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欣透過寫書,自我救贖也接引他人,她的《階級病院》,寫出階級底下幽微的人性,「在階級的保護下,你只需要跟從,不用思考。」

閱讀馬欣《階級病院》的過程,像是一場拆解自己童年的實驗,看她深掘出我們這個世代人靈魂深處的黑洞,寫出階級底下種種幽微人性。我一直認為,當閱讀在心內出現了背景音樂與氣味時,便臨近殊勝。若說馬欣的文字是沉澱後、凝結著的無光青春,那馬欣本人卻是靈動與戲謔,有背景音樂倏地唱起。(推薦閱讀:給異類與怪胎的情書!專訪馬欣:「人都有離群認路的本事」

馬欣的文與人,總讓我想起陳綺貞的一首歌曲,必須得是澈亮的嗓音唱著:「你一直在玩,你一直在跟你自己玩;你跑去跟別人玩,你跑去跟另一個人玩。」馬欣在玩著,卻不是玩樂,而是笑眼看人間百態。

正如訪談之初,馬欣對我說著她對笑容的體會:「因為我的長相有點像是 Q 版的龍貓,所以我知道,有時候只要笑就沒事了。」

童年終於摘下了它歡愉的面具

我不禁想起馬欣在看完電影《血觀音》之後寫下的:「女人是學會笑的動物,看你要笑得清淺、深刻還是開朗。」笑,也是一種偽裝與保護色,更是她口中總戲稱的一場「臥底實驗」。我點點頭,女子皆懂。但令人吃驚的是,馬欣開始理解笑容之下萬般角力場的年紀,如此年幼。「我是在小學三年級開始明白的。更童年時的我,其實不太喜歡笑、不知道如何與人互動、也不認為有這必要。直到那件我書裡寫到的『霸凌』事件之後,一切才開始有些不一樣。」

馬欣帶我回到她的童年,那時重慶南路的書街還正火熱,她小小的身影穿梭其中。在書局裡那一長排代理的國外童書、外文名著中,她翻到了《蒼蠅王》。

《蒼蠅王》那一場屬於孩童也屬於世人的變奏大逃殺,讓年幼的馬欣理解了「角色」也是一種戰略位置。「我開始研究班上的人,發現跟從者與主導者的動作儀態、笑容都是不一樣的,從那時我開始覺得,把自己標籤化,也很有趣。」後來的她,更在女校裡學會,如何笑得斟酌一點、不要太放,才不致招人討厭。但到了長輩或男性面前,只要笑得開心一點,很多事就能混過去。那種女性面對不同對象時,笑容的斟酌,被馬欣看得通透:「我那時候很喜歡做這些實驗,因為笑容可以避掉許多別人對你的猜側、假想的敵意、輕易的讓人標籤化你。你卻反而可以在這個場域裡面重獲自由,因為你讓對方安心了。」

是如何的童年,哪般的場景,讓人不得不提早看穿世間的假面,入世遊戲?我不禁想起歌手雷光夏為《階級病院》寫下的推薦短語:「童年終於摘下了它歡愉的面具,那些當你還未意識到之前即已發生的階級傾斜。」童年之眼,往往是殘酷的,從馬欣的回憶中我們看見了,她過早成熟、提前攤破的眼神。關鍵字是霸凌、凋零與閱讀。

於是她在《階級病院》裡反覆召喚出發生在家中劇變來臨前,那場陽明山裡鬢影繁花般的私密盛宴,以及尚未搬離的那棟舊宅兩層洋房。這些如今看來階級分明的場景,是在閱讀馬欣、閱讀《階級病院》時必先流覽的遊戲前導畫面。而這些被她說起來、寫下來淡極的回憶,卻都是一種沉重至底後的反彈,這也讓她成了她口中「不成形狀的人」。

成年許久後的她,經常遇見友人提問:「因為我『曾經』開朗活潑,所以在我長大不需要經常偽裝後,很多同學都開始奇怪,我怎麼不再是那個開朗活潑的人了?怎麼會寫出這些東西?」馬欣是那種身子骨相極美的人,她輕輕就能撐起美好的頸肩,卻說出絕決的話:「因為那個人跟我無關啊,我一直都是臥底。即使到現在也還是,我還在這個社會裡面,頂多可以『下課』的時間多了點,那就是我寫作的時間。」

