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街頭出現真實版《使女的故事》,女性為生育自主與墮胎權走上街頭抗議。

一群女士身著血紅斗篷、純白頭罩,在悠悠藍天下格外奪目。這一幕出現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她們不是在拍戲,而在示威。

兩個兩個並排,低著頭列隊前行,把小說裏的情節模仿出來。

無言無語,卻是對社會一齣深切的控訴。


圖|作者提供

以上場景所呈現的小說情節來自加拿大女作家 Margaret Atwood 於 1985 年出版的小說《侍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該書改編成同名美劇,去年上映第一季立即掀起全球狂熱,橫掃最佳劇集等多項艾美獎,連帶原著小說一躍成為全球暢銷書。該書將故事背景設定於 2020 至 2030 年間,描述美國經歷內戰後,基督教原教旨主義激進份子發動恐怖襲擊,弒殺總統奪權,建立極權的「基列共和國」(Republic of Gilead),使美國演變成一個宗教極端保守的父權社會。


劇集中,侍女的紅袍白頭罩已成為示威象徵。(Hulu)

血色子宮般的產子機器

基列國的女性權利遭徹底剝削,失去一切自由,也不能擁有名字。在環境污染導致不育的情況下,仍具生育能力的婦女被分派到主教家庭,稱為「侍女」,須定時在夫人面前與主教進行性交儀式,只有產子才有機會生存下去。劇中女主角就是一名叫 Offred 的侍女,意即 Of-Fred(屬於主教Fred),唸起來也似 offered(奉獻)一詞。侍女穿血紅色衣服,讓她們無法逃跑,也如同女性子宮一樣象徵生育,白頭罩是仿照荷蘭女僕的模樣;夫人則穿珊瑚藍,代表聖母。不育的女性被稱為「unwoman」,會被送到殖民區清理輻射廢料。

《侍女》書早在 33 年前就面世,美國影片串流平台 Hulu 的全新改編同名電視劇集,卻使它成了遲來的大熱。不少人認為,劇集剛好在美國進入「特朗普時代」之際上映,顯得相當諷刺,更有指自特朗普當選總統以來,小說的銷售量暴增 200%。劇中許多令人不寒而慄的情節,引起廣泛共鳴,當中最顯而易見的是女性權益。

劇中女性成為生育機器,其實反觀現實中一些較保守的社會,生育權也不盡於女性手上。阿根廷參議院於 8 月 9 日投票,最終否決婦女懷孕 14 周內墮胎合法化,維持原有法則,即除了因姦成孕及母親生命受威脅外,出於其他原因的墮胎手術均屬違法,給這群「侍女」澆了一盤冷水。墮胎合法化一事,近年在當地引起巨大分歧,「擁護選擇權」(Pro-Choice)與「擁護生命權」(Pro-Life)兩派對立,甚或有人形容是阿根廷自由派與保守派的對壘。(推薦閱讀:女人的子宮是國家的嗎?寫在川普簽署全球墮胎禁令後


哥斯達黎加 4 月總統選舉,有「侍女」現身票站。(路透社)

在這個拉丁美洲天主教國家,每年有多達 35 萬宗非法墮胎。據國際特赦組織統計,該國過去 25 年逾 3,000 名婦女因不安全的墮胎程序而喪命,文章開端提及的侍女上街遊行,就是為了爭取女性的生育自主權,不欲成為「Offred」。

不只墮胎問題

類似的「侍女」遊行或「侍女」示威,其實早於去年已在美國零星出現,隨著劇集紅遍全球,示威已無分地域,也不限於女性生育權問題上:除了上述的阿根廷外,倫敦有反特朗普訪英的侍女遊行;愛爾蘭有「擁護選擇權」示威;而在 4 月的哥斯達黎加總統選舉次輪投票時,則有「侍女」現身票站,抗議父權主義及捍衛國家的自由、民主;在 7 月芬蘭首都赫爾辛基的「特普會」外,也見到她們的身影。她們通常都沉默低著頭或是並排地遊行,就似書中描述情節,侍女都被規定一雙一雙地出行,互相監視。

作為小說背景的美國更是處處都見「紅袍子」,Margaret Atwood 在今年較早時一個訪問中說,「我們還沒活在基列國之中,但(美國)已有一些基列國的特徵出現了。」今年 6 月,便有數十名「侍女」在美國國會山莊外遊行,反對共和黨的醫保法案;費城 7 月也有數十名「侍女」,向到訪當地的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示威,示威者不滿彭斯反女性及反性小眾(LGBT)權益的立場,稱他是「現代最危險的反動份子之一」。


