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迷【為你選書】，透過身為「母親」會經歷的各種角色經驗與課題，細看女性從青春期到為人母的煩惱、成長與自我覺醒。
編輯選書原因｜
母親節選書，安・瑪莉・史勞特的《未竟之業》談女性為何要兼顧一切？
為什麼女人一定得在事業和家庭之中做出選擇？難道步入家庭意味著理想和自我實踐的終點嗎？《未竟之業》帶你從不同觀點看「兼顧所有」的困境和可能，兼顧所有從來不是唯一解。
五十年前，當第二波女權運動席捲眾人的生活時，年輕女孩開始相信，她們想要成為什麼樣子都可以。她們成群結隊地從頂尖大學畢業，帶著成績優異的證書，紛紛投入了勞動力市場。但是，越多有才能的女性走上專業職場這條路，就越是讓人沮喪，因為實際上能夠爬上高位的卻很少。
在成年後的大部分時間裡，我也曾把主要的焦點集中在這個問題上，的確，我寫了那篇《大西洋月刊》上的文章就是為了要提出這個議題。然而，從那之後，我開始了解到，把焦點全放在居於高位的女性身上，雖然可以理解是為了想要更多女性能擁有經濟、政治和社會權力，但卻製造了一個扭曲的觀點。這就像是醫生在診斷某種疾病的時候，只單看身體某個部位一樣。
如果最終極的目標是要在社會中達成真正的男女平等，那麼，至關重要的一點就是，我們必須檢視所有女性所處的狀況。
一幅相同的畫面
一旦放大視角，不再侷限於專業女性的職位階級時，這麼做揭露了一種相當不美好的對稱性。我們看到只有少數女性得以居於上位，但同時也看到有更多的女性處於職場的底層。兩邊的統計數據都令人如坐針氈。《財星》五百大企業中擔任執行長官職務的女性，只有不到十五％，而從事低薪工作的女性人口卻有六十二％。結果就是，三分之一的成年女性生活在貧窮之中或貧窮的邊緣。而對單親媽媽來說，前景更為黯淡。她們之中有將近三分之二的人做著完全沒有前景、薪資低廉的工作，不但沒有彈性，更沒有任何福利。
當我們以這種方式將問題的定義擴大之後就可以發現，那些用來幫助女性向上升遷的各種解決方案（其中有些還是我想出來的），根本就不完整。太多女性生活在美國社會的底層，是因為她們不夠努力、太過要求完美或缺乏自信，這種說法根本就似是而非。這些因素在受過教育且擁有美好事業前景的女性身上，也許確實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但這無法解釋為什麼單親媽媽持續在縫隙中掙扎，最終仍窮困潦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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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很可能這些居於上位和位於底層的女性單純就只是活在不同的世界裡，對於是什麼阻礙了她們向上攀升或壓制了她們往下沉淪，各有不同的說法解釋。英國經濟學家艾莉森．沃爾夫(Alison Wolf)指出，從有歷史記載以來，女人始終面臨相同的命運：「無論是菁英還是窮人、愛爾蘭人還是印度人，結婚生子是女人不可缺少的想望。妳可能嫁得好，或不好。妳生下的孩子可能會平安長大並照顧妳到終老，或者不會。無論最後如何發展，身為女人，終此一生，妳都被這條鎖鏈牽制。」她在她的書《女力時代：改寫全球社會面貌的女性新興階級》（大塊文化，2015 年）裡如此寫道。她極力強調，女人之於這個時代已經有了相當大的不同，「身為女人」這件事已經不再是個定義某種共通經驗的類別了。