馬欣很怪,但她的怪是在清醒、是在格格不入,當她第一次站在階級崩毀的廢墟之下時,不到十歲。

於是她才能從廢墟裡伸出雙手,拉出小小的自己,告訴世人:「為什麼要摘下面具?有些人根本忘了自己有面具、在臥底,因為他想從中得到的目標大於這些,於是他變成了一種自然,『大人』就是如此誕生的。」

在閱讀的冷冽裡取暖

我一直相信所有的寫作與閱讀,不管是文字、影像或音符都有其意義。馬欣也如是,她回憶那些最初相遇的文字、人物與作家們,這樣說道:「開始閱讀後,我感覺到就像是有人從遠古伸出手來解救自己。」尤其是當她在六、七歲時,面臨著家族信仰的崩塌、對大人產生質疑的痛苦,那時的她確是被書架上的書救了。她一一唱名:「從《蒼蠅王》、《高老頭》、《安娜卡列妮娜》到沙林傑、左拉、莫泊桑,這些名字,從我可以抓住的一根稻草變成了許多稻草,這比師姐來擁抱你還有用。」(推薦閱讀:那些文學裡的人生風景:我們一路閱讀,一路收穫

閱讀,也幫助了她理性思考,像是在《愛莉絲夢遊仙境》中她讀懂了,關於愛莉絲到底有沒有從 Wonderland 中出來並不重要,因為她一定會再回去的,就和《全面啟動》那個旋轉不休的陀螺一樣,當你擁有開啟一個異想世界的能力時,你該關注的不是如何出來,而是如何回去,她對我細細說著原因:「傻瓜,因為人都有這樣的欲望。」

那些閱讀,都讓她感到被理解。即使是蕭條衰亡如《紅樓夢》、淒冷寡歡的張愛玲,她都從中感到了溫暖。不是只有溫暖的結局能解答人生,這是馬欣為我展開的另一種生命題型。她回憶,「第一次看《紅樓夢》時,我才十一、二歲,當然不可能完全了解那樣的世界。但不知為何我卻很喜歡,它雖然明寫熱鬧,卻是越熱鬧越蒼涼,那種荒涼竟然很溫暖的包容了我。」馬欣的閱讀,便似烈火與清燄,正因為她所目睹的人事已非,曾經被前人看到、被理解,於是得以寬慰。從曹雪芹那雙眼中,她看得更透徹更清明,「說穿了,人不過是要選擇,像薛寶釵一樣成為體制的擁護者,還是要像林黛玉一樣在某個地方仍堅持維護著自己的自由。《紅樓夢》也是一個 “to be, or not to be?” 的問題,跟《哈姆雷特》沒有不同。」

年幼的馬欣接受了,「那些華麗的夜宴都是得結束的。」即使是冷冽的書寫和閱讀,但原來她的荒涼都能被理解。從他人的身世與故事中,她於是明白了:「這也正是我所生的時代,權力在交接,我知道我們家族所信仰的價值觀、風光的人物都在下台。但還有人想反擊,有人卻只能吃驚,我雖然小,也知道這一切終歸會結束的。」

馬欣曾經寫下她初讀張愛玲的感受:「第一次滑溜到張愛玲的小說世界中,並無障礙。」或許這些正好與她的童年記憶無聲重合,她說起張愛玲寫下自己父親吃鴉片時的感受,那種家族腐朽的感覺,她也有同感。訪談間,她內斂著、斟酌著向我透露那書中寫下的童年與家族,但我明白,馬欣是那種越是節制、越顯滂沱的訴說者。她向我輕輕回憶道,「當『那個家』要走過繁華了,目送它,是很辛苦的,因為那裡都是你愛的人。而我的爸爸一輩子都是一個階級服從者,為自己的階級努力者。」

她總能記起,當家族的階級出現動搖時,舊宅的房門不斷在改動著位置,每週、每月都有不同的風水大師來,房裡的門變來換去。一個房間裡,就可能開了三道門,書架也得搬來搬去擋住舊的開口。她聲音低了下去,接著說起:「那時候,我就知道該糟了,父親慌了。他那麼辛苦的在維持著自己的階級,像他這樣的人,一輩子都在避險,沒有做過不正確的決定,連婚姻也是。但後來卻得靠著門的更動,去挽回什麼,你很想為他哭泣。」但哭泣或不安,都無法挽留慢慢消失的事物。那段時光,也在馬欣身上留下強大的衝擊,就像張愛玲寫父親的那種心痛,馬欣只輕搖了下頭,對我開口:「但我離張愛玲還很遙遠,她太強大了。我只是明白了,在那麼小的歲數時,我無法安慰父親,只能抱住他即將消失的身影。」我想,這就是《階級病院》裡,馬欣選擇寫下童年光景的原初衝動,她仍在嘗試擁抱從階級跌下的親人,以及那目睹著一切的、小小的自己。