美國國會山莊外,「侍女」們亦就墮胎權益發聲。(路透社)

我撰寫小說時,美國仍被視為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的燈塔,是全球的典範。但我們(今日)已身處不同時代,美國與整個世界都變了。我覺得,這是人們認為《侍女的故事》描繪的狀況比初出版時更逼真的原因。——Margaret Atwood

史實虛構結合探究權力

雖然小說在出版的早期被不少書評形容為女權主義的產物,但 Atwood 於 1986 年曾解釋,其小說討論的不是男性壓迫女性,而是「關於權力的探究」(a study of power),「它(權力)是如何運作,如何扭曲或改變那些活在這種政權下的人類」。她筆下的基列國,雖然是虛構的,很極端,但這位 78 歲作家在昔日受訪中說過,書中情節都是參照人類歷史上發生過的事,並非全屬虛構。故此她亦重申其書不是科幻小說,而是推測性小說(speculative fiction),不少人倒認為,它像喬治.奧維爾(George Orwell)的《1984》。

Atwood 以美國十七世紀新英格蘭地區的清教徒(注 1)(Puritans)作為這個故事的基礎,構建了一個把清教主義及保守主義推到極致而建立的世界,因為她父母兩邊的祖先都是清教徒。小說橋段參考了其他歷史事件:羅馬尼亞獨裁總統壽西斯古(Nicolae Ceausescu)於 1980 年代為催谷國家的生育率,禁止婦女墮胎及避孕;菲律賓獨裁者馬可斯(Ferdinand Marcos)政權 1972 年宣布戒嚴令及其之後的屠殺;1976 年阿根廷右翼軍政府奪權,500 名孩童「被消失」並配給到軍官家庭—這跟書中情節有相似之處:侍女誕嬰後,嬰兒是屬於主教與夫人的孩子。(推薦閱讀:【性別觀察】人造子宮的近未來,會是女性的新福音嗎?

注 1:十六世紀,英王亨利八世進行宗教改革,除了脫離羅馬天主教廷,也確認了英王是英國教會的最高負責人,但信奉加爾文主義(Calvinism)的清教徒認為英國在宗教改革上不夠積極,信仰上應更虔誠,生活上更有道德、更聖潔。他們被英國教會視為異教徒,這促使大量清教徒從 1620 年起移民至北美洲,並開拓了美國的新英格蘭地區,在普利茅斯與馬薩諸塞灣等地建立清教徒社區。

Atwood 澄清《侍女》書並非反宗教,而是反對以宗教之名推行暴政。在立國基礎中,國家與教會關係密切,所以自 1776 年獨立以來,美國人都拼命地捍衛政教分離。她認為美國「宗教右派」(Religious Right)所推動的終極結果便是政教合一。


Atwood 在 1984 年於西柏林的寓所裏,創作《侍女》一書。(Margaret Atwood)

圍牆下的西柏林作書

Atwood 於 1984 年開始撰寫《侍女的故事》,當時身處的德國柏林正值冷戰時期,在資助下,她跟一些電影製作人、音樂家及作家來到曾被盟軍佔領的西柏林工作。她 7 月接受《福布斯》訪問中憶述,當時的西柏林有如一座空城,很多住宅單位都被丟空了,「人們都不想在這裏生活,因被圍牆包圍了。他們(政府)把外國藝術家帶進城裏,讓居民不覺得被隔絕。」這段在西柏林生活的日子,以及到訪東德、捷克斯洛伐克及波蘭的期間的感受,正是她書中為基列國建構的氛圍,「說的不是內容,而是氣氛。人們轉移話題、害怕跟你說話、不知道可以相信誰等經歷。」圍牆在小說裏也成爲重要元素,除了把基列國與外界隔絕,還充當了示眾的「刑場」,吊死違法者。

翌年,她受聘到美國阿拉巴馬大學工作時,完成了該小說作品,當時已引起很大迴響。1990 年小說首次被拍成電影,然而反應遠不及 2017 年的改編版本熱烈,這也許與今天世界時局發展有莫大關連。「我撰寫小說時,美國仍被視為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的燈塔,是全球的典範。但我們(今日)已身處不同時代,美國與整個世界都變了,我覺得,這是人們認為《侍女的故事》描繪的狀況比初出版時更逼真的原因。」

世界各地在過去一年來,尤其是西方國家,陸續出現侍女式示威,Atwood 不下一次接受傳媒訪問闡釋看法,她認為「侍女」示威已成為一個國際化現象,特別是在女權受威脅或剝奪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