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花花公子》拍起伊薩米勒的兔子裝,代表原本目標讀者是異性戀男性的色情雜誌,也能打造出一種新的酷兒形象嗎?

或許女人迷的讀者,都沒有看過或者不想看《花花公子》(Playboy)雜誌,這也是正常的,那些每月的玩伴女郎(Playmate of the Month),在封面上擺著撩人的姿勢,不必要地裸露,目標讀者壓根兒不是女人,而是男人。説起《花花公子》,我們都不禁眉頭一皺,也會説起在 1963 年,著名女權分子 Gloria Steinem 以僞裝(undercover)的身份,進入紐約的花花公子俱樂部,成爲俱樂部裏面的兔子,為男性顧客遞上調酒、送上秋波,再寫下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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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男性凝視(Male Gaze)和物化(Objectify)女性起家的《花花公子》雜誌和相關業務,反映了幾個年代,社會對於性別表達的定型。而隨著文化氣候變遷,改變是無可避免的,不論是國家的法律、各地出版的雜誌、任何類型的媒體甚至到個人層面上的思考和表達等,2019 年的我們和他們,都不能停在《花花公子》起始的年代。這或許,也是《花花公子》有作出改變的原因。

瑪麗蓮夢露,每月甜心

《花花公子》的創刊號,在 1953 年 9 月推出,當時,創辦人休.馬斯頓.海夫納買下了瑪麗蓮夢露的月曆照片,放在《花花公子》封面,成爲了當時的本月甜心(Sweetheart of the Month)。 沒錯,50 年代的好萊塢,其實還有柯德莉夏萍,但是《花花公子》被定位為男性雜誌,固然會選擇當時好萊塢、全美國的性符號,聲綫挑逗、身材豐滿的瑪麗蓮夢露,夢露充滿了男性想要的欲望,而柯德莉夏萍像是光譜另一段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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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50 年代的好萊塢和美國,瑪麗蓮夢露的鋒頭無人可比。其實在 50 年代以前的好萊塢,女性在大銀幕的形象不止是肉彈,例如 1930 年代初火熱的 Katharine Hepburn,身材高挑、愛穿褲子,性格獨立直接,本身便是個跨越傳統界限的中性女子。甚至,在 Katharine Hepburn 出現前,就有公開自己是雙性戀的 Marlene Dietrich。這種女子,《花花公子》都不選,選了瑪麗蓮夢露,因爲瑪麗蓮夢露滿足的是男性凝視,她是一件乖順的性物件;Katharine Hepburn 或 Marlene Dietrich,吸引的除了有男性,還有女性,而且代表了女性的自主,也突破了「女性只能成爲性物件」的界限,她們滿足的,是女性和男性的凝視,甚至是酷兒的凝視。 《花花公子》從創刊那一刻開始,便定調了自己為一本服務男性性幻想的雜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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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子裝,服從的女性的制服

在《花花公子》的世界,女人不是「女人」,登上雜誌的女人,會被稱爲 「玩伴」(Playmate),玩伴會拍下裸照,並登在跨頁中,附上一個 「玩伴規格書」(Playmate Data Sheet),上面會寫著她的生日、三圍數字、讓她欲火焚身的方法(Turn-ons)和讓她倒胃口的事情(Turn-offs)。這樣有如我們走進性玩具商店,購買了一個説明書齊全、沒有名字的性愛娃娃,只不過,玩伴是真人而已。玩伴的思考和名字不重要,重要的是她能否將性躍然紙上。 性,所有種種,都是圍繞著性而設計。

在雜誌推出的十年之後,即 1963 年,在紙上飾演著性物件的女性,被《花花公子》帶進了真實世界,在紐約的花花公子俱樂部,受雇的女性被稱爲 「兔子」(Bunny)。兔子乖巧、純真,對男性完全服從而且嬌嗲。 兔子們的職責包括在俱樂部門口接待,或者在場内遞上飲品,並與客人(清一色男性)談笑風生。