我忽然想起,那個天暗得太早的下午,我匆忙問起了她寫作的目的,她不作思考、更不怕俗套地回答了我:

「寫作有目的嗎?當然有,為了救贖。當你發現你能在救自己時,也同時救了別人,就好像可以繼續寫下去。」

階級,是不可能改變的

「在階級的保護下,你只需要跟從,不用思考。」這是馬欣在書裡、在話語間,不怕揭示予人的。她的文字就如同階級本身一般,如此殘酷。

就像她一邊向我說著:「你要脫離階級,只能靠你的思想、另一個世界的自己,就像《艾蜜莉的異想世界》一樣,壯大心靈,才能面對現實。」我才覺鬆了口氣,她卻又選擇向我殘忍公開:「但事實是,階級是不可能改變的。」心靈的訓練,何嘗不是一種遁逃。

正如同在她自述的童年閱讀經驗中,那一串華麗的名家書單開展而出,她也承認那是一種不可避的階級。書寫跟閱讀,也存在著階級。面對我的提問,她一貫坦然承認,「確實不是每個人家裡都有書櫃,也不一定每個人都能在六、七歲時,就能在《蒼蠅王》裡找到理解,當然更不是每個人都能書寫。」長大後,經過無數次搬家的她,更能體會著「擁有自己的一面書櫃與唱片櫃,是多麼奢侈的事。」

「有一個能看得見那些藏書的童年,我覺得我當然是僥倖的,這絕對是有階級的。」但不可否認的還有大時代的變異,她依然能清楚記得,那是一個轉角就有書店的時空,那使得過去的閱讀階級沒有現在那麼高。「現在你要看書、找書,必須特地去誠品,去跨越許多服裝店、文創店,才能到達。」

更殘酷的事實是,懂得閱讀,也不一定就能從階級中脫出。馬欣以《包法利夫人》為例,包法利夫人所接受的婚前教育,竟然是閱讀一堆羅曼史書。或是因為閱讀,而被禮教捆綁的更緊。但是馬欣要談的是人性,她直言:「禮教其實更是惡意的溫床,因為它沒有思考到個人,只能思考群體。我們經常也能在社會看到,甚至自己也習慣用同樣的標準看不同的個人。」她形容,這就像是在人群中抽出不一樣的人來理毛,長一樣了,才能再放回去,這就是「禮教」。

馬欣從日本漫畫《浪人劍客》裡舉例,一個充滿禮教的家族與社會,是如何的模樣。「漫畫裡,宮本武藏去挑戰強大的吉岡家族時,當那個強大的家族面對他時,卻無人願意出劍,只是左右互看。」吉岡家族才發現,他們最大的羞恥不是戰敗,而是竟然沒有人看向前方,只左顧右看著誰先出腳。

「這正是很多國家、民族、家庭的縮影,所謂的正義是你看了別人先出手後,再拿出你的小刀來晃一晃。」

這也是我們不可能打破階級的原因,因為它要守衛的東西太多了。馬欣從卡夫卡筆下的《城堡》中看見:「在《城堡》裡面,那些人根本不知自己在保護什麼寶物與領袖,『他』從未現身,守護的不過是一種價值。」那虛幻的價值是什麼模樣?馬欣解答,「就像大家的存款數字一樣,那是人的安全感,它不可能被取代、更改,並且無所不在。」

《階級病院》的封面上,有句醒目的自述,馬欣寫下:「原諒我是一個怪物。」這句話的緣由,正是因為她意識到她所寫下、所思考的這些事物,可能會造成他人的困擾,「因為原本,誰都不需要想這些」。

