綁在公眾人物身上,因為這是每一個人本來就做得到的事情。」安溥說。

公共討論是極其耗損氣力的事,多少抱持著愛或是善良的人,在過程中一點一滴地死去。如何保有自己的愛與善良甚至是憤怒,將自己遇到的每個人變成可敬的對手,將會是未來進行公共討論的首要課題。

「眼前是一個很好很好的時間點,可以讓每一個人去練習拆解別人的意見。讓每一個坦誠相見的時刻,能夠迎接得了你們碰撞的過程。」

張懸摁熄菸。這是煙灰缸裡的第十一根菸。

訪談完我們向安溥道別,她主動伸出手來,結結實實地握了握我的,她的雙眼直勾勾盯著我,我聽見她用略帶沙啞的嗓音說,謝謝你。

瞬間,我看見〈玫瑰色的你〉在眼前奏起。

「你看見你想看見的,你將它發生/因你,我像戴上玫瑰色的眼鏡」——張懸〈玫瑰色的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