要成爲兔子,需要通過一些審核,除了對於《花花公子》非常「基本」的身材審查,還要接受嚴格的訓練,包括背誦 143 種酒精品牌,還有姿態的訓練,以達到一些兔子的形態要求——Bunny Stance 兔子站姿、Bunny Perch 兔子就位、Bunny Dip 兔子屈膝⋯⋯要穿著三寸的高跟鞋、緞子高叉泳衣、尼龍絲襪、毛毛手扣和戴著兔耳朵,還要儀態萬千,在俱樂部當一個兔子,實在是步步爲營,而光顧的男性,當然因此感到自己的權力之高。 而花花公子集團則利用著女體,賺取了男性客人們的大額酒錢。

這些種種,就像把女性倒模成男性想要的一個模樣,但是依然有無數年輕女子湧到俱樂部,成爲花花公子的兔子侍應,每周平均200美元的薪金,或許是不錯的條件。女權分子 Gloria Steneim 在 1953 年,以實驗形式潛入俱樂部,並重新發明自己的身份,化名 Marie,成爲了兔子之一,並寫下文章 A Bunny's Tale。

穿著她能夠找到的、最浮誇的衣服,她帶著僞造的過去,到花花公子俱樂部面試。根據她替 Show 雜誌所寫的A Bunny's Tale,俱樂部的生態除了有對於女性身體的嚴格約束(兔子制服是訂造的,女性面試之後需要接受抽血檢查),還有偶爾的非禮事件(雖然俱樂部規定客人不可以觸碰兔子)和女性之間的競爭(偶然會發生的偷竊事件)。

若要形容當時的《花花公子》,大概是 「捕捉並鞏固流行和傳統性別定型」的投機者,在銷售情色刊物和銷售酒精和夜生活兩方面大獲利益的商家。

而由《花花公子》發明的兔子裝,則是用來控制女性身體、角色的制服,在性的層面上,更是代表著 S/M 裏面的 M,被操控、被指示、責任爲服從(男性)。

花花公子的轉型:市場和氣候

在 1960 年代末,美國社會的女性已經受不了《花花公子》對女性做成的傷害,1968 年,一群女性主義者舉行大型示威,公開將《花花公子》紙本丟到垃圾桶裏面,同時高呼 No More Miss America,她們認爲《花花公子》和選美是父權的裏應外合,將女性分爲聖女(Madonna)和蕩婦(whore),然而兩種被設計的女性角色,目的只有一個——滿足男性的凝視,還有他們既要女性做個乖巧的妻子,又要女性做件性物件的願望。 同時,《花花公子》鞏固了男性作爲性的侵略者、陽剛的角色,男性在這裏,絕對不會是一個穿兔子裝的玩伴,反而,衹會是一個花錢買酒、享受眼睛糖果的角色。不論是男或女,同樣受到這種性別定型、既定性別氣質的約束。(推薦閱讀:世界小姐娛樂了誰:選美比賽,只是一次集體意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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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有看過電影《法律女王》(On the Basis of Sex ),便會感受到這種女性憤怒的氣候。美國首位女法官 Ruth Ginsberg (Felicity Jones飾)的女兒就是在 60 年代末、有著如 Gloria Steinem 這種女權代表人物的氣候中長大的,電影中有一幕,街上的男性言語騷擾 Ginsberg 的女兒,她毫不畏懼地反擊,母親在一旁看到女兒和自己的分別,震驚不已,母親驚覺新一代的女性已經不再是保持沉默的順從物件,這也是社會文化氣候的重要性。

除了氣候,《花花公子》在 70 年代還面對著《閣樓》(Penthouse)雜誌的競爭,而且色情影片和資訊日漸普及,越來越少人需要購買《花花公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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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 年,《花花公子》由 Hugh Hefner 的女兒 Christie Hefner 接手管理,將雜誌的方針轉向社會議題,例如言論自由、同志權利和關於愛滋病的研究和防禦。而 2016 年,《花花公子》宣佈不會再刊登模特兒的正面裸照。 不過,一個女性統治的國家不一定會考慮女性人民的福祉和權益,一個女性掌管《花花公子》也不代表它會變成很女權、很女性主義。(推薦閱讀:兔女郎不脫了!我們該為《花花公子》不再刊登女性裸照開心嗎?

