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月 29 日,在日本大阪舉行的 G20 高峰會落幕。一系列的合照中,我們也看見,女性領導者身影在眾人之中仍是少數。當媒體仍然關注第一夫人招待行程,當伊凡卡川普被品頭論足盯著看,性別真的平等了嗎?

6 月 29 日,在日本大阪舉行的 G20 高峰會落幕。[1] 本次會議聚焦在氣候議題、自由貿易,其中最受注目的「川習會」,也於昨日結束。聯合報報導,各國達成共識部分,在於將會致力達成自由貿易、並在 2050 年達成無海洋塑膠垃圾目標。

而除了美國之外,各國也都再次確認《巴黎氣候協定》的不可逆轉性,該協定是 2015 年,用於取代1997年《京都議定書》,致力於降低全球暖化速度的國際協定。

在法國氣溫飆破攝氏 40 度的上週,似乎更顯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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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共識外,G20 的另一看點則是今年的領導人性別分布。許多媒體報導,不外乎女性領導者衣著,健康狀況,當然還有男性領導者的配偶群像。今年 G20,僅有三位女性,分別是是前陣子宣布辭職的英國首相特莉莎梅伊(Teresa May),以及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以及國際貨幣基金(IMF)總裁克莉絲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

五月底宣布辭職的梅伊,最快將於七月英國選出繼任首相後正式離職。在下台之前,她在英國積極推動修法,將於 2050 年前達到淨零碳排放(net zero carbon emissions),希望能讓英國成為全球第一個淨零碳的國家。在 G20 上,她也暗指川普不願意對《巴黎氣候協定》表達支持。

衛報》寫道,她說:「我很高興英國能成為世上第一個領導碳排放的國家,也呼籲其他國家,應該提高自己爭取環境保護的野心,才能達成目標。」她指的是遲遲不願意同意簽署《巴黎氣候協定》的美國。

女性領導者一直都是國際上的少數。根據 CNN 報導,2018 年甚至被譽為史上最缺乏女性參與的G20高峰會。原因是梅克爾的班機遲到,使得整場 G20 開幕式上,僅有梅伊一位女性。當我們在 G20 會上舉辦女性賦權論壇,討論如何有效支持女性自我培力、提升經濟水準與教育程度,但是卻在只有兩位女性國家領導者參與的情況下開展。

這也導致了一個問題浮現:女性參與數的多寡,能夠反應一個會議中有足夠多元的性別立場嗎?

伊凡卡川普:女性是世界上最被低估的力量之一

今年 G20 的女性賦權論壇中,發言者也包括美國總統川普的女兒,伊凡卡川普。許多媒體僅只聚焦在她的服裝出自哪個品牌,她的身影讓多少男人轉頭看她。

不過,Business Insider 報導,儘管她的個人理念似乎與川普政府的性別政策背道而馳,但她的談話,仍提到「女性是世界上最被低估的力量之一」(one of the most undervalued resources in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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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賦權,不只是一種社會正義議題,也是一種經濟與防衛政策。」在會議上,她也指出女性參與勞動力,如果能夠和男性有等同的酬勞,將能夠增加國家的經濟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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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賦權在經濟層面以外,社會正義,當然也是應被強調的面向。她的發言,對照川普政府上任以來,種種對女性、多元性別不友善的政策,更顯諷刺。除了「不支持墮胎除非例外」、也包括「禁止跨性別者從軍」,另外,他也因為多次對女性不友善言論飽受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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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為什麼女性從政代表性總被高估,但女人力量卻總是被低估?

讓我們從 G20 回看女性從政。伊凡卡的話,其實某部分正確,她點出了人們對於女性領導者常見的迷思。女性確實是世界上最被低估的力量之一,而與此同時,少數躋身權力位階者的她們,象徵意義又時常被過度放大。

國家有一個女性領導人,不等於普遍女性都突破了那些隱形天花板。在看到「個體」的突破,除了能給更多人想像以外,我們仍需觀察當權者、大眾媒體與社會等的「總體」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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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時候,人們總說,選出第一位女總統、女總理、女性首相,或者你有一個女性主義者女兒,「代表著性別已經很平等」,但實情則非如此。舉例而言,在 2018 年《全球性別差距報告》,曾經選出女性總統的韓國,其性別薪資差距水準低於全球平均。

女性主義立場論(Feminist Standpoint Theory)主張,社會知識往往由被優勢的階級/性別所主導 [2]。而越是邊緣身分的人,當他們帶著特殊生命經驗進入權力體制中,越能打開多元對話、產生改變。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女性的身分與成長經驗,一方面可以是協助她更好同理弱勢者情境的工具。當然,另一方面也可以是她們用來反制民眾的論述策略。舉例而言,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在鎮壓香港反送中事件中,受人抨擊的便是她訴諸「母親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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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vian Wu 曾於〈少數女性成功,不代表多數女性得以發聲〉一文中寫道:隨著女性領導人增加、愈來愈多女性掌握了發聲的管道,女性的「被噤聲」愈來愈常被看成是一種個人層面上的現象,而非一個結構性的問題。小部分女性的成功被當作一種「該問題已經不復存在」的見證(例如:我們選出了女性總統,顯示兩性已經很平等),而其餘女性面對的困境則被視為個人應該透過自己的意願和努力來克服的阻礙。[3]

英國劍橋大學教授、歷史學者瑪麗‧畢爾德(Mary Beard)也曾在《女力告白:最危險的力量與被噤聲的歷史》一書中提到,女性在歷史中長期處於「被噤聲」的位置。

當開始有少數女性從這種噤聲中解放,往往使得人們往往高估了少數女性的代表性,卻又嚴重低估多數女性的發聲意義。

在 G20 落幕,從高度視角來看,這些媒體報導框架,對於女性參與者、多元性別的想像與參與程度,仍然相對有限。我們要的並不是去質疑女性領導者是否足夠「適任」表達意見,我們要的是,隨著越來越多女性、多元性別出線,他們的聲音,不管在政壇上、影劇圈、運動圈、科學界,這些多元的性別代表都能被如實接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