我不質疑沃爾夫的資料，但仔細端詳有關女性居於上位或處在底層的刻板事實，她們那看似天差地別的人生經歷，卻開始漸漸融合成一幅相同的畫面。一旦看到了這個畫面，那就像是在看一幅由不同顏色的點所組成的印象派畫作一樣，只要向後退一步，突然之間你就看懂了畫中的景象。從這個正確的制高點來看，所有點組合起來形成了一個畫面，呈現出我們看得懂的景色，可能是一場午宴，或是一片花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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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這個畫面的關鍵是兩種互補的人類欲望，一是在這個人人追求個人興趣的世界中追求自己理想的欲望，另一則是照顧他人，一種以他人福祉為優先的欲望。這是兩個驅動男人與女人的重要欲望。人類學家、社會學家、心理學家，現在還多了神經學家，都在研究我們大腦中不同的欲望會帶來哪些幫助人類存活及進步的行為。我們與彼此競爭，努力要超越他人，因此推動了創新與改革，但同時我們也是社會的動物，需要與他人建立關係並相互連結，如此才能茁壯地繁衍下去。人類學家莎拉．布萊弗．賀蒂（Sarah Blaffer Hrdy）觀察到，能去關懷陌生人的這個舉動，是人類獨有的特性，「和語言與象徵性思維相同，具有這種同理心的能力，正是人類的標準行為。」確實，這就是「人之所以為人的特質」。
假設要在這個只獎勵其中一項、卻懲罰另一項特質的社會中，將所有苦苦掙扎於想要結合競爭與照顧這兩種欲望的女性團結起來，該怎麼做呢？而如果說，這是兩種同等重要而且不可或缺的欲望，又何以如此？認為製造收入比提供照顧更重要，這根本說不過去，就跟認為白人比黑人優秀、異性戀比同性戀優秀，或是男人比女人優秀一樣沒有道理。競爭產出金錢，但照顧卻能產出人類。
仔細想想，我已數不清有多少女人曾形容，從她們離開能賺取收入的工作回家照顧小孩或其他親人的那一分鐘起，她們就成了隱形人。針對這一點，社會學家潘蜜拉．史東（Pamela Stone）引述了馬耶夫（Maeve）這位五十二歲卸任律師的話：「感覺就好像突然之間，我這個人不存在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六個月前我還在美國聯邦檢察官辦公室裡處理那些動輒觀瞻的大事。我的名字還曾登上《紐約時報》⋯⋯。但現在，我誰也不是。」
「誰也不是」。換句話說，如果你只做全心照顧他人這一件事，相較之下似乎比不上賺錢重要，你就會認為自己不是一個有價值的人。
正是這種對照護者的貶低和歧視，像一條線般，將居於上位以及淪於底層女性的生活經歷串聯起來。如果一位前途看好的年輕女律師或銀行家選擇提早下班回家陪孩子一起吃晚餐，如果她選擇兼職工作，或是暫離職場一小段時間成為全職照護者，她很快就會被踢出這場競賽。也就是說，失去競爭高位的資格。而如果她在此時此刻退出職場， 之後還想要重新回到職場的話，她花在照顧家人的時間將會成為履歷上的黑點、一個她無論多努力都無法遮掩也無法解釋的大洞。
現在，我們來看看那些在底層生活的女性。她很可能是單親媽媽，沒有選擇的餘地，她只能成為家中唯一的收入來源和照護者。美國有一半的單親媽媽一年的收入低於美金兩萬五千元。與其他高收入國家的單親父母相比，美國單親父母的貧窮比例最高， 而且他們的薪資保障措施也最差。
像這樣的統計數字提供了一份簡明的摘要，說明了大部分人的生活，且讓我們將之牢記在心。芮妮．席爾(Ranie Sherr)是位住在賓州南史坎頓、育有兩個孩子的單親媽媽，她每個月所賺取的是基本工資。因為要照顧小孩再加上二○一三年的漫長冬季致使她在冰上摔了一跤而受傷，芮妮在一周內曠職了四天。「之後我收到的薪資單上，工作時數只有七個半小時。」她這麼告訴《史坎頓論壇時報》的記者，「我不知道要怎麼活下去。」