可不是嗎?馬欣真的很怪,但她的怪是在清醒、清醒得格格不入。

我是一個不合時宜的人

階級無所不在,但總是有如同馬欣一般,天生無法成為階級守護者的人,我相信絕非少數。正如同馬欣所舉的例子,「寫作者通常都不會是階級守護者,要不然幹嘛來做這麼苦的事?」如今,寫作早已非神聖的事,它成了一種思考的方式,但思考卻可能是一種自苦。

「很多人會感到精神痛苦,就是因為思考讓他變得將醒未醒,他沒辦法這一個物質與階級的世界裡面遨遊,也無力改變這空轉與徒勞的本質。」馬欣誠實到無以復加,她甚至坦言:「不寫,當然是最幸福的事。」 

馬欣是從編輯成為影評人,再成為作家的。從一個相對安全的觀望之處,跳進這無異於大娛樂場的世間,她無奈的自嘲,一切都是因為自己有股噁心的使命感。「這討人厭的使命感,讓我跟自己過不去,於是去寫沒人喜歡的反派,後來編輯發現我想要引渡、藉殼的思考,才鼓勵我自己走出來發聲。」於是,她才寫下了這本自陳家族、童年與斑駁記憶的誠實之書。

我在她的身上明白了,世界始終需要誠實的書寫,悲慘或殘忍甚至比起勵志雞湯文溫暖,因為它才是真實。我無比同意馬欣所說的:「心靈書籍太多了,好像所有人都可以批判你、教你怎麼有被討厭的勇氣,包含你自己都可以討厭自己,大家都不快樂。」但問題其實在你的精神世界,如果它不夠具體的存在、甚至不曾存在,你就得一直從外面找尋認同,「就像汲水一樣,可井掏乾了,你就慌了。」

如果說,面對童年的悲慘貧弱,是勇敢;那麼面對童年的華麗特權,是更勇敢。馬欣未曾迴避著自己在他人眼中那似乎是「站在階級上」的過去,這看來光鮮的花環,卻可能布滿倒刺。她早早就都明白,於是才能和我說出:「我經常想,會不會我背負了某種原罪?我一直都不是一個很正確的存在,時過境遷,我又在一個不正確的位置上,書寫不那麼政治正確的事,但我還是想面對。」

「如果今天不目送這些過去的身影,我過不去。不管別人怎麼看,怎麼不正確,他們都真實活過一段時間,即使是南柯一夢也好。」我總能在她的字裡和故事裡,讀到一種隱形的溫柔。於是我相信《階級病院》並非為了批判而生,是為了救贖而寫。

從躲在電影後的書寫者,她現身召喚出自己與所愛之人的身影,而且不以小說保護自己,而是選擇她認為一定要誠實的散文。馬欣以一種宣言般的神態,向我說道:「寫作這個東西,如果不誠實,那它就不成立。」她一直記得,寫《美國眾神》的尼爾.蓋曼曾說過,寫散文如果不誠實,就別寫了。而她欣賞的張愛玲與蕭紅,不也都誠實的接近赤裸嗎?

「所以,我只好誠實以對。」

回顧《階級病院》的寫作之路,她以許多殤逝作為一種紀事。「開始寫時,發生了林奕含的事件;寫作中途,我讀到了韓國男團 SHINee 鐘鉉的那封遺書;快成書前,又看到了盧凱彤的離開,他們都是終究沒法挺過去的人。」馬欣說,那是非常傷心的一個過程,她在讀鐘鉉的遺言時,發現自己完全能理解他所說的「辛苦」活著,是什麼模樣的辛苦。因她自己也是這般「乖戾的、沒有社會化的人」。

我卻忽然懂了,她的書寫是一場自救。有些人在書寫裡完成了救贖,卻活不過人生的「無明」之難。馬欣不然,她選擇這條勞動力跟種田差不多,CP 值又超低的書寫道路,不過是想將曾經溫暖她的文字力量,接引更多同路人。

天色暗得快,小房間裡的馬欣,剛喝完杯子裡的水,起身攝影前,像是想起什麼般輕輕補充:「我在想,如果有個今天還活著的人,告訴你一切都沒有關係,或許可以給別人一點點力量。」在陰影中的她開口,說出我不需筆記也能記下的話語:「像我這般歪七扭八、在階級裡長得怪身怪樣的人,如果我都可以倖存的話,不管你是誰,都是有同伴的。」

階級病院裡,也許無藥可醫,但無論你是有病、奇形、故障或是寂寞者,都能找到同類,一起往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