儘管 Christie Hefner 是著名的政治左翼,但是她與父親對於女權的看法其實大同小異。她的父親在 Gloria Steinem 的臥底文章刊登之後,曾經做過非常表裏不一的回應,他表面上欣賞對方「移除對女性身體的醫療管制」的提議,私底下卻寫過一張紙條(在 1970 年代被他的秘書公開):

What I'm interested in is the highly irrational, emotional, kookie (sic) trend that feminism has taken...these chicks are our natural enemy. It is time to do battle with them.
女權分子令我感到有興趣的地方在於她們極度不理智、情緒化和愚蠢的做事方法⋯⋯這些女人是我們的天生敵人。是時候跟她們決鬥一下。

在 1960 年代自稱爲 「性解放英雄」的 Hugh Hefner 經常說自己支持女性主義,不過一邊物化女性的他和他的解放宣言似乎存在永恆的矛盾。 他的女兒Christie在 1979 年一個 New York Times 訪問中被問到對《花花公子》中的女性形象的看法:

Q. Have you ever opened up a Playboy and were upset the way a woman was portrayed?

在你翻開《花花公子》的時候,有沒有一刻你因爲裏面所塑造的女性形象而感到不快?

Miss Hefner: No. There are magazines around that run pictures of women tied up and in chains. But that's 180 degrees from Playboy's approach to sexuality.

沒有。很多雜誌都將女人綁起來拍照,但《花花公子》對於性的描繪是完全 180 度不同的方法。

性別酷兒穿起兔子裝的一刻

在 2018 年尾,有份主演《怪獸與葛林戴華德的罪行》的演員 Ezra Miller,穿著《花花公子》特有的兔子裝,登上雜誌,他的原生性別和所擁有的男體,與他作爲 「性別酷兒」的身份,直接跟兔子裝以往的 「女性玩伴」意義碰撞起來,Ezra 既是在重新塑造什麽是「女性」,同時也爲兔子裝重新定義爲 無分性別的衣裝,加上他一向公開展示自己的性別流動氣質,這次《花花公子》的形象,確實不如以往流於 「鞏固性別定型」和 「物化女性」。

酷兒理論認為,我們的性別、身份不是被預先確定的,男性和女性會以現在的型態出現於這個時代,是一些機緣巧合,近乎隨機而成的一個成果。因此性別可以是流動的,並且可以討論的。
—— 節錄 01 哲學對於酷兒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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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zra Miller 的出現,代表的是什麽?

生理男性,終於都不再衹是一個花花公子、一個陽剛的角色了,《花花公子》承認了性別流動的可能性,讓 Ezra 滿布胸毛的胸口代替了那些豐滿的胸脯,讓 Ezra 的腳穿起那雙高跟鞋,風騷地展示自己陰柔的一面。 讀者亦不再限於想要凝視女性身體的男性了,讀者可以是性別酷兒,可以是性別流動者,也可以是男同志。

事實上,素來與女性特質拉上關係的高跟鞋,在 17 世紀的歐洲,是一國之君的必備肖像單品,例如路易十四。這也與酷兒理論的説法不謀而合,性別和身份的呈現方法,是一個社會化的成品,隨著時代變遷,每個時代對於男、女所放置的符號(裙子、褲子、高跟鞋等等服飾)也不相同,因此性別是絕對流動的,如何表達,沒有一套既定標準。

總結:趕上了潮流,本質有改變嗎?

一個以男性凝視、物化女性手法起家的 super-brand 雜誌,是如何變成今天包括酷兒視角(甚至在網上版加入 LGBT+ 分類)、大碼體型女性、黑人模特、容許性別流動概念出現的模樣呢?

在雜誌成立到現在的幾十年時間,讀者大概都知道,美的標準已經不止是瑪麗蓮夢露了,也不想只看到瑪麗蓮夢露;要成爲女性的,不一定是生理女性,反之亦然,而且,女性不想再擔當性物件之餘,男性亦不一定是雄壯、具侵略性、西裝筆挺的花花公子。

向來標榜自己支持自由主義的《花花公子》,當然需要符合現在的 「政治正確性」才能生存下去。 我們無法定論究竟《花花公子》是從内部自我反思而開始改變,還是受到現實的市場因素和大氣候所迫,而作出改變。

若果營商是一場遊戲,那麽要一直玩下去,定必要配合氣候調整策略,方能繼續,但是,這始終是一場遊戲。而作爲對於女性再現(representaion)著緊的我們,或許記得營商遊戲在媒體的運作的同時,也能好好利用氣候,推進某些概念和思想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