瑪麗亞是羅德島普羅維德斯的單親媽媽，她在工廠工作，每小時的時薪是美金七． 四元。如果她因為兒子生病而得請假一次，他們在接下來的兩周內都不會再排她的班， 等到最後他們願意再讓她回來上班之後，也會減少她的工作時數。她告訴美國都市研究所的研究員：「我甚至連去上廁所的自由都沒有。你一天之內不能去上超過兩次廁所，不然，他們就會對你大吼：『你跑到哪裡去了？動作快點！』這實在是太誇張了。而且你去上廁所時他們會盯著你，還會跟著你到廁所去。『動作快點！動作快點』、『你累了嗎？在這裡沒有資格累！』」最後她丟了這份工作，而且跟著也失去了接下來九個月的保姆安排。她現在找到了新工作，老闆比之前的好，但她的薪水還是很低，而且能照顧兒子的彈性也很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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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社會的角度來說，我們認為芮妮和瑪麗亞賺錢養家很了不起。確實，在柯林頓總統任內的美國福利政策改革，就是為那些家裡有小孩要養的受惠者所設計的，稱為「家庭養育補助金」，其中絕大部分都提供給了單親媽媽，她們只要去工作就能享有這個福利。這很公平，如果你跟我一樣認同這個以工作價值來維護尊嚴的作法。可是為什麼我們無法認同照顧其他人也應該得到同等的尊嚴和價值？特別是當這些「其他人」是國家未來的中流砥柱呢？柯林頓總統希望的是新工作福利必須搭配托育照護的資源，好讓女性能夠放心去工作。然而直到今天，我們還是沒有提供負擔得起的托兒照顧、學齡前教育，以及課後照顧計畫來補足這個兒童照護的缺口。我們也沒有提供任何一個員工都有可能在孩子生病時可以使用的有薪休假。結果導致一個需要養育孩子的母親，必須湊合著使用既不穩定又不值得信賴的托兒系統，而這種不穩定也嚴重地牽制了她在工作上好好發揮的可能性，更別說要擺脫貧窮了。
對一個中產階級的家庭來說，這種苦於平衡照顧家人與賺錢養家的掙扎，是每天必經的磨難，同時也是讓他們陷入貧窮以及宣告破產的引爆點。伊莉莎白．華倫（Elizabeth Warren）和艾蜜莉亞．華倫．提亞吉（Amelia Warren Tyagi）在《雙薪的陷阱》（暫譯；The Two Income-Trap）一書中，描述了一個受過大學教育的人資專業人士，蓋兒．普查(Gayle Pritchard)，是如何因為離婚而淪落到破產的下場。
靠她自己一個人美金四萬六千元的年薪，全家人居住在一間小房子裡，她仍無法負擔房貸，而她的前夫支付給孩子的贍養費金額也不多。普查的故事實在太常見了，一點也沒錯，「是不是母親這一點已經成為最好的指標了，由此可以判斷，那些沒結婚的中產階級女人最後是不是會落得破產收場。」（再次強調）這些母親在孩子長大之後，仍然繼續為此付出代價。安．格里特丹 ( Ann Crittenden ) 特別提到，因為沒有支薪的家庭照顧工作並不被計算為社會安全保險的點數，也不算在其他的社會安全保險範圍之內，所以全職母親是「老後貧困最大的風險因子」。
那些可以請假或是選擇更彈性的上班時間來配合照顧家人的幸運女人，或許得放棄升遷的機會，以及放棄那些引領她們念完大學和研究所，並一路陪伴她們進入職場的閃亮夢想。而身為家庭收入主要來源以及照護者的窮困女人卻會發現，自己陷入更暗無天日的深淵之中，不知道該如何養活家人。對於讓自己脫離從小到大與之為伍的貧窮，並為孩子創造更好的生活，她們通常不抱任何希望。如果不想辦法盡量縮小這些女人彼此生活之間的差異，那麼，她們全都得為照顧自己心愛的家人而付出代價。
不重視照顧的價值是問題的根源，而更深層的問題則助長了社會中多重面向的扭曲和歧視。當我們睜開雙眼改變視角，把焦點放在競爭與照顧，而非女人與工作的議題上，我們就會看見新的解決方法和新的同盟關係。打開一扇通往進步與改善的門，照顧議題可以成為一種新的政治訴求，女性也能因此而團結一致。