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權力結構之惡,卡繆藉著將統治者象徵化、把恐懼具體化於劇作的手法,展明了對國家暴力的譴責立場。

卡繆 1948 年寫作《圍城》這部劇本的時候,他的小說《瘟疫》才出版一年。雖然同樣是以瘟疫來襲比喻二戰期間在德國佔領下的法國政府,但兩部作品寓意有別。《瘟疫》中肆虐的是無可名狀的病毒,在《圍城》卻化身為具體的「瘟神」及其女秘書,也因此主角的反抗,明顯成為與獨裁者的對峙、甚至單挑。

《瘟疫》假託在北非小城,《圍城》則設定在西班牙。城內原本的統治者並不高明。在面對彗星異象引起民眾恐慌時,他們只知道用高壓禁止談論「世界末日」的話題,卻無能以理性溝通破解迷信。瘟神取而代之,也只是剛好而已。但是瘟神的出現,恰恰考驗了庶民百姓的人性。他首先採取殺雞儆猴的方式,只要女秘書一筆劃過生死簿的名字,那人就應聲倒地,於是人人自危。他塑造的是恐懼,讓人不敢反抗、不敢出聲。唯一無懼的是男主角迪亞哥。他採取和平抵抗,拒絕以暴易暴──這個立場,正是數年後卡繆和沙特論戰爭執的重點。


圖|Photo Credit ©Jean-Louis Fernandez

但迪亞哥並不是華格納筆下的天真英雄,生來無懼。他的無懼是自我錘鍊出來的。他曾在脆弱無助時逃到女友家,被女友的法官父親驅趕,於是憤而挾持了一個小孩。這對羅密歐與茱麗葉般的情侶,還經歷了比父母反對更為激烈的難題:當迪亞哥染上瘟疫,女友是要生死與共,還是斷尾求生?領導民眾反抗的迪亞哥,更在女友垂死之際,忍痛拒絕瘟神的交易,留下來與市民一起戰鬥,但卻換來心上人死亡的後果。


圖|Photo Credit ©Jean-Louis Fernandez

迪亞哥為何無懼?因為他看透了瘟神就是以恐懼來綁架民眾。利用民眾的懦弱,讓他們互相殘殺。當民眾一度奪走女秘書手中的生死簿時,立刻暴露出權力慾的劣根性──有人立刻想要處決自己看不順眼的人。瘟神冷笑著挑釁迪亞哥:「他們自相殘殺就夠了!你認為這些人值得你拯救嗎?」迪亞哥卻神智清醒地回答:

他們若是有殺人的那天,也不過是瘋狂一小時。而你,你是依照法律和邏輯來屠殺。不要嘲笑他們低垂的頭,因為多少世紀以來,恐懼的彗星總在他們上方劃過;也不要譏笑他們畏懼的樣子,因為多少世紀以來,他們死於非命,他們的愛情也被摧殘。

對於卡繆來說,平民百姓即使犯錯,也情有可原。罪不可赦的,乃是系統性的犯罪,也就是國家暴力的罪過。(延伸閱讀:《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你必須參與,最壞的年代才可能變成最好的年代


圖|Photo Credit ©Jean-Louis Fernandez

與迪亞哥形成對照的,其實並非瘟神、也非法官,而是一個叫「納達」(Nada,西班牙語「空無」之意)的虛無主義者,簡單來講就是一個酸民。他懷疑一切、否定一切,面對世事,無不嘲諷,看不慣加害者、也嘲笑被害者。對他來說,善惡沒有高下、生死也沒有差別。結果瘟神一來,他立刻變成扈從,甚至幫兇,還發明種種狡獪的統治伎倆來折磨民眾──例如核發「生存證」,要求民眾提出理由,證明自己值得生存。

透過納達這個人物的塑造,卡繆展現對「平庸之惡」──尤其是知識份子平庸之惡的批評。一個沒有價值信念的人,看似超然獨立,睥睨一切,但在卡繆眼中,反而最容易見風轉舵。納達的變化,在劇中比情侶主角的道德選擇,更令人怵目驚心,也更引人深思。這樣的典型,正如他自己的小說《異鄉人》的主角,是個忠於自我感受、卻不在乎外界的人物。但在《圍城》中卡繆卻重新反省,指出在面對巨大道德考驗時,虛無主義者也極可能不堪一擊。就這層意義而言,《圍城》呼喚的反抗動能,在卡繆的思想歷程中,不啻為一重大轉折的印記。(推薦閱讀:人性的惡之華!《目擊者》:「最後一頁最可怕,千萬別翻開」


圖|Photo Credit ©Jean-Louis Fernandez

《圍城》1948 年的首演在當時頗受批評。一部份原因是劇本將統治者高度象徵化,似乎將權力濫用的成因推給外來者,而豁免了每個人對時局敗壞的責任。但是今天回顧,正因其象徵化而擺脫了二戰經驗的束縛,成為今日的多重映照:民主國家政府被政商結盟操控、極權國家政府則實際掌控媒體與人民的行動,無論哪種社會型態底下,人民仍然無法得到真正的自由。要不要反抗?如何反抗?為何反抗?《圍城》提供了一個清晰的參考座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